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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在中国,是如何彻底解禁的? | 短史记

来源:微精选 编辑:admin 时间:2018-11-21 10:15

文 | 谌旭彬


“在中国,多达一万个公司发行了股票,现在上海、北京、沈阳以及其他省会城市都有了股票市场。中国的一位著名的经济改革提倡者预言:‘到1995年,几乎所有的国营公司都将发行股票,而这些股票将公开地在中国各地的交易所上买卖。’”①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1989年9月2日,对中国“股票热”的一段描述。


图: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关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文章,引起了中国的注意


“多达一万个公司发行了股票”的说法有些夸张了,实际数量大概只有6000家,且90%属于债券化股票。但1989年的中国,“股票热”已初见端倪,确属事实。


在深圳,这年2月,万科企业面向社会发行的2800万元普通股票被一抢而空,其中有1000万“特别人民币股”由境外投资者购买。


在上海,这年7月,号称“中国第一散户”的杨怀定首次进入股市,从静安证券门市部买入了2000股真空电子,每股面值100元,实售91元;约一年后,真空电子每股最高价涨至500.19元,“杨百万”的绰号开始在江湖上流传。②


图:1986年特批成立的静安证券业务部柜台,主要办理“小飞乐”和“延中”两只股票的交易


不过,这种热度,仅限于少数几个改革前沿城市。


在江苏淮阴,1989年获准发行的3000万元铁路股票,陷入了无人购买的困境,政府连续三年“广泛发动群众”,也只卖出了半数。


在辽宁沈阳,金杯汽车发行的1亿元股票,同样乏人认购;1988年9月,公司出奇招,派人跑来北京,把招股章程贴到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国家体改委大院,希望体改委的干部起示范作用,提升民众对金杯股票的信心,结果仍以惨淡告终。


据参与其事的李幛喆回忆:


“发行工作不理想,其原因一是机关干部都不懂股票……我和发行人员对每一位过来看的人和不过来看的人打招呼,反复解释,希望他们买点。现在想,有点像地摊上的小贩。二是当时人们手中余钱都是少得可怜。我记得我当时银行存款不足2000元,要拿出100元买一张前途叵测的‘纸’,还真得掂量掂量。我还算懂点股票,当时却因这原因没买,更何况那些不懂得股票的人呢。……到下午三点左右,股票总共没卖出多少股。我和两位发行人员无精打采地瞎侃,消磨时间。就这样,整个发行工作基本上是在冷冷清清中收盘了,总共约卖了2.7万元。”③


图:1988年公布的金杯汽车股票招股书


北京体改委大院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


再往前回溯。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发行股票79.5万元,推销员们必须手持股票,拿着半导体喇叭上街拉人:


“喇叭里传出的声音透着底气不足的嘶哑,自个儿听着都觉得别扭。好像鼓动人家买股票是想着法算计着人家的钱包。”“在别人眼里,那仿佛是一场逼人跳楼的阴谋……”


最终,这79.5万元股票,在“响应组织号召”的悲壮气氛中,由党员、干部“带头牺牲”,才勉强认购完毕。④


民众的犹疑,与没有钱、担心赚不到钱自然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对政策的担忧。


图:1986年11月,邓小平会见约翰·凡尔霖。


1986年,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的约翰.凡尔霖(John J. Phelan, Jr.)来华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获邓小平接见。


凡尔霖送给邓小平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贵宾徽章,拥有者可以畅通无阻、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地方——按照美联社1986年11月16日的报道,在此之前,“里根总统是唯一一个持有此类通行证的人”⑤。


礼尚往来,邓小平回赠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的股票,使凡尔霖成为“中国的第一位外国股东”。


图:1984年发行的上海飞乐公司股票样式


因为股票上的名字是周芝石(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凡尔霖特意更改了行程,决定率助手和媒体记者,先从北京飞往上海,将这张股票过户到自己名下,然后再从上海飞回美国。


为营造新闻效果,将这张价值50元人民币的中国股票,与“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市场化”这一主题连结起来,这位“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的总裁”,自费2000美元,在上海租用警车开道,前往“世界最小的证券交易场所”静安证券业务部,用一种非常高调的方式,办理了过户手续。⑥


图:1986年11月,约翰.凡尔霖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过户手续


但即便是这种示范效应,也尚不足以消弭民众对股票与证券的政策忧虑。


1988年,杨怀定发现,因银行间的信息不同步,从合肥购入国库券,再携至上海卖出,可以赚取相当可观的差价,遂借钱走上了买卖债券的“杨百万”之路。


这种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投资方式,让杨怀定提心吊胆,挣得越多就越惶恐,越担心被归入“投机倒把”。


最后,他终于忍不住,跑去圆明园路的人民银行直接询问:“现在开放国债交易,我到外地去收购国库券拿到上海来卖掉,这样可以吗?”银行不置可否,反问他:“你觉得呢?”


杨怀定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回复。无可奈何,只好拿《金融时报》上登载的“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的句子给自己壮胆。⑦


图:1993年,《扬子晚报》关于“杨百万”的报道


也是在1988年,沈阳金杯公司在国家体改委大院兜售股票以惨淡收场后的第三天,即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们的兜售活动,文章称:


“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汇集了很多人,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有买过的东西——股票。”


但只过了三天,14日,《人民日报》又刊登“重要更正”,强调之前的新闻“是一篇完全失实的报道。经查,中南海国务院大院没有允许任何企业前往出售股票,中南海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务院工作人员购买股票。(笔者注:国家体改委大院与中南海很近,但确实不在中南海内)”


这份“重要更正”,吓得几位购买了金杯股票的体改委干部,立即退回了股票。


图:《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中南海里购股票》


这种政策上的模棱两可,有着经济学方面的考量。


1985年夏,一批中外经济学家聚集在长江三峡的豪华客轮“巴山轮”上,共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计,史称“巴山轮会议”。


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James Tobin,极力主张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制,却也强烈建议“中国在20年之内不要开放股票市场”,理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资本市场有很大的风险”,不可对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看法,得到了许多与会学者的认可。⑨


图:经济学家James Tobin(1918~2002)


1989年9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评论中国的“股票热”时,也曾援引剑桥大学经济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者希望通过股票市场,将资金“引导到那些能最充分地利用这些投资的公司”,但这很可能是一个蹩脚的主意:


“所有这一切也许都是一厢情愿……引入股票市场并不能达到改革者们希望的目的,它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毕竟,中国当时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此时启动全国性的股票交易市场,相当于早产。


不过,真正有力量的反对意见并不在此。


据龚浩成(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披露,1989年决策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时,主要的反对力量共有四种:


“第一,(有人认为)证券交易所的建议是把公有财产分散了,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


第二,银行有意见。……银行方面认为,原来的企业存款和人民群众的存款都是集中在国家银行,……如果建立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人民群众的存款就都拿去买股票了。……


第三,有人反映证券买卖像赌博一样,运气好,一夜成为富翁;运气不好,股市跌下来股民承受不了打击可能就跳楼了,因此证券买卖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有些同志认为搞证券交易买卖就是培养新一代的资产阶级。……总而言之,这些方面给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⑩


而最终之所以能够顶住这些压力,在市场经济尚未成型之前,于1989年着手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如龚浩成所言:


“必须承认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非常明显,通过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表明我国要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 ?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中国首次有了自己的股市。


图: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


不过,对散户杨百万来说,1990年仍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年份。


他曾回忆:


“因为姓社姓资没解决嘛。……当时有人要打击我,有人要支持我。……所以,1988年到1992年,我在上海是敏感人物,虽然我上了福布斯,上了《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但是国内报纸没我。”?


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如此谈及股票: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杨百万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大体放了下来。


图:1992年,上海股民挤爆了证券公司营业厅的柜台


也是在1992年的春天,受股价持续上涨的刺激,沪深两地股民总数,终于来到了百万级别。


稍后的5~12月份,上证指数将从1429点暴跌至393点。


在这场“中国股市第一次大熊市”里,他们将首度体验到财富瞬间暴增又瞬间蒸发、如同“过山车”般的剧烈刺激。


图:截至2016年1月底,中国股民已突破1亿人


注释

①《共产党人应当有一个股票市场吗?》,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9年第37期。

②蒋铁柱、朱海根/编,《股票上市公司:上海、深圳最早上市公司介绍》,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第72~74页。

③李幛喆,《终于成功——中国股市发展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105~107页。

④刘宏伟,《股票来了》,《炎黄春秋》1992年第8期。

⑤http://www.joc.com/maritime-news/deng-gets-honorary-pass-unlimited-wall-st-access_19861116.html 

⑥龚浩成/口述、陈岱松等/整理,《上海金融改革往事》,中西书局,2013,第42~45页。

⑦姜文泽,《改变: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第149~150页。

⑧李幛喆,《终于成功——中国股市发展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108页。

⑨吴敬琏,《吴敬琏文集(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965~966页。

⑩龚浩成/口述、陈岱松等/整理,《上海金融改革往事》,中西书局,2013,第51~52页。

?同上,第51页。

?《“中国第一股民”杨百万:改革开放最大好处是有了证券》,收录于:新京报,《日志中国:回望改革开放30年》(第3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第29页。

?邓小平,《证券、股市这些东西要坚决地试》(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收录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融工作文献选编 1978-2005》,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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