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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将不涉及后世诸多先贤对《易经》的演绎拓展，而是直接追溯到华夏文化最早期《易经》的纯粹源头，一同领略华夏文化的那些非凡特质。
一、祖先艰难求生路
我们通过研究大量的历史典籍，发现了华夏文明起源的秘密——天文学。
为何是天文？
只因要制定历法以指引农事生产。
我们的先祖从采集到渔猎，最终定型于农业文明。我们会惊觉，这恰是一条摆脱不确定性，迈向生存确定性的光明坦途。
以采集为生时，哪里有可供采摘的树林？树林中何处有野果？哪些野果可食用？这一切都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
早期的华夏族先祖无法拟定一个计划，能确保一年到头稳定采集到所需食物，更无法制定类似明年食物产量较今年翻倍的规划。所以，他们只能随季节不断迁徙。
渔猎为生亦是如此，到哪里捕鱼，在哪座山里打猎，无法每次都稳定找到食物来源。可能今天猎获两头，明天十头，而后连续十天一无所获。这种生存方式太过被动，风险极大。
作为男性同胞或是部落首领，压力如山。每次兴冲冲出去打猎，却常空手而归，有时甚至大腿胳膊被猛兽卸掉一个被抬回，总是饥一顿饱一顿。
男性同胞在外闯荡，也是要面子的。身为部落首领，就更要面子，大家都跟着你混，结果天天饿肚子，受伤了还无法医治，这怎么行。于是，获取食物的渠道、医疗保障水平、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工具等，都亟待提升。
这些需求都倒逼着首领想办法，首领压力与日俱增。
当然，我们华夏族的首领没有让人失望，其成果似乎也与历史上记载的诸位圣王功绩一致，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医药，改进了生产技术等等，伏羲、炎黄、尧舜禹等都是如此。
一切的生存压力都驱策着我们的先祖，必须探寻宇宙自然的恒常规律，而后用以指导行动、预测未来。
二、重归华夏祖先怀
不难想象，上古时期我们的华夏先祖年复一年的生活画面：
太阳每日固定从部落旁那棵大树的方向升起，天渐亮。鸟兽肆意鸣叫，部落旁的那棵树，总是随气候周期性发芽开花、成熟结果。
族人在天气晴朗时，会共同采集劳作、捕猎进食，有时捕猎后回家的族人会少一两个，那都是遭野兽袭击，先祖同样经历着族人的降生与死亡。
有时，在一个惬意午后，他们吃饱后躺在草地晒太阳。没多久，天气偶尔会突然起风下雨，闪电打雷，有时也会有洪水袭来，冲毁部落，有时天气会异常干旱炎热，需躲进山洞纳凉。
在夜晚，月亮也是周期性阴晴圆缺，很久以前听族人谈起日食和月食，如今有幸再次碰到。
从以上诸多生活场景中，我们抛开现有知识，设身处地回到千万年前的华夏先祖身旁，便会同样发现，这些事情的规律性和确定性有着巨大差别。
第一等，太阳的升降与昼夜交替，月亮的朔望圆缺，这两个规律性排在最前，似乎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除了多云下雨外，必定规律性发生，简单可预测，屡试不爽。
第二等，气候的周期性冷暖交替，草木的周期性发芽开花结果凋零。这两种规律紧随其后，似乎同样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冷暖交替似乎还和太阳的运动有关。但这种具体联系和规律，在圣人发现之前，依旧模糊不清，似有似无，昏暗不明。
第三等，何时起风、打雷、下雨，洪水干旱，起风打雷似乎和季节气候有某种关联，洪水干旱就比较难以捉摸，周期性规律性远不如太阳东升西落、月亮朔望圆缺那么显著。
第四等，就是外出捕猎时，族人何时被猛兽袭击致命而离世，族群的长者何时离去，这也毫无周期性规律可言。
基于此，我们华夏族的先祖，首先就将目光投向了头顶那片天空，投向了日月和星辰大海。
三、天文地理紧相依
真正而长久的文明，为何必须锚定天文？
只因只有天文，才是相对永恒不变的，那种周期性和规律性塑造的确定性才是值得锚定的。
把确定性锚定在部落前的一棵树行不行？
当然可以！
但树一旦被雷劈死，文明怕是要坍塌。就像有些民族，把文明锚定在一座山上，认为世界宇宙都围绕那座山在转，这太危险了，万一地震把那座山震塌了，信仰坍塌了，人还怎么活？
所以，我们华夏族的祖先，将目标锁定在天空，并运用圭和表等极其原始简陋的天文仪器，通过观测日影，确定了东南西北等方位。进一步确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关键节点，且弄清楚了一个回归年的天数约 365 天多一点，以及一个朔望月的天数为 29 天半左右。
而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再细分，就得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再进一步细分，就推演出二十四节气。
通过日月观测等天文制定的历法，虽划分出了时间，但这还没完。这只是天文运动周期的时间划分，单纯的天文运动周期和纯粹的时间划分，无法与我们的生活挂钩，就如假设有一个原子钟，每秒都十分精准，但与我们生活感知的日月星辰等天象不符，与我们生存的环境气候对应不上，也是没用的。
所以，我们华夏族的先祖，将依靠天文制定的历法又与当时生存环境中的季节气候、时令节律变化紧密相连。于是我们的华夏族的祖先将一年二十四节气中每一节或一气对应三候，一共七十二候，各候均以一个物候现象相应的规律诞生。古人总结出的现存于世的“七十二候”，就是根据黄河流域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等编写而成，用以说明节气变化，作为黄河流域农事活动的依据。
例如春分：初候，玄鸟至；燕归来。二候，雷乃发声。雷者阳之声，阳在阴内不得出，故奋激而为雷。三候，始电。电者阳之光，阳气微则光不见，阳盛欲达而抑于阴。其光乃发，故云始电。
例如立夏：初候，蝼蝈鸣；蝼蛄也，诸言蚓者非。二候，蚯蚓出；蚯蚓阴物，感阳气而出。三候，王瓜生；王瓜色赤，阳之盛也。看到自然界的燕子来了，开始打雷闪电了，地上的虫子开始鸣叫了，蚯蚓出来了，什么花开了，果实熟了，就知道现在对应一年中的哪个时间，不用看日历，不用看手表时间，人直接与天地自然相连接。
古人观测天文制定历法，其目的不是为了制定历法本身，而是为了观象授时指导农业生产。
古人的头抬得再高，也离不开脚下的土地，和地上生存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规律。
于是，我们发现一部《易经》在讲天文历法，配套的，就有一部《山海经》与天象观测对应在地理上的内容。
所以《山海经》不是一本讲志怪的书，而是配合天文历法兼顾地理的书。当然，天文的观测，是从最简单的日月开始的，逐级发展到五大行星，以及三垣二十八宿的。
华夏族的先祖，是从粗略的观测，制定粗略的历法，而后历经诸圣先贤，不断以毕生精力投入到天文观测和数据收集与历法校正的事业中来，才有了我们这个民族从不间断的文明延续和发展。
四、历法诞生与演变
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感受四季的更迭，心中是否曾泛起过对时间流逝的思索？
为什么古人崇拜“北斗绕极”？
因为它正是一个浓缩的春夏秋冬四时模型，映射着一年中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
这一发现，标志着人类首次对天地日月周而复始的运动规律有了理性的认识。从此，我们不再是被动的、蒙昧地生存，而是能够主动地预见未来，趋吉避凶，开创出一条理性的生存之道。
其划时代的意义，远超乎登月、上火星之类的壮举，即便是颁发亿万个诺贝尔奖，也难以彰显其深远影响。
有了春夏秋冬四时的模型，古人可以预测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御寒或耕作的准备。他们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获，让农事生产有了科学的指导。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对天地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从河图到洛书，他们发现八个方位更加细致地描述了从冬至到夏至，春分到秋分的四季变迁。而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四个节点，更是将一年的周期性运动细化到了极致。
然而，这还不够。伏羲一画开天，将世间万物从混沌的太极中分离出阴阳两极。
他洞察到，阴阳互作是万物生成的根源，而四时变化正是阴阳此消彼长的结果。于是，他进一步推演出了四象——夏为阳之极致，冬为阴之极致，春秋则是阴阳交错的过渡。
但四象依然无法精确指导生活。古人渴望知道具体哪一天播种，哪一天收成，以求稳定高产。这一需求促使伏羲将河图洛书进一步推演为先天八卦。他在四象的基础上，将阴阳二气进一步细分，以三个阳爻代表夏至，三个阴爻代表冬至。从乾卦到坤卦，再从坤卦到乾卦，天地阴阳在此消彼长中循环往复。
而八卦的推演并未止步于此。除了八个关键节点外，还有24个爻位，它们将一年细分为24个部分，即24节气。这是古人对天地阴阳运化规律继续推演并精细化的结果。它使农事生产更加精准，让人类生活更加稳定。
有人说华夏文化在商朝时仅有四个节气，周朝时发展到八个，直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才完全确立。
但这一说法过于保守。事实上，早在炎帝神农氏的时代，人们就开始大面积种植五谷，这需要精确的历法来指导农事生产。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二十四节气的概念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萌芽。
华夏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发现植物生长的规律、驯化高产作物、修订历法……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他们不是首次发明了农业种植，而是不断改进和提升农业生产技术，让华夏文明在农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历法的诞生与演变是华夏文明智慧的结晶。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来、把握自然规律、指导生活生产。正是这一智慧之光照亮了华夏民族前进的道路，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在探寻华夏文明的璀璨历史时，我们常会遇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
华夏族早期的历史并非始于文字记载。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先进技术和文明的发现与运用，因为历史与文明的发端，往往超越了文字的束缚。
有些疑古派学者，总是试图以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作为唯一的历史证据，来否定那些尚未被文字记录的岁月。这实则是一种狭隘的研究和理论误区，他们似乎执着于寻找那些本就不易找到的东西，而忽视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历史与文明依然蓬勃发展。那些无字的岁月，并非空白，而是充满了智慧与创新的火花。正如农业的成型，并非始于文字记载，而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之道。
当结绳记事或画图做记号的方式无法满足族群大规模扩张的需求时，人类智慧的火花再次闪现。
伏羲的八卦，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它不仅是一部蕴含天文历法的宝典，更是一部指导生活的智慧之书。
想象一下，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伏羲的八卦被分发到各个部落之中。部落首领们接受了简单的培训，学会了如何根据太阳的升降来标记爻位。每当太阳升降15次，他们便在相应的爻位上做出记号，提醒族人何时播种、何时收获。
一年下来，24个爻位被逐一勾画完毕，便换上一份新的八卦图继续记录。若有误差，各部落首领便齐聚一堂，共同校对更正。这样的系统不仅精准地指导了农业生产，更加强了部落之间的联系与沟通。
更神奇的是，八卦不仅是时间的指南，还是方位的图谱。它指引着不同部落之间的交通往来，让人们在广袤的大地上行走不再迷失方向。
华夏文明的曙光，就这样在无字的篇章中绽放。那些看似简单的符号，却蕴含着无尽的智慧与力量。它们见证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伟大历程，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五、六十四卦启民智
当我们深入探寻中华文化的奥秘时，不得不提及一个伟大的创造——六十四卦。这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源自我们华夏祖先对天地规律的深刻洞察与智慧结晶。
华夏历法，独具特色，乃阴阳合历之典范。其中，阳历关注太阳的运行，以24节气划分四时；阴历则依月亮之圆缺，昭示月相变化。这两者，共同构筑了古人认识世界的时空框架。
然而，古人发现，月亮的圆缺周期与太阳的回归年并非完美契合。朔望月约29.53日，一年12次圆缺，累计仅354日，较一个回归年少了11日有余。这种差异随岁月累积，导致日历与天文现象间的错位。十年间，季节可能偏移；十五六年，便可能出现“六月飞雪”的异象。
为了修正这一偏差，古人设立了闰月制度。每隔数年，便在一年中增加一个月份，使得一年中的天数接近384日——这正是六十四卦与每卦六爻相乘的结果，总计384爻。这不仅是数学上的巧合，更是古人对宇宙规律深刻理解与应用的体现。
因此，六十四卦的诞生，并非偶然。它是为了满足对一年历法精细化要求而诞生的智慧结晶。每一卦，都代表着天地阴阳变化的一个大周期；每一爻，则是这一周期内阴阳变化的细分。
六、华夏文明照未来
六十四卦，不仅是时间的模型，更是预见未来的智慧灯塔。每一卦，都是对天地自然变化的深刻洞察，是古人对宇宙规律的精妙总结。
《易经》原本就是一本关于天文历法的书，它教导我们如何理解自然、把握自然、顺应自然。而后世的《周易》则进一步将人的因素融入其中，使易经的思想更加丰富多彩。
这种理解自然、预见未来的能力，正是《易经》能够指导我们生活的基础。它让我们在春天就能预见到秋天的收获，从而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只要我们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秋天必定会有丰硕的收获。
因此，《易经》不仅塑造了华夏民族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文化品格，更赋予了我们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们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深刻理解和敬畏之心，避免了陷入迷信和虚妄的泥潭。
总的来说，《易经》的思想是华夏文化思想的源头和缩影。它教导我们理解世界、预见未来、脚踏实地、自强不息。这种智慧之光将永远照耀着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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