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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疾病管理的挑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重点一览

慢性呼吸道系统疾病（CRD）是WHO定义的“四大慢病”之一^[1]，常见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支气管哮喘、间质性肺疾病（特发性肺纤维化）和肺动脉高压等疾病^[2]。呼吸系统疾病其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病死率和疾病负担巨大，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为更好地预测并管理CRD，第34届欧洲呼吸学会（ERS）年会中，Theo Vos教授出席此次会议并为大家分享了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数据库中关于CRD的研究结果。

图1 Theo Vos教授汇报

一、CRD的全球疾病负担

Theo Vos教授以一张可视化全球疾病对比图快速展示了GBD 2021的研究结果（图2）。黄色突出显示区域为CRD，在2021年全球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总负担中占比为3.8%，其中以COPD影响最大，其次是哮喘，占比分别为2.77%和0.74%。

 

图2 2021年全球不同疾病的疾病负担

注：包括从1990年至2021年这些疾病负担的年均百分比变化，单位为每十万人的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红色：传染病、新生儿、营养相关疾病以及母体健康相关疾病；蓝色：非传染性疾病；绿色：意外伤害。

Theo Vos教授提到，尽管图表也展示了COVID-19、肺癌以及其他一些呼吸道相关疾病的负担，但总体而言：

①COPD承担了主要的CRD的死亡风险负担，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负担愈发沉重。

②全球七大超级区域*统计得到的结果显示，CRD以80至84岁年龄组为死亡高峰组（图3）。

③在儿童患者（自12月龄起）中，哮喘是最常见的CRD（图4）。

*注：GBD根据流行病学的相似性和地理上的接近性创建了七大超级区域概念：中欧、东欧和中亚；高收入国家（西欧、拉丁美洲南部、北美洲、亚太地区、大洋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中东及北非；南亚；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图3 2021年全球范围内各年龄段死于CRD的人数

注：CRD主要包括COPD、尘肺病、哮喘、间质性肺疾病以及其他慢性呼吸道疾病。图中不同的红色阴影表示不同的疾病类型，颜色越深死亡人数越多。

图4 2021年全球范围内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因CRD导致的伤残生命年数（YLDs）的分布情况

进一步按照七大超级区域进行分组对比观察，CRD在部分欠发达国家地区（如南亚、新几内亚岛）造成了严重负担，Theo Vos教授指出这与空气污染高度相关，后文将进行着重讲解。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这些地区改善CRD的负担呢？

为了探索答案，Theo Vos教授及其团队利用现有的关于影响这些疾病的风险因素建立了一个时间跨度从1990年至2050年的预测模型，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COPD从1990年到2050年的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

综合图5总计数（第一行）和全年龄率（第二行）的统计结果，自1990年至2050年预计将观察到因COPD导致的死亡人数（Deaths）、损失生命年数（YLL）、伤残生命年数（YLD）、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患病率（Prevalence）、发病率（Incidence）都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但是，将数据进行年龄标准化率调整（第三行）后，到2050年死亡人数、YLL预计略有下降，同时患病率和发病率稳定。这表明人口老龄化是随时间变化的更大驱动力（即年龄增长是造成CRD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

Theo Vos教授指出这些预测现在适用于世界上每个国家，未来可以将这些预测与“假设情景”进行结合，探索如何通过应对空气污染、减少烟草使用等措施改善健康状况。这类预测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更具政策相关性的估算依据，然后通过减轻或者消灭部分危险因素以谋求未来更多的健康效益。

二、CRD的危险因素及评估方法

1. CRD的危险因素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Theo Vos教授此次演讲以哮喘、尘肺病和COPD为例进行分析相关风险因素，空气污染（悬浮颗粒）为首要因素，然后依次为吸烟、职业性颗粒物、臭氧、二手烟、低温、高身体质量指数（BMI）、职业性哮喘诱因、高温、职业性致癌物等。

图6 哮喘、尘肺病和COPD的风险因素归因

随即，Theo Vos教授直接展示了另一组结论：COPD、哮喘、尘肺归因于空气污染（室内、室外）的风险比例分别为75%、28%和100%。这意味着COPD与尘肺与空气污染高度相关，而哮喘可能更需要高BMI、职业暴露和吸烟等危险因素来解释。

2. CRD的数据统计与定义

为了帮助更多人更好地利用已有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Theo Vos教授及其团队整理了多个国家及地区提供的数据资源，整理见表1。

表1 数字资源统计

注：YLL，损失生命年数；YLD，伤残生命年数。

大量的数据源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不同数据来源对于疾病病例有不同的定义，混合使用不同病例定义时可能引入测量偏差。为了确保各种数据源之间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以便更准确地评估疾病负担，Theo Vos教授及其团队调整了部分疾病定义并展示了一些涉及到的协变量工具。

部分CRD调整后定义

• COPD：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FEV₁/FVC<0.7。

• 哮喘：医生的诊断、患者过去一年内是否出现喘息症状，以及患者自我报告的哮喘诊断。这种方法试图综合不同的诊断途径，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 间质性肺病参考：索赔或已发布研究中同时包括特发性肺纤维化和肺结节病的研究与只包括其中一种的研究对比。这样的对比有助于分析和解释在不同研究中观察到的数据差异。

• 尘肺病：以索赔为参考，并根据索赔/住院比例调整住院数据。这种调整是为了利用可用的索赔数据来校正或补充住院记录，从而提供更准确的尘肺病发病和治疗情况的评估。

3. CRD的评估工具

以评估死亡数据为例，Theo Vos教授及其团队考虑了环境因素、健康行为、经济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汇总如表2。

表2 死亡相关评估工具

注：SEV标量：综合风险因素影响；HAQi：健康获取与质量指数；SDI：社会人口学指数；LDI：滞后分布的10年人均收入。

基于样本预测有效性的高度自动化和复杂的协变量工具，Theo Vos教授所在的GBD研究团队创建了一系列用于分析CRD数据的模型。

表3 建立CRD研究模型

4. 如何评估CRD的严重程度及分布情况

COPD评估：

• 使用GOLD分类：GOLD分类基于肺功能测试的结果，将COPD患者分为4种不同的严重程度（图7）。然而，这些分类基于肺功能测试的结果，反映不同程度的肺功能受损，而不直接反映症状的严重程度。

图7 GOLD ABE评估工具

注：GOL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FEV₁= 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VC=用力肺活量，mMRC=改良的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困难量表，CAT=慢阻肺评估测试^[3]。

• 医疗支出面板调查（MEPS）：使用基于SF-12健康调查结果的MEPS数据，来评估被诊断为COPD的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相关医疗费用。SF-12是一个衡量患者总体健康状况的工具，可以帮助分析COPD患者的健康质量及其变化。

Theo Vos教授使用上述两种工具对比了两种数据来源，我们可以看出，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如GOLDⅠ级），s即使许多人被认为是无症状的，未来仍有可能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这对于早期诊断和干预非常重要，揭示了使用不同数据集来评估和比较COPD严重性的价值。

图8 两种COPD严重程度分级工具评估结果对比

注：左边是美国2005年的数据，右边是MEPS 2001-2011年的数据。

哮喘评估：

• MEPS数据：到目前为止，哮喘的严重性评估主要依赖于MEPS，这意味着数据可能不完全反映全球或其他地区的哮喘严重性分布。

• 未实施的替代方法：现有的数据和模型假设没有考虑治疗的影响，可能会低估未经治疗状态下的疾病严重性。计划对调查反应进行调整，以匹配对未控制和部分控制的哮喘健康状态的非专业描述，进而提供对哮喘控制状态更精确的描述与评估。

其他CRD的严重程度的评估

其他CRD基本上使用了类似COPD的方法评估严重程度及分布情况。

三、CRD未来展望：GBD2023年更新内容

Theo Vos教授预告将在今年年底公布2023年度GBD工作成果，并在此次会议上提前展示了2023年版GBD中关于CRD的更新内容。

表4  GBD2023年关于CRD的更新内容总结

最后，Theo Vos教授总结目前慢性呼吸道疾病研究的几个关键亟待改进的领域：间质性肺病和尘肺病的流行病学数据、系统化的CRD严重性数据收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支气管扩张症的数据，并建议在病因研究和疾病分类上进行精细化管理（例如区分特发性间质性肺纤维化和肺结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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