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和《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两位外国友人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观察记录，是研究中国历史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世界各国和我们都出版过大量的译本，但是因为相互转译和译者自己删减增添，中间有许多谬误和不准确的地方。《马可·波罗游记》是马可·波罗口述，作家鲁斯蒂谦记录的，它的原件早已不知所踪，而《利玛窦中国札记》在他去世后，被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带回罗马珍藏于耶稣会总部。我们开始创作纪录片《利玛窦》时就想见到这份珍贵的手稿，于是通过国内外朋友的关系，历经半年多的复杂沟通，终于得到了对方的同意。
天主教耶稣会总部位于梵蒂冈一号，对面就是闻名于世的圣保禄大教堂。天主教自创立以来共有268位教宗，现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是唯一一位来自耶稣会的教宗，我们也成为了至今唯一走进耶稣会这个神秘场所的中国记者。
梵蒂冈一号的门很小，外面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住宅，通过门卫严格的审查和安检进入后，才知道它是一个很复杂庞大的院落，里面坐落着许多幢办公、花园、住宅、餐厅和后勤建筑，这里不仅是全世界耶稣会的行政机构，还是从世界各地回罗马公务的耶稣会士的招待所，以及那些从世界各地退休主教们的养老居所，里面的服务人员几乎都是来自非洲的黑人修女。现任教宗办公室主任 Antonio Spadaro先生是此次批准我们采访的人，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很热情地与我们见了面，我们一起谈论了利玛窦的历史贡献，Antonio Spadaro先生对中国人民给予利玛窦高度评价表示感谢，他说就像利玛窦在中国写的《交友论》中阐述的那样，人与人之间最高的境界是互信，互信才能建立友谊，同样道理也应用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及不同的文明，利玛窦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他的时代，而是为我们后代树立了一个榜样。
耶稣会档案馆里面存放着几百年来所有人员的档案和物品，因为涉及到许多个人隐私和重大历史事件，同我们的档案保密制度一样，不得到教宗办公室的批准是严禁查阅的。我们虽然被特许进入拍摄，但是不能翻阅任何一本卷宗，其实就是让我们翻阅也看不懂，那些古代的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就是会这些语言的专家也不能一时半会看懂。《利玛窦中国札记》原件保存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档案馆主任早就调档出来，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捧出库房，将它放在查阅室的一个专门台面上，按照我们的要求用一根专用竹签一页页翻阅。我问他是否还有中国人来这里看过这个原件，主任摇了摇头说至今还没有，我们又很幸运地成为400多年来第一个见到并拍摄这本珍贵资料的人。
这部札记是利玛窦写在一本羊皮封面的笔记本上的，主任指着上面两种不同字迹告诉我们，前面部分是利玛窦书写的，后面是金尼阁补写的，因为他是翻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第一人，金尼阁根据需要增添了自己的观点，删除了许多他不喜欢的内容，所以历史上的第一版就有许多问题，后世各版的问题就更多了。主任还特别强调这本札记之所以能保存这么好，与所用的纸张有重要关系，许多人认为它是日本纸，日本人还为之自豪过，但是经过他的认真研究和考证，纸张就是当时中国制造的纸张，他对中国古代造纸的技术和质量赞不绝口。在札记本中我还发现夹着一张毛笔写的中文纸条，档案馆主任说他们都不知道其中的意思，我仔细辨认出这是当年一位汉阳张先生写给利玛窦的养生心得，利玛窦还为每个汉字标注了拉丁语读音，这应该属于世界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中文拼音，这样说来利玛窦也应该是最早使用拼音的人了。
在这里人们工作一个多小时就要休息，到楼下的咖啡室喝咖啡，我们早就习惯了连续工作，但是他们不同意，只有跟着他们一起休息。喝咖啡时遇到许多退休的大主教们，他们在楼里都有自己的办公室，退休后按照兴趣继续做一些研究工作。这些都曾是在世界各地具有影响力的人，现在成了宗教哲学史、宗教艺术史等方面的专家权威，与他们聊天不仅长了见识，还得到了许多拍摄信息。以后跟他们一起吃饭也很有意思，我们几个无神论者坐着看他们饭前祈祷，而后面对着一摞盘子坐下，修女们上一道菜吃完，就把盘子撤走，下一道菜用下面的盘子，直到剩下最后一个。再以后熟悉了，我们就在院子里溜达，最后干脆到楼顶放飞无人机航拍，梵蒂冈的海鸥们从来没见过这家伙，也想不到还有人敢在这里航拍，追着我们的无人机撕咬扑打，差点搞成了坠机事故。在随后的三天时间里，我们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回国后为专家们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