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唐代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名副其实的文坛祖师爷。
韩愈一生,充满了起伏与变幻,既有意气风发的学问成就,也有仕途不顺的坎坷遭遇。他行文风格直白犀利,为世间不平而鸣,时常与主流观念针锋相对,他是一位愤青,也是一位敢于挑战权威的“杠精”,但也丝毫不影响他,为中国文学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引领后世文风巨变。
苏轼曾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得苏轼如此评价,可谓古今独一份,足见韩愈一生之伟大,一世之传奇!

家道中落,少年苦学

公元768年,安史之乱后的大唐依然动荡不安,文风日渐衰落,儒家思想不再为主流,眼看文坛无以为继,幸好这一年,在河南孟州城,韩愈坠地,他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祖父韩襄曾任过颍州刺史,家族在当时颇有地位,其父对他喜爱有加,寄予厚望。
然而,人生这场游戏里,韩愈的新手期并不顺利。
韩愈尚年幼,懵懂不知事,父亲韩仲卿便早早去世,家道迅速中落,还未到上学的年纪,便辗转到了兄嫂家,转眼就到了入学的年龄,嫂嫂郑氏一心想给他起个既美又雅的名字,翻看书籍左思右想,总是找不到一个合意的。
韩愈看到嫂子为难,脱口而出一个“愈”字,正巧,韩愈长兄名“介”,次兄名“会”,“愈”也以“人”字作首,自是恰当。
韩愈这才有了名字。孤苦的童年经历,成为韩愈人生的底色,让他小小年纪,就格外的自立。
韩愈自幼聪颖,天赋极佳,七岁读书,十三岁能文。
他刻苦自学,立志通过科举出人头地,他潜心研读儒家经典,逐渐在思想与文学上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他在《与凤翔刑尚书书》中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
他注定要做一名愤青,革除着这个王朝的弊端,不管是文坛,还是政坛。

三次落榜,终入官场

然而,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韩愈的科举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公园788年,19岁的韩愈进京首次参加科考,一路赶考,一路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
正是这一年,山西运城,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儿,也在写文章,文风和韩愈颇为相近,他模仿的是先秦散文,他的名字叫柳宗元。
韩愈到了京城,满怀信心参加科考,却不料接连落榜,直到公元792年,韩愈27岁时,终于考中进士,获得了唐朝科举制度下最高的荣誉。
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对韩愈来说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此时的韩愈,雄心勃勃,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作为一个底层愤青,他要拥有发言的机会了。可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按照唐律,高考通过之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韩愈又参加了三次,三次全落选。通不过考试,就无法做官。
同样,在第四次考试,韩愈考上了。
这年秋末,韩愈已经三十四岁,他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他步入京师政府机构的开端。
然而,官场的复杂和残酷,却远超他的想象。

初入官场,广受排挤

辗转考试求官多年,韩愈眼界更加开阔,他亲眼目睹当时的文坛有多浮夸,六朝骈体文盛行,只重辞藻华丽,不重实用性,教育性,连大唐最引以为傲的诗歌也大不如以前了。
作为一个愤青,韩愈不得不发声。
这时期他写的一篇《答李翊书》,阐述了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也是他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文章石沉大海,没有如他所料,一呼而百应。
公元799年,韩愈献上一篇文章给当时权势滔天的太尉李德裕,满怀期望地等待赏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冷遇。李德裕并未对他的文章有任何回应,这让韩愈大为失落。
他在诗中表达了对自己才华无用武之地的无奈:“文章何用,不如归去。”
韩愈并未灰心,他决心通过古文的振兴来改变唐代的文风,为后世留下真正有价值的文字。为此,他提出了“文以载道”的理念,强调文章的真正价值在于传播儒家道义,而不是辞藻的雕饰。
公元802年,他的这番思想在《进学解》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阐述。他写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通过这种朴素的语言,他鼓励学子勤学苦练,反对浮华轻浮的文风。
他还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
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士大夫的诟病,抨击如洪水般倾泻而来,韩愈以文回应,于是,中国历史上阐述师道的伟大名作,诞生了。
没错,就是《师说》。

《师说》出世,文坛崛起

韩愈在文学上的影响力,随着他的代表作《师说》的问世达到了顶峰。
这篇文章写于公元802年,韩愈的愤青品格表现的淋漓极致,对那些耻于相师的士大夫之族以冷酷的嘲讽:“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在文章中,韩愈开篇便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通过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对儒家教育的推崇,还批评了当时轻视教师、尊崇虚华风气的现象。
《师说》是韩愈“文以载道”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认为,教育和文章的最高目的在于传承道义、解惑施教,而不是追求虚荣。《师说》一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许多学子都被他强调师道尊严的理念所打动,这也为韩愈在文坛上赢得了崇高的地位。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力挺韩愈:“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
做愤青,韩愈可不仅仅是键盘侠,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是要有些勇气的。
写完《师说》这一年,韩愈被晋升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身在其位谋其政,对于一个愤青来说,这个职位再合适不过了。

仕途坎坷,拒迎佛骨

尽管在文学领域声名鹊起,韩愈的仕途依旧充满波折。
公元802年,韩愈走马上任,出任监察御史。
在任不过两月,韩愈微服私访,看到饥民遍野,百姓失所,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上报朝廷说,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作为一个老愤青,哪能容得下他人堂皇胡诌,他一怒之下,上书《论天旱人饥状》给皇帝,不料反遭李实等人谗害,于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在职期间与民同乐,并广收学徒,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一时间,政望远播,声名鹊起。
806年,韩愈受召回长安,历任国子博士,方员外郎,中书舍人等官。
817年,韩愈以行军司马的身份,协助宰相裴度,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此时的韩愈,可谓位极人臣,荣耀等身,不仅政坛顺风顺水,连文坛也是独霸天下。他的“古文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他的诗歌成就也不菲,只待光荣致仕,便可荣退故里,颐养天年。
可是,有着愤青本性的韩愈,最是见不得不平之事。
公元819年,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掌管国子监教育,哪一年,宪宗皇帝为巩固统治,决定迎奉佛骨入宫,借此笼络民心,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
韩愈只觉得荒唐,他毅然上书《论佛骨表》,洋洋洒洒,痛斥佛之不可信 :佛者,夷狄之人,其教外异。臣以为陛下不当事此。”
他有意见说说就罢了,他还谏言要把佛骨毁掉: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皇帝喜欢的东西,有意见可以理解,但建议“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这都不是在触碰皇帝的逆鳞,这是在拔天子的鳞片!
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韩愈以极刑,幸亏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韩愈逃过死刑,被贬为潮州刺史。
此时的韩愈,无异于从天上掉到地下,他把满心苦闷和失意诉诸笔端: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此时的韩愈已抱定必死之心,就算是死,他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自己一个愤青的立场。

被贬潮州,政声显赫

潮州,位于岭南,是一片远离中央权力中心的荒蛮之地。
当地百姓生活困苦,韩愈来到这里后,迅速着手改善民生。
他倡导儒家教育,教化百姓,修建道路与桥梁,并将儒家思想传播到偏远地区。
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韩愈在潮州的善政,使他被当地百姓尊为“韩文公”,这段贬谪生涯不仅让韩愈在政治上历经磨难,也使他的文学与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潮州的两年里,他完成了《祭鳄鱼文》、《潮州谢上表》等经典之作。

回归长安,因病逝世

公元821年,韩愈的贬谪生涯结束,朝廷重新起用他,任命为兵部侍郎,之后又升任吏部侍郎,负责国家的人事管理工作。这一时期的韩愈,虽然官职逐渐上升,但他内心却更加重视文学与思想的传播。他曾在《进学解》中自述:“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段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经历的写照,也道出了他对于学问与人生的深刻理解。
晚年的韩愈,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文学创作上也达到了高峰。他的诗文风格变得更加成熟、深刻,尤其在散文创作上独树一帜。《进学解》、《原道》、《进学解》等作品均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他“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
他写下《南山诗》,其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南山何其高,高高似帝台。我行南山下,山木自含哀。”这些诗句表现出他对世事的豁达态度,曾经那个“杠精”韩愈,如今已成为一位看透世事的智者。
824年,韩愈走完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再看韩愈一生,从少年苦读、科举失意,到中年坎坷、贬谪不断,再到晚年文学大成、思想巨匠,无不展现出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独立的思考。
他是一位伟大的愤青,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用其一生阐述了“文以载道”的真谛。正如他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