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展品中，《张燕昌跋石鼓残字》是一件乍看品相普通的展品：一片残损的石鼓拓片，一张不足两百字的考证文字。然而，细观上面诸家的跋语，可以看出当时学人已把张燕昌看做《石鼓文》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张燕昌与《石鼓文》有着怎样的关系，又和天一阁有着怎样渊源呢？
/张燕昌跋石鼓残字/
张燕昌(1738-1814)字芑堂，号文鱼，贡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浙江海盐人。传记中说他嗜金石成癖，凡听闻有残碑断字，无论荒郊野、危崖深谷，他都前往摹拓。著有《金粟笺说》、《金石契》、《石鼓文释存》等。
/张燕昌/
关于张燕昌与天一阁的渊源，较早见于记载的是钱大昕的《天一阁碑目序》。原文说：“今年，予复至鄞。适海盐张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张燕昌此次所摹刻的《石鼓文》便是经赵孟頫收藏过的北宋拓本，也是当时唯一的传世北宋拓本。
张燕昌摹本，传世极少，后世学者多借徐渭仁（1788-1855）双钩本以窥全貌。据徐渭仁记载，张燕昌真正完成摹刻是在乾隆五十四（1789）年。这就说明，钱大昕与张燕昌在天一阁相遇时，还尚处于准备阶段，两年后才得以摹刻完成。道光丁酉（1837）年，此刻石已辗转至徐渭仁手中，徐氏将其置于上海的万竹山房以继明人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之风雅。又两年，为防御海疆此地被设为火药局。1842年3月8日，火药局将此石刻炸毁。徐渭仁极为痛心，据此刻拓本“双钩锓木，传之学者”。这便是张燕昌摹本的大概经历。
/徐渭仁双钩张燕昌摹天一阁本/
张燕昌摹本存世时间仅五十余载，但此摹刻活动在当时的金石圈中引起很大关注。当时，礼部侍郎朱珪、阮元、张廷济等人均有题诗相赠。其中，阮元赠诗这样写到：
北搨石鼓槌亲持，又登范阁搜瑰奇。
辩析章句证训故，古文直与经同治。
周篆四百四十九，察书树石无然疑。
薛郑施潘各有释，同聚一室相询咨。
安置妥贴鸠匠作，具刻明白有仆斯。
昌黎所歌乃唐榻，先时已入人肝脾。
苏公若见张生本，何劳画肚多嗟噫。
今君所模出北宋，愿传亿载无倾欹。
辛年有诏摹石鼓，命下籀史谐工垂。
此本若能入太学，小臣之愿非敢私。
从此题诗来看，至少有三点可以明晰：
一是，张燕昌为获石鼓善本遍访南北，天一阁本是其最终选择。诗中“北搨石鼓”是指张燕昌曾在重摹范氏《石鼓文》之前，往北京国子监手拓石鼓。关于这一点，钱维乔曾记载：“张子岂堂笃志金石，曩游太学手搨<石鼓文>以归……”；
二是，张燕昌对天一阁的《石鼓文》摹刻，并非完全描摹而是参考了前代众学者的研究成果。诗中谈到辩析章句，聚前人研究于一室正说明此点。虽然原本不易看到，但就徐渭仁的双钩本来看，其中就有表明是参考张燕昌自己的藏本模入；
三是，朱珪、阮元对张燕昌摹刻石鼓的关注，似乎与乾隆帝有密切关系。诗中“诏摹石鼓”，所指的应是乾隆帝重刻石鼓之事件。从记载来看，在这前后乾隆帝对石鼓也非常重视，不仅连作数首石鼓诗、石鼓跋，而且就在此刻石的后一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还命人重刻两套石鼓，分别放置在国子监与热河避暑山庄文庙。此时，朱、阮二人正在京师，分别任礼部侍郎、翰林院庶吉士，对于乾隆帝此举应十分了解。当然，乾隆帝虽有重刻但所据底本并非宋本，因此诗中发出“此本若能入太学”的愿望。其实，张燕昌的摹刻影响并不仅限于朝堂，张廷济、陈文述等学人或有诗歌题赠，或有专门记录。可谓上至朝堂，下及四野，堪称当时金石圈内一盛事。
/石鼓文释存/
除直接摹刻外，张燕昌与天一阁本《石鼓文》另一重要因缘体现在其名作《石鼓文释存》中。关于此书，王昶曾云：“（张燕昌）尝往宁波，入范氏天一阁，在藏书中获北宋石鼓文搨本，摹勒以归，重刻之，因撰<石鼓文释存>证以篆籀，考其偏旁点画，较薛、杨、潘、董诸家更为精审”。在王昶看来，此书的撰写不仅与天一阁本的发现有着重要关系，而且要比薛尚功、潘迪等人更进一步。此书真实记录了当时《石鼓文》的存貌的情况，残字缺笔用线勾勒，缺字代以方框。此书最为醒目的一点，则是以黑底白字的形式将天一阁本存字补在对应残缺字下方，从而也为天一阁本《石鼓文》的传播再添新径。
/清·张燕昌《石鼓文释存》清抄本/
“今君所模出北宋，愿传亿载无倾欹”。尽管张氏刻石并未如愿久传，但张燕昌对天一阁本《石鼓文》似乎却有“亿载”影响。随着《石鼓文释存》的传世，徐渭仁翻刻张氏本乃至阮元再次翻刻范氏本等金石学家的接续与推动，天一阁本已化身万千成为《石鼓文》学术史上绕不过的存在。一定意义上说，张燕昌确有开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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