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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写于2022年，当时未能发布。稍后马陈兵先生推出《人中吕布：中国养子文化史（先秦至南北朝）》一书（三联书店2023年版），是这一主题前所未有的专著，书中也专门讨论了刘封其人其事。不过我们讨论的理路不同，各有侧重。今仍发布我的原文，并将马先生的论述附录于后，以便读者参考。

从历史比较看刘封之死

——君主继承中的养子问题

在朋友圈见到一个《纪念刘备托孤1800周年学术论坛征稿启事》的帖子，一笑之余，倒是想起一桩值得讨论的事。我对刘备乃至三国史素无研究，但以前读《资治通鉴》时留意过一事，跟刘备“托孤”不无关联，正不妨藉此机缘写出来，聊充一篇征文。

白帝城托孤堂今貌

章武二年（222），刘备为报关羽之仇，率军亲征孙吴，被陆逊打得大败，次年死于白帝城永安宫。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一幕，因小说和戏曲的放大效应，也因白帝城作为旅游名胜的加持，成了世人熟知的历史场景。在中国史上，刘与诸葛的关系，本身就是君臣际会的典范，其以“三顾”始，而至此以“托孤”终，可谓有始有终，在政治史上实为稀有的事例。

在“白帝城托孤”这一场景里，刘备对大臣之信，诸葛亮对君主之忠，千古一时，二者的形象皆堪称完美。令人扫兴的只是，“托孤”的“孤”，却只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就结果来说，“托孤”是可算是失败的。

还有一点，“托孤”作为一个悲情的叙事，实际上掩盖了一个阴暗的叙事。

“托孤”这件事，本来要复杂得多，可以追溯到两年前，即黄初元年（220）。

影视作品中的刘封

据《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载，“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来降，封破，走还成都。初，封本罗侯寇氏之子，汉中王初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之为子。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汉中王因此际除之；遂赐封死。”这段记载，是从曹魏立场表述的。刘封和孟达共同镇守当时的“东三郡”，是蜀魏争斗的前线。两人有隙，孟达遂率众降魏，并联合魏军攻击刘封，而刘封寡不敌众，自然是情有可原的。但刘封有个特殊之处，他并非普通将领，而是刘备的养子。刘备“初至荆州”，是在建安六年（201），当时他年已四十，尚无子嗣，收养刘封显然是当作政治继承人的；可是，几年后，嫡长子刘禅出生，刘封作为“备胎”的地位顿时变得尴尬起来。而到了刘封打败仗这个时候，刘备年近六十，刘禅年方十三，所谓“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表面的意思是刘备若然去世，刘封凭其军政上的资望，恐怕难以驾驭，而真正的潜台词，应该是指刘封有可能对刘禅不利——应该就因为这一点，刘备才会接受诸葛亮之议，将刘封赐死的。显然，刘封死非其罪，他其实死于诸葛亮和刘备的疑忌，是相当冤屈的。

两年前杀掉了刘封，等于是为刘蜀的权力继承清除了“多余人”，将政治舞台打扫干净，这才成就了使天下后世为之感动的“白帝城托孤”一幕！可以想象，如果刘封尚在，必成为蜀国一个特殊的权力重心，诸葛亮未必就能大权独揽，而蜀国的政局也会变得更为微妙。那就是另一部三国史了。

《资治通鉴》对刘封事件的叙述，史源自然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以下再看《三国志》的原始文本：“刘封者，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溯流西上，所在战克。”此外，在刘备的死对头曹操眼中，也是有刘封这号人物的，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太祖在汉中，而刘备栖于山头，使刘封下挑战。太祖骂曰：’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黄鬚儿来，令击之。’乃召彰。”可知刘封实非平庸之辈，更非阿斗所能比拟，当群雄逐鹿之际，他本是更合适的继承人，只是，刘备自然没有那么大的度量，愿意将皇位传给养子而非嫡子。而刘封这一边，又看不出他对嫡子刘禅有何不满，至少，他对刘备是忠心的。孟达在降魏后，专门写了一封劝降信给刘封，略云：“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乎！故申生、卫汲、御寇、楚建，禀受形之气，当嗣立之正，而犹如此。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信中所列举的申生、卫伋、御寇、楚建，分别是春秋时晋、卫、陈、楚诸国的太子，但都落得被杀或被逼叛逃的下场。孟达的意思是：历史上那些嫡太子都时常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何况您跟刘备原本非亲非故呢？有了阿斗当太子，谁不知道您的位置高处不胜寒呢！可是，“封不从达言。”结果，孟达的话遂完全应验：“……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为之流涕。”孟达，本来字子敬，因避刘备叔父之讳改字子度。刘封临死前叹息：真后悔没听孟达的话啊！而从刘备“为之流涕”来看，他对于杀刘封还不无愧意，则此事的主谋确是诸葛孔明无疑了。

应该说，刘备的“私心”和诸葛亮的“机心”，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我陆续注意到，中外历史上颇有可供参照的事例。

先看朱元璋杀朱文正一事。朱文正在私，为朱元璋之侄，跟他是血缘最亲近的臣属，在公，他是朱明开国的大功臣，在最危殆的陈友谅一役中作用至关重要。以这样的身份，却为朱元璋借故入罪，鞭挞致死。顾诚先生在《朱文正事迹勾稽》一文里指出，朱文正之死，表面上是由于恃功骄纵，违法不羁，但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已生了七个儿子，年纪幼小，朱文正在朱元璋内心里已成为主要的猜忌对象”。这一看法完全合乎情理。而朱文正作为侄子兼将领的角色，正与刘封约略相当。

最典型也最闻名的，应是丰臣秀吉杀丰臣秀次一事。秀次本是秀吉的外甥，秀吉在自己长子、次子皆病死的情形下将他立为养子，更让他继承了关白（相当于丞相）的要职。但秀吉第三子秀赖出生后，他对秀次便不再信任，后来更将秀次流放，最终命他切腹自裁。不仅如此，就连秀次的妻妾及所生子女凡三十余人，不分老幼，也悉数公开处斩。其株连之广，杀戮之惨，实足以令人发指——仅从这件事来看，丰臣政权为德川氏篡夺，就不那么值得同情了。事实上，使秀次在，德川家康未必就能欺他孤儿寡母，唾手而得天下呢。（按：董康译有《丰臣秀次传》、《记秀次切腹事》、《秀次被诛家族名册》，附于其《东游日记》，在中文世界似为最详细的记事。《名册》有云：“……凡戮三十余人，河流皆赤，监刑者[指石田等]绝无矜愍之容，咸知此辈皆谗人也。是夜，洛都街市遍粘匿名揭帖，云：‘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关白家犯罪，当依关白家之例行之，斯为正理。今日狼籍若此，下侪齐民毋乃非正道欤！噫！因果之说，尚希注意焉。’……其后，石田三成战于关力原，一败涂地。幸而逃入山野，饥病交迫，遂为逻者所得，械送京师，斩于四条河原，枭于三条河原。因果之说，询不诬也。”这是说，石田三成奉秀吉之命将秀次妻妾儿女斩杀于京都三条河原，而自己终亦枭首于此。）

秀次妻妾儿女处决图

可是，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诸葛亮、朱元璋、丰臣秀吉的猜疑心理，又不是没有“道理”的。若是不像诸葛亮、朱元璋、丰臣秀吉那么心狠手辣的话，的确又可能导致另一种悲剧，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

在四世纪的北朝后赵时代，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有侄石虎，其人勇而残暴，战功赫赫；石勒未听从臣下的进言除去石虎，至其死后，石虎果然将继位的石弘废黜，随后更将石弘及其兄弟杀戮净尽。而石虎的“故事”，又在自己的后代身上重演了一次：石虎是羯族人，他有汉人养子冉良，其子冉闵自幼勇武，石虎待之如亲孙，后来屡立战功；等到石虎死后，冉闵先后拥立石虎之子石遵、石鉴为帝，而复废黜之，最后更灭绝石氏，自己创立了冉魏王朝。

在六世纪的南朝齐梁时代，萧衍曾将其侄萧正德收为养子，至嫡子萧统（即后来的昭明太子）出生，又让正德回归本宗；后来萧衍篡齐称帝（即梁武帝），建立梁朝，正德欲为太子而不得，遂叛逃北魏。次年正德复返萧梁，萧衍待之如初，但正德不改异心，与侯景勾结反叛，最终篡位做了皇帝。

在十五世纪的日本室町幕府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长子早夭，遂将其弟足利义视立为养子，打算让他继承家督之位。不料此后义政又生子义尚，义尚集团更诬陷义视谋反，随后双方各与守护大名（诸侯）联手，遂造成了长久的“应仁之乱”，终使室町幕府因之衰亡，日本进入了长期动荡的“战国时代”。

此外，还可举一个奥斯曼帝国的事例。近阅法国阿兰·布隆迪所著的《地中海世界一万五千年》一书，里面提到一事：十八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的属地突尼斯，侯赛因·本·阿里兼“贝伊”（奥斯曼帝国官称，意为“首领”）和“帕夏”（也是奥斯曼帝国官衔，相当于英国的“勋爵”）的称号于一身，建立了一个新贝伊王朝。也是因为没有子嗣，侯赛因先是指定侄子阿里为继任者，但随后他跟女奴生下三子（为避免“外戚”之祸，奥斯曼人有从俘虏中择妻的传统），遂又改由嫡长子继承“贝伊”之位，而将“帕夏”之位给予侄子作为补偿。后“帕夏”阿里逃往邻国，并在邻国军队的支持下攻占突尼斯，驱逐并杀死了叔父侯赛因；但二十年后，侯赛因之子卷土重来，阿里得志一时，终被反杀。

从石虎、冉闵、萧正德、足利义视、阿里这一连串的例子来看，在君主继承人年幼无依的情况下，养子（或侄子）一旦羽翼丰满，确有机会颠覆正统，或造成动乱。

由此，回过来再看刘封问题，就更容易理解了。

从表面迹象来看，当然无法断定刘封将来一定会对刘禅构成威胁；但从政治走势来看，刘封的确是对刘禅的一个潜在威胁。易言之，刘封作为一个将来时的政治变量，其行动是无法预测的，杀他可能是“错”的，但不杀他也可能是“错”的。因此，诸葛亮、刘备选择了杀死刘封，就属于一种没有证据的“先发制人”，一种冷血的“预防犯罪”（prevention of criminality）；但从政治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立场来说，只要能杜绝刘封威胁刘禅的可能性，杀他就是“对”的，就是合乎权力逻辑的。

如孟达对刘封所言：“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乎！”为了权力，亲生儿子都可以杀，何况不是亲生的呢？

但诡吊的是，孟达看刘封的事如此透辙，但轮到自己的事一样变得迷糊。孟达降魏后，又反过来跟诸葛亮暗通款曲，及致司马懿大军杀到，诸葛却按兵不动，让孟达白白送死——田余庆先生在《蜀史四题·刘封与孟达》中认为诸葛这一招等于“借刀杀人”，其手段称得上是“诡谲”了。

总之，在刘封和孟达前后两件事上，诸葛亮之所为，可谓之“诡谲”，可谓之“权谋家”，而绝非一个光明磊落的君子。这样，就可以说，诸葛的本来面目，绝非如世俗印象中的那么完美，他也有着阴暗的一面。诸葛的政治手段，与其说近于儒家，毋宁说近于法家，在他“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儒家精神背后，也隐藏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式心理。

附：马陈兵《人中吕布》论述刘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