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由边疆民族建立而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蒙古人的征服与统治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很大。
蒙古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原不相同。秦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组织已脱离封建制度的型态，而以中央集权官僚制为国家组织的常规。
两晋南北朝时代，若干封建现象又告复苏，但只是暂时的现象，至两宋时，中央集权官僚的体制已告确立。
一方面君权大为提高，另一方面，官吏的登用以科举为主，“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大为减少，流动性的增大促使中国社会从“门第社会”转变为“科第社会”。
若干史家以晚唐两宋为近世中国的开始，可说是不无道理。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则是建构于符拉基米而佐夫所谓“游牧封建制”之上，而且由于蒙古社会刚脱离氏族的阶段，因而带有强烈的家产制的色彩。
国家是成吉思汗的家族——即乞颜·李儿只斤——也就是所谓“黄金氏族”的共有财产。政府则是皇家的延长，若干与成吉思汗早年建有私属主从关系，并在建国过程中建有功勋的“伴当”成为大蒙古国的统治阶层，世享分地与分民。
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相遇后，自不免相互激荡。
漠北四大汗时代，蒙古人确曾有全盘移植游牧封建制于中原的企图。
忽必烈定都中原、建立元朝以后，为适应农业地区的环境并巩固皇权计，已有改弦易辙的打算，力图恢复汉地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的组织和君主专制的政体，并曾定立新章以约制蒙古贵族的权益。
但是忽必烈不仅是元朝的“皇帝”，而且是“大蒙古国”的“可汗”，完全扬弃祖制，顺从汉俗，则其政权的合法性便会发生问题而受到蒙古贵族的抵制。
因而忽必烈及其子孙从未能将元朝的政制完全官僚化与中央化。封建制与官僚制的并存便是蒙汉两种政制涵化的结果。
蒙古人的征服遂在中原造成“超层化”的现象。元代政府及社会的最上层有一群为数不多的蒙古、色目及汉人家族。
这些家族都是蒙古建国扩张过程中树有功勋的“伴当”的后裔。它们仕宦贵显的程度则又因与成吉思汗家族的历史渊源的疏密而不同。
这种历史渊源在元代用语中称为“根脚”，当为蒙语huja’ur（根源）的翻译。渊源愈深者则根脚愈大，也愈贵显。
元代虽然帝系屡变，政变不穷，若干新人以拥立新汗而得宠，以致搜朱夺紫，赐印拜相，但只可说是例外的现象，这些新贵家庭往往及身而衰，难能传世。
反观起源于成吉思汗时的所谓“老奴婢根脚”家庭多能历久不衰，世享封袭的特权。政府人事的变迁往往不过是这些家族易椅而坐的游戏。
这些家族构成元代统治阶层最崇高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本文的主旨在于分析四个蒙古贵族家庭，以求了解蒙古贵族阶层的成份、性质与演变，并进一步有助于了解蒙元征服政权的组成与性质。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博尔术（即蒙古秘史的孛斡儿出）、木华黎（木合黎、模合里）、博尔忽（孛罗合勒）、赤老温等四人的直系后奋。
选择这四个家族为研究的理由是：它们的始祖同被成吉思汗称为“啜里班·曲律”，即“四杰”或“四骏”，且命之世领四怯薛，元人多联称之，目为蒙古贵族中的贵族。
例如元明善“东平忠宪王碑”说：“高祖忠武王（木华黎）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佐太祖定平天下，号为四杰。”
直至元季的叶子奇仍目木华黎等四怯薛家庭为“大根脚”。把这几个家族视为一体而加以研究不仅是研究蒙古贵族中最显贵的家族，也是尊重当时人的观念。
不过，在实际的层次，四杰之中，赤老温家较其他三家远为隐晦。就仕进记录言，这一家不过是蒙古贵族中的中上层，和其他三家世为膏粱华腴者不同。
元人著作中虽多以四杰并称，却往往能分别其轻重。虞集《逊都思氏世勋之碑》便称赤老温为四杰中的“次四”，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更略去赤老温，而说：
“有佐命元勋曰博尔浑、曰博尔朱、曰木华黎，及即宝位，锡之券誓，庆赏延于世世，朝廷议功选德，必首三家焉！”
赤老温家何以未能像其他三家一样累世公卿，其中固有待发之覆，但此家无疑较为隐晦不彰，和其他三大家族不易同列而论。
不过本文不因其隐晦略而不论，一方面是由于成吉思汗时代四家已被视为一体，一方面也可资以比较与对照。
成吉思汗与蒙古四大家族之起源
四大家族的创业之祖——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都是成吉思汗建国过程中最得力的伴当。
“伴当”是蒙古氏族社会衰败、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产品。“伴当”多来自别一氏族或部族、投效于一声势已壮或前程似锦的氏族或部族族长，承认后者为主君。
他们是主君的“梯己奴婢”，与主君有个人从属关系，有别于属于全氏族或部族的世袭隶属民及普通奴隶。
伴当有为主君统御军队、担任卫士及操作家务的责任，而主君也有给予伴当生计及保护的义务。
这些网罗自外族的伴当，是主君对内摆脱氏族牵绊、绝对化其权力的工具，也是他对外与别族争胜、扩大势力的倚恃。
成吉思汗能压制群雄、统一蒙古，颇得力于他人数众多、人材济济的伴当，而上述四人正是他伴当中最得力的人物。
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成为成吉思汗伴当的方式虽然不同，时间却都很早。其中赤老温父子结识成吉思汗最早。
赤老温系出逊都思氏，但为泰亦赤兀氏的脱朵格的隶属民。成吉思汗少年时代为泰亦赤兀人所擒，赤老温及其弟沉白以“逃鹧之雀，丛薄犹能生之”为理由劝说其父锁儿罕失剌予以援手，成吉思汗始得脱难。
不过赤老温父子迟至1202年阔亦田战役后始来投奔，因此赤老温虽然结识成吉思汗最早，归顺却可能最晚。
博尔术出身阿鲁刺氏，与成吉思汗所属的孛儿只斤氏本属于同一族系。博尔术之父纳忽，有“伯颜”之称，当为一富人，而且“所居与烈祖神元皇帝接境，敦仁里之好”，与成吉思汗家可能谊属世交。
博尔术年十三时，与追寻失马之成吉思汗相遇，二人结为“伴当”，追回失马；成吉思汗归后不久，便招之为伴。
此后博尔术便留事成吉思汗，未再离开。1189年成吉思汗当选本部小汗后，便任命博尔术与者勒蔑同为怯薛之长。
成吉思汗对博尔术于“除了影子之外，没有别的伴当的时候”来与他作伴，甚为感激。
木华黎出身札剌亦儿氏。札剌亦儿氏早为孛儿只斤氏所征服，因而成为后者的世袭隶属民。因此札剌亦儿氏不属于蒙古的贵族阶层，不过木华黎家族显然原甚富厚，其祖帖列格图也有“伯颜”之称’。
木华黎的出仕成吉思汗是在后者于1197年击灭主儿乞人后，木华黎之父古温·兀阿以木华黎和其弟不合，其叔赤老温·孩亦赤也以其从弟统阿合失送给成吉思汗，作为他的“门限内的奴婢”和“梯己的奴婢”，于是在传统的氏族隶属关系之外，又加上私人的主从关系，木华黎等遂也成为成吉思汗个人的“伴当”。
博尔忽与成吉思汗建立关系最晚却最密切。博尔忽系属忽神氏。忽神氏可能早已成为主儿乞人的隶属民，因为博尔忽乃是木华黎之叔者卜客自主儿乞营盘内捡得的小儿。
者卜客在1197年谒见成吉思汗，便将他献与成吉思汗之母诃额伦，从此他便成为诃额伦的四个养子之一。
在当时蒙古社会中，养子虽不能加入养父母的氏族，却与亲生子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地位甚高。
四人入仕的时间虽然前后不一，但都是成吉思汗早年最亲密的“伴当”。博尔忽与成吉思汗既有养兄弟的关系，其间的亲密自不在话下。
蒙古四大家族之功绩
成吉思汗本人认为博尔忽“自给我做伴以来，使唤援助，从未落后”。博尔术则无疑是成吉思汗所有伴当中最亲密的一位。
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说：“（成吉思汗）每遇武忠（博尔术）警夜，寝必安枕。寓直于内，与语或至达旦，鱼水之契，殆若天授。”
“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视夫人蔑里乞真不废丘嫂礼。”拉施德丁也说，博尔术因协追失马而赢得成吉思汗的完全信任，成吉思汗置之于内圈，示之以尊崇。
又说博尔术、博尔忽立功甚多，成吉思汗对二人极为欣敬，甚至说：“但愿我们没有悲伤。但愿博尔术不死，但愿没有博尔忽死亡的悲伤！”
《蒙古秘史》则以博尔术、木华黎二人为成吉思汗最亲密的诤臣，1206年分封功臣时的思赏辞说：“你们两个劝说我做正当的事，直到做了方止；阻扰我做错误的事，直到不做方止。”
事实上，博尔术、木华黎往往能一言以解成吉思汗之怒，而成吉思汗对他们也是言听计从。由于关系密切，成吉思汗将他们留在身边，“做左右的侍从”。
至于赤老温，虞集《逊都思氏世勋之碑》说：“初父子俱事太祖，以忠勇见知主，以衣物相易，与缔交，相谓曰’安答’，盖永以为好也。”
1206年的封赏辞也说：“想着赤老温、沉白两个从前种种良言，（我）如何酬答呢？”可见赤老温父子都是成吉思汗时相顾问的“安答”。
用当时另一蒙古术语来说，四杰都是成吉思汗的inagh。成吉思汗连年征战的建国过程中，各臣属功业最重要的基础自然是战功。
四人之中，战功最不卓著的当推博尔忽，大概由于他年齿最幼的缘故。恩赏辞中，成吉思汗对他最称道的是：“凡紧急的战争中，阴雨的黑夜里，不曾教我空腹过夜。在与敌人互相抗拒时，不曾教我没有肉汤过夜。”
这是由于博尔忽最初担任“赏食者”及“保儿赤”（司膳）之故。不过，元明善《太师洪阳忠武王碑》说他“身百余战，竞薨于敌”，可见也颇着战功。
赤老温则以骁勇过人著称，成吉思汗赐号“把阿秃儿”，意即英雄。拉施德丁也称赤老温为“无与伦比的英雄”。
不过赤老温虽然骁勇过人，似未以帅材著。而博尔术、木华黎则是成吉思汗众多“伴当”中帅材最著、战功最显者。
博尔术“以意志沉雄，善战知兵”著称，而且“征伐四出，无役弗从”。木华黎之父古温·兀阿在成吉思汗麾下已多立战功，而木华黎本人“多谋略，雄勇冠一时”。
成吉思汗在封赏辞中，认为博尔术、木华黎二人功业最高，说：“今国内平定，多汝等之力，我之与汝，犹车之辕，犹身之臂，汝等宜体此意，弗替初心。”因而封赏特厚，在诸人上。
博尔术等四人，由于善战知兵，成吉思汗目之为“四杰”。“四杰”一辞，最早见于1199年的记载。
当时王汗为乃蛮所败，特别请成吉思汗派四杰往救，四杰的勇武当已闻名漠北。以后成吉思汗于1206年封赏时，又教他们四人“做左右的侍从”，同时，“厮杀的时候教忽必烈、哲别、者勒蔑、速别额台四位猛狗做前进的先锋”。
可见“四杰”与“四狗”都是成吉思汗心目中的勇将，而“四杰”与成吉思汗的亲密则过于“四狗”。
四杰的事业在1206年大蒙古国成立时即已奠定。以后在大蒙古国扩张过程中，四人功业显隐略有不同。
其中赤老温事迹最为隐晦，自1206年以后便不著其事迹，柯劭态谓其早卒，甚为可能，当未能参与帝国扩张之大业，以致不及其他三家的显赫。
博尔忽则于1217年讨伐林木中百姓豁里·秃马惕人时中伏被杀，可谓早夭，以致功业未能大著。
博尔术晚年事迹也不得详知。他虽自太祖元年起即任右手万户、统率西蒙古各千户，但常从成吉思汗征伐，与木华黎之独当方面不同。
他大概于太祖1221—1222从攻西域时病卒。博尔术后期战功虽不及木华黎，但辅弼之功或有过之。
木华黎后期战功无疑最为突出，权势也最盛，伐金初期，木华黎追随成吉思汗，已著战功。1217年，成吉思汗准备领军西伐花剌子模，以平金之任，专责木华黎，封之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并有旨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
宋人赵珙于1220年出使蒙古，对木华黎之印象为：“十年以来，东征西讨，威震夷夏，皆决于己，故曰’权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礼。”
拉施德丁则说：“当成吉思汗遣彼至与契丹交界之哈剌温山，契丹人（指汉人）称之为’国王’，意即高阶地位崇高者。
其后，成吉思汗即以此衔于之。这些记载都反映出木华黎功业之高与声誉之隆。他本人虽于1223年即已逝世，却已奠定灭金的基础。在成吉思汗众多的伴当中，无疑最为杰出。
参考文献：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峻译，《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1980年）。
姚从吾《元世祖崇尚孔学与所迹遇的困难》，《史学汇刊》，二（1969年）
白铜《关于翘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1981年10月）。
周良霄，《论忽必烈汗》，《中国社会科学》，1981·2（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