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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同拉康：欲望辩证法

摘要：在这个紧要关头上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一个计划，可以说，就是贯穿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过去四十年著作中的一条主线。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我解读了他论及拉康与《哈姆雷特》的章节，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詹姆逊关于欲望与神经症的沉思如何强调了拉康理论中的那些社会性倾向（例如：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的概念），而且它还有助于我们来理解此种关系如何给马克思主义计划与精神分析本身同时带来了一些新的光亮。

关键词：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拉康、哈姆雷特、社会民主、加缪、辩证法、神经症、癔症、强迫症

〔加〕克林特·伯纳姆｜文

李新雨｜译

原文在2021年2月载于《历史唯物主义》杂志

在这些“后理论”、“后马克思主义”但也明显是“后真理”的时代中，搞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精神分析意味着什么？这些各种各样的“后”具有着不同的时间性：后马克思主义本身或许是早产的，不仅是因为它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或许是以墨菲与拉克劳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斗争》[1]为标志，而且也明显可见于1983年《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解释》大会的争论）并在很多非同寻常的方面上预期了1989年之后在大西洋中部四处漂浮的“历史终结论”命题，而且也是因为它的赋能性虚构——后结构主义对极权化的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施加了一记致命的打击——反而随着理论本身在新千年头十载里黯然失色而遭到了解除。骤然之间，各大文学理论选集——即便它们收录了关于数字人文或生态批评乃至（新近的）本土理论或跨儿理论——都感到有必要再加上一篇关于“后理论”的文章，或许是借鉴了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不过，这些“后”本身现在可能都已经“过时”了，因为就其本身而言，它们都在“后真理”的时代里被“击败”了（trumped，该词影射特朗普），后真理的时代提供了“另类右翼”（alt-right）及其“键盘侠战士”的蹩脚模仿者的景观，他们出于其自身的目的（极右翼分子米罗·雅诺波鲁斯、非自愿单身者，等等）而挪用了针对“主人叙事”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批评，与此同时，相当奇怪的是，这也让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变得再度具有了直接关联性，正如在2019年初将特朗普、麦当劳与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2]一书的封面拼贴起来的抽象画的“模因”（meme）所图解的那样（如下图所示）。

2019年1月美国政府关门期间在网上出现的模因

这篇评论文章的开篇便是要询问：正如詹姆逊在其最近的新书《讽寓与意识形态》的第三章中所做的那样，将詹姆逊与拉康、《哈姆雷特》及他自己最新的四重讽寓体系结合起来的历史性意义是什么？又或者，更加具体性和反思性地说，我们要如何将“反历史主义”的拉康式方法与著名的“总是历史化”的詹姆逊式模因调和一致（关于前者的证据，见：琼·考普耶克的《阅读我的欲望：拉康反对历史主义者》的副标题）？

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

在这里，我想要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通过简明扼要地追溯拉康的论证与《哈姆雷特》的章节来细致解读一些句子。其次，我会在一个脚注中提供一则简短的评论来说明詹姆逊的讽寓层次如何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篇评论的历史性时刻，亦即：2020年春天的新冠疫情大流行。最后，我会详细阐述詹姆逊关于强迫症哈姆雷特与癔症哈姆雷特之间的对立，从而提出这些拉康式结构如何能够在转喻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者与精神分析家的对比。因为符号性矩阵可以说是最初的模因，我将以一个矩阵来镜映开篇的模因。

《阅读我的欲望：拉康反对历史主义者》

1

詹姆逊同拉康

以何种方式，哈姆雷特可以被说成是享乐于“躺平”（不做任何行动）——在阅读了詹姆逊的“回到拉康”之后，我好奇的是，以何种方式，哈姆雷特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的原型？这个问题对某些读者来说可能看似是无实际意义的——或者是无直接关联的，《历史唯物主义》期刊的有自尊心的读者为什么要耗费精力来思考选举改革主义？——但我还是希望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来思考：遵循拉康，我们是否享受我们的政治，或是在多大程度上享乐于它。

拉康《研讨班六：欲望及其解释》

詹姆逊将莎士比亚与拉康摆在一起，这就立刻提出了“正典”（canon）的问题：不仅是西方文学的正典，还有其在文化理论中的“来世再生”，亦即在其欧洲意义上的“最后思想”（法兰克福学派与结构主义）。我们应该阅读其他文本或是装配其他理论的这个声明本身就是由“理性的狡黠”所预期和所泯灭的：一方面，詹姆逊告诉我们，这部戏剧经由过剩的“诠释”（interpretation）而幸存下来并流传至今。就一部戏剧文本而言，诠释也还包括了对其舞台表演的实验：正如自19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拉斯塔法里教徒（Rastafarian）的《暴风雨》的演出，也一直存在着“性别转换”乃至最近的“种族模糊”的《哈姆雷特》的演出[3]。另一方面，就拉康而言，尤其是其研讨班的多种译本与版本（授权或盗版）——这些研讨班本身就是好像莎士比亚的任何戏剧一样的演出——为转移的临床和学术的评论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所有这些都服务于支持这个论点，亦即：此种过剩本身仅仅就是消费主义的多样性（但也见塞尔吉奥·本韦努托[4]最近的论点，亦即：无论这些倾向的分裂是社会主义的还是拉康主义的，它们都表明了一种健康的争论）。因而，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拉康的“欲望理论”放在一起作为研究的焦点，便为正典的文化政治学提供了一种元解决方案：哈姆雷特的欲望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欲望问题。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

换言之，为什么《哈姆雷特》会通过我们的缺失而攫取我们？又或者：为什么拉康理论坚持声称它是辩证的？詹姆逊通过论证存在着以政治方式来解读戏剧的一种聚焦于“继承权”概念的传统（这可能出自对文学不耐烦的一位社会主义者，也可能出自对正典持怀疑态度的一位当代教授）而给出了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在这里，卡尔·施密特与瓦尔特·本雅明作为证人被传唤，但也还有勒内·吉拉尔，詹姆逊从而开始进行了一种反思性或症状性的阅读：正如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他试图将其雄心勃勃的“历史主义”计划与单纯的“古物研究”区分开来，现在詹姆逊也警告我们不要“将虚构与现实一一对应起来——这是一种肤浅的主题性讽寓”[5]。詹姆逊经由主体而勾勒出了“文本”（在《政治无意识》中已经揭示为／拓展为“能述”和“体裁”）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是言之有理的，因为当我们思考继承权与篡位者（最近在流媒体电视剧《王冠与继位》中的戏剧化表达）的时候，我们便不仅是在谈论政治权力或是其企业版本，而且也是在谈论再生产，这既包括自1970年代以来由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和利奥波尔迪纳·福尔图纳蒂等女性主义学者所理论化的在其社会形式上的再生产，也包括在李·埃德尔曼的《没有未来：酷儿理论与死亡冲动》一书中以否定性来阐述的在其生命政治或生命权力形式上的再生产。

埃德尔曼《没有未来：酷儿理论与死亡冲动》

然而，詹姆逊在《讽寓与意识形态》第88页至第89页的一段话中还是指出，任何讽寓都必定会由于他所谓的一种“悲剧性情境”而变得问题化，因而“阴谋篡位”、“例外状态”与“当前时代”（Jetztzeit）的问题便都遭到了重写，以至于“我们政治无意识的这些范畴，诸如继任与篡权等等，都是深深不安定的东西……就像所有纯粹的政治范畴一样，内部矛盾……服从于滑动与污染……联系着一些更加私人性或主体性的范畴，诸如乱伦、婚姻与父性功能，等等”[6]。也就是说，对于一位政治理论家而言，与储君或统治者领域相关的一个公共事件，结果却产生了其精神分析性的维度，就好像弗洛伊德在幕后为马基雅维利提供建议一样。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而这里的辩证性，在詹姆逊的笔下，便是其巧妙的措辞，它重复了来自其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的一个形象：“当此两者发生变化时，世界便会颤抖，就像一场地震的预兆，或是像一部电梯坠落时身体的痉挛一样”[7]。这个最后的形象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的那个精心制作的段落的返回，电梯上升或下坠的身体感受在那里被认为是类似于“自我意识”的辩证性翻转。而在这里，在《讽寓与意识形态》中，预示地震的“颤抖”概念则也暗示出了电梯完全下坠与我们立即死亡的可能性。我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有某种“享乐”或“死亡冲动”在辩证法中运作？同样，我们也要注意到电梯或自动扶梯在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论述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对博纳文图尔酒店（Bonaventure Hotel）的讨论中，詹姆逊发现电梯与自动扶梯不仅是叙事性的“义素”（seme），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运动的反思性符号与象征”，实际上也是一些“讽寓装置”，为了不将一家豪华酒店特殊化为后现代主义的范式性例外，他后来又将它们与迈克尔·赫尔（Michael Herr）在越南作为战地记者对乘坐直升飞机（“一种集体性的元直升机”）的描述联系了起来[8]。

2

欲望的辩证法

詹姆逊在其论及拉康与《哈姆雷特》的章节中所划定的从政治到精神分析的转向，因而是从一种不纯粹的政治到一种非个人的精神分析的转向。但这却并非旨在优化此种转变：我们的肠胃一定还在翻腾，一定还存在着一种辩证性的颤抖，亦即一种“非关系”在运作，这一拉康式修辞（源自拉康的“不存在任何性关系”这一说法，尔后在齐泽克与祖潘契奇那里被扩展为“存在着一种非关系”）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呕吐反胃，因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本文决心表演由詹姆逊所理论化的电梯下坠的辩证法所捕获而被打个措手不及。通过此种非关系，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太过平滑地假设在詹姆逊的思想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一种结合。即便詹姆逊往往更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而被刻画的，但这也肯定是一种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仅是因为他谈论了大量的文化并带入了理论。

拉康《著作集》英文版

在这里，詹姆逊是根据拉康的“欲望”概念来解读《哈姆雷特》的，这一概念是在两个标志性的地方来构想的：其一是拉康在1958年至1959年的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9]，其中的“欲望与哈姆雷特中的欲望的解释”便摘录于1977年出版的《耶鲁法国研究》期刊上，其二是拉康《著作集》（2006）中众所周知的《弗洛伊德式无意识中的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一文。这些文本的关键便在于，对于“拉康式主体”而言，欲望即是他者的欲望——这里的“他者”既意味着在“其他人”意义上的“小他者”，也意味着在其作为“法则”或“语言”的非人结构上的“大他者”，而对哈姆雷特而言，这个他者也是他的母亲（她的欲望使他恶心，因为他对自己欲望的缺失感到恶心）和他的父亲（他发现自己无法按照父亲的命令而行动）。欲望是主体间性的，但是说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并不仅仅意味着来自他者的欲望，而且也还意味着是对于他者的欲望，亦即：我们试图欲望他者，我们试图于他者拥有相同的欲望（拉康：“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这是同时在其宾格与主格的属格意义上来说的：它是对于大他者的欲望，但也是来自大他者的欲望”）[10]。我们被捕获进了“他人的地狱”，我们询问“如欲何为？”（Che vuoi?）或是“你想干啥？”，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希望他者的欲望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线索。这一切都是借助于拉康那些更为复杂的图表来构想的，亦即他的“欲望图解”，我们无需在这里对此进行深入讨论。但这里的基本教益是，拉康派精神分析不是一种心理学，它不是将个体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说明：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社会理论。

芬克《拉康式主体：在语言与享乐之间》

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亦即詹姆逊在这一章中所论述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或者，正如他对一般意义上的讽寓所作的评论那样：“在这种奇怪的情境中，那些不连续的现实必须以某种方式而被相互联系起来，而那些不可通约性的事物也必须同时发挥作用”[11]。因而，譬如说，他已经警告过他的读者[12]，一种俄狄浦斯式的解读（对于任何事情的俄狄浦斯式解读，更不用说是对《哈姆雷特》的俄狄浦斯式解读）不仅就像发现在到处都是“阶级斗争”一样无聊透顶且有倾向性（我在凝视你：自主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结构相关的，因为它们的对立面也同样都毫无魅力且令人反感：阳具可以意指一切，又或者说，在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我们可以从单纯的阶级身份中“继续前进”。因而，詹姆逊便根据哈姆雷特作为欲望主体的地位而上演了这个问题：他是一个癔症主体，还是一个强迫症主体？因而，这个对子（它们是拉康式神经症结构的两种形式）与欲望辩证法的两种变体也是相一致的：詹姆逊对此的表述是，欲望无需拥有一个对象，因为它是对欲望的欲望[13]；这与拉康提供的版本稍有不同，亦即：欲望的主体间性本质[14]。

詹姆逊《理论年代：战后法国思想讲座》

在此种解读中，马克思主义者便是癔症患者：在詹姆逊的欲望辩证法的概念中，他或她（或他们）欲望着欲望。在拉康与齐泽克的某些解读中，这个主体的位置是更加激进的立场：癔症主体通过质询欲望而癔症化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其阶级斗争和市场共产化的“内容”来质询欲望[15]，从而迫使我们对“所有”欲望进行质询。这种对欲望的欲望并不只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欲望（尽管它现在看似如此），也不只是一种派系主义的欲望——弗洛伊德关于细微差异的自恋的俏皮话对此仍然是很贴切的（亦见：上文中提到的本韦努托）。相反，就詹姆逊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拉康的欲望图解如何被归结成了一种沉淀性构型：幻想的数元（$◊a），或是划杠的主体（$）与对象（a）的关系[16]。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幻想公式中的菱形冲孔（◊）即是问题的关键，就像它所做的那样，它代表着一种“实际上是最为辩证性的关系”，或者就像拉康的解释者布鲁斯·芬克所说，它代表着“包围—发展—结合—断裂”，然后他举起手说“欲望”[17]。

实际上，这个“欲望”也许就是詹姆逊在另一个语境中所描述的“智慧的开端”，詹姆逊在谈到阴谋论电影时指出，虽然“我们从相信这样或那样的阴谋论假设的终极真实性中并不会获得任何好处；但在这种假设的意图之中，在所谓认知性映射的欲望之中，却存在着智慧的开端”[18]。这样一种赤裸的“欲望”类似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在詹姆逊看来，相比于任何其他程序，这种冲动都更多是能够推向人类走向解放的关键。

詹姆逊《地缘政治的美学》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是癔症主体，那么说精神分析家是强迫症主体又意味着什么呢？詹姆逊指出，强迫症主体会通过“抵消或封堵欲望”来运作，因为更确切地说，“这里的核心不是欲望，而是时间本身”[19]，因为“主体始终卡在大他者的时间上面”[20]。这一点可能看似是反直觉的，与我们对分析家的50分钟一次会谈的实践的刻板印象相悖，但如果你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你们便会明白——是分析者（亦即病人）首先决定着一节会谈在何时开始（无论他们是否准时；如果分析者没有准时到场，那么分析家便必须决定是否要对此进行评论——在美剧《扪心问诊》第一季中有一幕扣人心弦的场景，恰恰就关系到这样的一次相遇）。强迫症患者受规则约束的那些强迫仪式——强迫洗手只是在2020年春天的一个最新近且最广泛的例子——无疑都是为了遵循“大他者的时钟”而被设计的，而拉康的“弹性时间会谈”——最短可能只有不到十分钟，拉康决定用它来“切分”会谈，以便给病人留下一个悬置的能指，姑且可以这么说——则无疑也是试图从分析者手中夺回躺椅时间控制权的一种（强迫症式的？）企图。

当然，这种舞伴的配对也是太过干净利落的，而在每一个革命者的内心中都有一个规则的制定者，正如精神分析家的理想（或是其“理想自我”？）便是向其分析者询问：你是否有按照你的欲望来行动？这一伦理学律令或许就是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不可能的实在”（impossible-Real）。

詹姆逊的两种神经症主体的符号学矩阵

这个符号性矩阵（如上图所示）始于强迫症与癔症主体及其否定的悖反或辩证——他知道他想要什么，她便不是强迫症主体。在考察这些不同的位置时，我们可以从左侧来开始，亦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强迫症主体：这是精神分析家的位置（尽管拉康派分析家“会否认其自身的知识”——“这个仅仅是我的无意识”）；这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图表来洗手的人的位置；但也是在本文中进行的详细解读的位置，这是相比于任何其他学科来说能够更好阅读的未来文学专家的“大胆尝试”（bravura）的位置。在右侧，则是认为自己并非强迫的癔症主体：这并不仅仅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像占领运动一样质疑所有结构，但却不受政党或列宁主义结构所约束（暗地里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是社交距离的实践者，这是通过异化（疏离）来维持团结（孤绝）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承认。在底端的位置，是反乌托邦的立场，亦即“知道”事情如何运转但却并不痴迷于结构，这是加缪的人道主义立场，或是目前正在兜售疫情书籍的作者的立场。至于顶端的乌托邦立场则既是癔症性的也是强迫症性的，它是哈姆雷特的立场（也是詹姆逊的立场——参见：他在《美国乌托邦》一书中关于神经症主体的评论）[21]，但最终也是讽寓性阅读的立场，它试图完成将“经济性”、“主体性”、“文本性”与“政治性”全部同时协调起来的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詹姆逊《美国乌托邦：二元权力与世界军队》

文本注释

[1] 墨菲与拉克劳《霸权与社会主义斗争：朝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学》（Mouffe &  Laclau 1985）。

[2] 参见：安吉拉·内格尔的《杀死所有普通人：从微博客与4chan到另类右翼与特朗普的网络文化战争》（Nagle 2017）。特朗普／詹姆逊模因的形式维度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在本体论上支持1980年代经典的后现代主义的抽象拼贴画方法的复兴〔从经典的“马克斯·海德鲁姆”（Max Headroom）广告到后现代建筑的援引〕，也就是说，在2000年代初随着“混搭”（mash-up）音乐形式而短暂复兴的拼贴画与蒙太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DJ危险老鼠在2004年将披头士的“白色专辑”中的采样音乐与Jay-Z的“黑色专辑”中的人声混搭起来而制作的“灰色专辑”），但自2016年的选举周期以来，它却又最终以使挪用流行能指与政治信息相结合的视觉方法的互联网模因艺术形式而卷图重来。

[3] 在1982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出的《暴风雨》中，“鲍勃·派克（Bob Peck）饰演的卡利班留着拉斯塔法里教徒的脏辫”。参见：弗吉尼亚·马森·沃恩（Virginia Mason Vaughan）与阿尔伯特·沃恩（Albert Vaughan）为《暴风雨》雅顿版所写的导论（Mason Vaughan and Vaughan 1999, p. 115）。露丝·奈伽（Ruth Negga）是最近一位饰演哈姆雷特的女性（或许是最知名的黑人女性）。

[4] 本韦努托《对话拉康：理解拉康七讲》（Benvenuto 2020）第159~60页。

[5] 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88页。实际上，“一一对应的讽寓”的重要性足以让它进入此书的索引。对其逻辑的最为广泛的制作可见于此书的第一章，詹姆逊在其中对加缪《鼠疫》的诊断（“讽寓的二元论掩盖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与疫情和隔离有着一些共同之处”；见：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第8页）可能对在新冠疫情中幸存下来并以一种过度简单的方式来试图讽寓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的那些人充当着一则警告。在当下阅读加缪的作品，既意味着其相似性，也暗示着其局限性——去殖民化阅读的不可能实在。第一个论点：人道主义者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它是关于人类尊严的〔正如爱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最近所错误引用的那样），而故事的中心人物里厄医生声称说他不是一个英雄，而仅仅是一个凡人——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平庸之见。这便是我们当下对医疗工作者的庆典活动的残酷真相（而我也会在晚上七点出去砸锅！）：我们庆祝英雄，因为他们会死去——就像意大利的“白大褂”（Camici Bianchi）那样。以这种方式来阅读《鼠疫》，不仅会错失这部小说的实际内容——描述日常生活的变化（“鼠疫只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访客，总有一天它会离开，就像它闯入生活一样”；见：Camus 2013, p. 72）：恋人们的分离、黑死病怪诞细节、口罩的空洞姿态（“他打开橱柜，从消毒器中拿出了两个纱布口罩，递给朗贝尔一个，让他戴上。记者问这有什么用，塔鲁说没有，但它可以引起别人的信任”；见：Camus 2013, pp. 160–1）——而且还会错失它对纳粹主义的严厉讽寓，这在推土机将尸体推入万人坑的场景中达到了其高峰。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只有将设定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的小说背景视为偶然，这样一种讽寓性阅读才是可能的——正如大卫·卡罗尔（David Carroll）愚蠢地认为应该做的那样（Gee 2016, p. 36）。加缪在小说的开篇便设定了此种偶然性，当他的记者人物朗贝尔说他来奥兰市为了报道阿拉伯人的健康情况，而这受到了里厄的挑战，里厄质问他是否愿意说出实话。这部小说实现了某种疫苗接种，因为我们将几乎不再能看到有关阿拉伯人的任何细节，或是与阿拉伯人的任何接触：正如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评论的那样，加缪是“这样的一位小说家，如此清晰可见的帝国主义现实性从他的作品中消失不见了”（Said 1994, p. 172）。但赛义德同样既不想要将加缪看作是欧洲存在主义或荒诞主义的一个饱受折磨的天才，也不想要简单地将加缪的作品与法国的殖民主义联系起来（我记得赛义德在1988年夏天的讲座中就明确提及了这一点）。相反，按照赛义德的“对位”方式，以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统治的历史背景来解读《鼠疫》，一方面，可以着眼于《局外人》的后来修订版，例如卡麦尔·达乌德（Kamel Daoud）的《莫索尔调查》（Meursault, an Investigation），另一方面，也可以思考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法国殖民者、纳粹占领者与瘟疫本身的（讽寓性）层次，以及我们可以如何解释加缪的小说，从而让这些解读保持活跃。

[6] 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89页。

[7] 同上。以下是摘自《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的一段话：“实际上，这是在辩证过程中最具敏感性的时刻：在这里，整个思想复合体都通过一种内部的杠杆作用而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上，在这里，心灵在一种换挡中发觉自己现在愿意将曾经的问题当作答案，以这样一种方式站在其先前的努力之外，以至于它现在可以将其自身算入到问题之中，不仅将这个两难困境理解为客体的抵抗，而且也将其理解为以战略性方式来部署并处置的主体一极的结果——简而言之，是将其理解作一种确定的主体—客体关系的运作。在从正常的以客体为导向的心智活动转变为如此辩证的自我意识上存在着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有点儿像是我们在电梯下坠或是客机突然下降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呕吐的颤抖。这会让我们联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会让我们联想到我们作为思想者和观察者的心理位置。这种惊厥确实是基本的，它构成了辩证法本身：倘若没有这个转化性的时刻，没有对那个更加古老且更加天真的位置的这种最初的意识超越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辩证进入意识”（Jameson 1974, pp. 308–9）。

[8]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亦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第44~5页。

[9] 拉康《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2019）。

[10] 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103页。

[11] 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98页。

[12] 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96页。

[13] 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99页。

[14] 詹姆逊当然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参见：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103~4页。

[15] 阶级斗争是否是将黑命贵运动、跨性别政治或原住民复兴等种族主义斗争都纳入进去的“最后手段”？提出这个问题，恰恰就是癔症化。

[16] 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104页。

[17] 布鲁斯·芬克《拉康式主体：在语言与享乐之间》（Fink 1995）第174页，詹姆逊的引用，见《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104页。

[18] 詹姆逊《地缘政治的美学：世界系统中的电影与空间》（1992）第3页。

[19] 詹姆逊《讽寓与意识形态》（2019）第103页。

[20] 同上，第105页。

[21] 詹姆逊对拉康的政治学作出了如下的评论：“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所有人都是神经症主体，而无论哪种形态的社会，也都只能是各种神经症主体的集合，他们的共存永远不可能以某种和谐或乌托邦的方式来进行调节”，见：詹姆逊《美国乌托邦》（2016）第7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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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纽约：古籍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克林特·伯纳姆（Clint Burnham），加拿大诗人、小说家、文化理论家与精神分析学者，主要兴趣领域包括文化研究（尤其是电影与流行文化）、当代诗歌和理论（尤其是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著有《拉康与环境》、《互联网有无意识吗？——齐泽克与数字文化》、《詹姆逊与华尔街之狼》、《詹姆逊与无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唯一重要的诗歌：阅读库特尼流派的写作》、《精神分析、政治、压迫与反抗：拉康派观点》、《数字原住民》、《全球大流行与心理学中的认识论危机》等。

历史是令人伤痛的，正是它在拒绝欲望。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