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报文章
近闻网上对1931年——1945年日军侵华期间，是否攻占过陕西、福建两省多有议论。
不少人对这两地的抗战史印象模糊，有些人觉得日军并未侵略过那里。
甚至还认为日军侵华期间之所以不攻占陕西和福建，是因为“兵力不足”、“资源匮乏”、“战略价值低”。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是真的，日军为何不攻占陕西和福建呢？
自1937年日军借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热河、察哈尔、山东、江苏相继全省沦陷，截至1945年抗战胜利，部分沦陷的省份共13个，其中就包括福建。
按沦陷国土面积来算，福建分别多于贵州、云南。而陕西省则始终未遭日军侵占。
期间发生的大规模正面会战以及主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多集中在华北、华中地区，连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都鲜见以华南、陕西为故事背景。
故而很多人对这两省的战时境况一知半解，久而久之再提及那段历史时便难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抗战期间，福建省先后有13个县、1个省辖市沦陷，占全省面积的18.5％。
虽然沦陷区多集中在沿海一带，日军看似并未“深入”，但身处敌占区的中国军民遭到残酷迫害，留下无法抹去的创伤记忆。
例如1938年5月10日，日军登陆厦门五通，随即对附近郊区村落展开洗劫，当地村民惶恐之下纷纷抛家舍业逃生，却遭到日军围追堵截。
躲在家中希望能避过祸端的村民也未能幸免，日军在抢夺粮食、牲畜等物资时肆意屠杀村民，事后在凤头海滩挖掘“万人坑”掩埋被害村民的尸骨，企图毁尸灭迹。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处“万人坑”才被发掘，当地政府在遗址旁修建纪念碑以铭记日军在厦门犯下的历史罪行。
福建省会福州市也是饱经风霜。
1940年转运英美援助物资的海外生命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方面只得加紧利用东南沿海的一些小型港口来转运外国援华军资。
为了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日军于1941年下令针对福建省南部的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并从台湾抽调空军配合精锐的近卫师团部署在闽南。
4月中旬，日军省会福州发动进攻，前后总共投入1.2万兵力，4月21日福州沦陷，但于同年9月被中国军队收复，这130多天里，日军在城内无恶不作。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次失利，转而再次计划切断“大陆交通线”，于10月5日再度占领福州。在之后七个多月，日军的残暴尤甚往日。
福州两次失陷期间，300多名市民惨遭杀害。
日军掠夺大量粮食、布匹、牲畜等民用物资，破坏房屋，致使众多百姓沦为难民。
而在整个八年全面抗战期间，福州伤亡总人数更是高达28万余人。
据此来看，日军对福建的侵略活动绝非零星袭扰，该省“独善其身”未遭战火更是无从谈起。
从战略地位上看，福建也并非处于绝对边缘的位置，相反，日军由于自身兵力不足，便将很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闽浙沿海地区。
企图通过收缩兵力控制沿海港口，对中国实行封锁，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1941年闽浙地区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正面战场之一，福建近海的市、县是不容忽视的海陆转运枢纽。
从受战火破坏的程度上看，福建全省近五分之一的地区受灾严重，日军暴行、百姓罹难，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因此若提及抗战期间，福建的战略价值是否被日军方面重视、可曾遭到大规模入侵，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那陕西省始终并未被日军攻破，对于这一点该怎样去认识呢？
首先从当时整体抗战局面来分析。
1937年国民党放弃南京，转移到“陪都”重庆，此后日军虽多次派遣飞机抵临重庆上空进行轰炸，但陆军兵锋却望而不及。
1938年徐州会战，中国军队付出沉重代价，日军亦伤亡惨重(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便是在这场战役中取得的)，此战为中方部署下一阶段的战略防御赢得宝贵的时间。
在之后的武汉会战中，虽然最终武汉失陷，但日军损失近20万兵力，此后失去战略进攻能力，日方企图速战速决的计划宣告失败，抗战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屏障，同时为抗日全局斗争考虑，积极派遣部队入晋西北与国民革命军共同抗敌。
另一边日军在太原即将陷落时就早早地做好进攻陕西的打算，于1937年11月7日首次炮轰潼关，并逐渐聚集在黄河北岸，伺机南渡。
1938年3月7日，日军刚刚占据黄河北岸的风凌渡口，便向潼关凤凰山路段的铁路交通设施展开炮击。
危急关头，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奉命率军出华阴进驻潼关，并在关口以北的河岸地区构筑防御工事，战区司令官蒋鼎文反复提请报告，增派炮兵协防。
自从与日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以来。战机轰炸、火炮对射、抢渡黄河轮番上演，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军投降。
讲到这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日军的确进攻过陕西，不仅如此，日军进犯所投入的火力还十分猛烈，单举一例足可说明。
至1945年战争结束，八年来，在山西、陕西之间的河界两端，中日双方始终未停止过撕扯，日军累计发射炮弹一万七千多发，造成大量的中国平民伤亡。
日军在鄂豫皖地区的正面会战中受创后，进攻陕西的战略优先级也随之提升。
一方面可严重威胁到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向南可以朝川渝地区挺进。
从此日军不断派遣飞机前往陕西各处展开空袭，且随着空袭频次逐渐增多。
从官方统计的各地损失情况更能说明日军空袭的频次之多、力度之大，7年多以来陕西境内共有55个市、县、镇遭到轰炸，军民受灾情况严重。
尤其西安、延安、宝鸡这样的重要城市，例如仅西安累计遭到空袭就高达145次，延安仅1939年被炸毁的房屋和窑洞就多达7800多间。
由此可见，在八年全面抗战时期，陕西军民所承担的战争压力也是相当沉重的。
对于福建、陕西两省的抗战血泪史，不宜用含糊其辞的说法去替代真实的历史记忆。
例如当下不少人认定福建仅沦陷沿海少数地区，大部分区域近乎“完好无损”，相较华北、华中的惨烈状况，该省遭受的侵略并不严重。
但有时战争的利害关系并不全在于占地多少、深入多远。
例如1941年滇缅、滇越交通线已经被日军切断，被夺走的沿海市县从领土面积来看不过是地图上的几抹斑点。
但正是这些港口的丢失，一度让外国输入中国军事物资的交通路线陷入瘫痪。
而当时中国军工生产能力落后，在持续的战争投入中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援助，国民政府屡次向美国催促军用物资。
在战事最为艰难急迫的时候，甚至要以放弃抵抗为要挟争取美方支援，更是在家底本就捉襟见肘的窘况下，依然派遣装备精良的远征军赴缅甸争取打通滇缅公路。
以此推算闽浙沿海地区的沦陷对中国抗战局面造成的影响，绝非可以轻描淡写地以失地多寡来下定论。
日军于1941年、1944年两次直接下令对福建展开以封锁交通为目的的进攻，省会福州两次失陷，也足以证明福建沿海的重要作用。
虽然从沦陷区面积来看还不足全省的五分之一，但正是这些关键地区的失陷，对福建省军民乃至中国都造成了巨大困扰。
因此，单一用失地面积来衡量福建省遭受侵略的程度以及影响，显然是十分草率的。何况在日军入侵期间，福建军民英勇抵抗，亦有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那些说福建没怎么受到日军侵略，对那个年代受苦遇害的百姓、抛洒热血的抗日英雄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论断。
陕西虽没有地方沦陷，但陕西军民的生产生活始终在日军空袭的搅扰下不得安定，多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情况。
例如1940年9月3日，日军派遣36架飞机袭击安康，投掷毒气弹、高爆弹辅以机枪扫射，造成850余人遇难、2300余人受伤，1000多幢建筑被毁，轰炸引发的大火燃烧数日才被扑灭。
从1937年11月日军开始攻击潼关，直至1945年，期间日本军机频繁侵入陕西领空实施轰炸，炮兵部队也时不时的隔着黄河向南岸一带射击。
陕西各地遭到的战火破坏不可谓不严重，伤亡状况不可谓不惨烈。
对此，若说日军从未涉足陕西省也实在有失偏颇，更不可淡化当地军民付出的沉重代价。
还有不少人议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陕西屡遭进攻却能固守国土，始终未被日军攻破呢?
简言概括，潼关、黄河之险，古来有之，既是从华北进入陕西的必经之路，又分别扼制着险要隘口、渡口，易守难攻。
中国军队在潼关以北，依托黄河南岸阻击日军，有地利上的优势。
面对日军侵入陕西的险恶意图，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出于保卫陕西的战略重要性，加紧合作，抵抗顽强。
在晋西北一带，中国军民对日军起到相当大的牵制作用。
中国军民在一次次的突围转移中付出巨大牺牲，但始终未能被消灭。日军本来计划用于进攻陕西的兵力很大部分始终陷在晋西北一带无暇他顾。
家喻户晓的抗战剧《亮剑》便是以晋西北地区为背景，那个年代军民之顽强，可以从中体会一二。
再者1937-1938年，日军在攻陷南京后，将鄂、皖、豫地区作为主要的进攻方向。
经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主力受损严重，失去战略进攻的能力，抗战转入对峙局面。
而日军要维持占领区的统治，除了要受到正面战场上的牵制，还要与敌后抗日武装周旋，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抽调足够的兵力对陕西发动大规模进攻是十分困难的。
之后日军挑起太平洋战争，战线越拉越长。
为了尽快摆脱在中国战场的胶着状态，日军先后尝试封锁海陆交通线、与国军主力寻求决战、收缩防线实施“据点防御”，对陕西方向的战事自然更加力不从心。
陕西省得以不失，与当地乃至全国军民的顽强抗战、独特的地理位置、大型会战中对日军的消耗、国际事态的变化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实抗战时期，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共克时艰是那段历史的主要潮流，后人在缅怀先辈事迹的同时，更应该以史为鉴，不断增强我们的凝聚力。
何必非要争论哪个省作战最刚烈、哪片地区受难最严重呢？
如若非要加以区分，则一定要尽可能遵循史实，不可淡化甚至遗忘那些本该铭记的血泪，陕西、福建两省既非“独善其身”，更非“抽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