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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霖（前坐者）与弟子合影。后排由左至右：姚玉芙、王琴侬、姜妙香、王蕙芳、王瑶卿、梅兰芳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提供）
《说文解字》十篇上黑部“黨”：“不鲜也。从黑，尚声。”张舜徽注：“本书手部：’攩，朋群也。’凡言乡党、朋党，皆当以攩为本字，自借党为攩而攩废，党之本义亦废矣。”据此则“党”是“挡”的借字，表示乡里聚居、朋从结交的大群落。《释名》释州国第七：“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所尊长也。”可知党又为管理里族聚居的头领之义。沿袭这一思路，中国古代往往将政治中具有相同主张的士大夫团体及与之相对立的政治团体称为“党”，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谓“党”，唐代“牛李党争”所谓“李党”“牛党”，北宋围绕王安石变法形成的“新党”“旧党”，明末的“阉党”和“东林党”，到清初进一步发展为“南北党争”中的“南党”和“北党”，如此种种。
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党成为政治专用名词，用来指有组织、有纲领和目标的政治派别。又有以戏曲演员之粉丝与智囊群体称为党者，最著名的如追捧梅兰芳、程砚秋的“梅党”“程党”。“梅党”就其构成说，其中有政府官员、文坛名流、著名画家、银行家、学者作家乃至记者报人等，他们围绕在梅兰芳身边，对他的艺术、声誉以至个人修养、社会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梅党”应该不包括梨园界同行，对梅兰芳艺术起着重要作用的王瑶卿、陈德霖、姜妙香、俞振飞、徐兰沅等人即不算“梅党”。其次，“梅党”成员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各界的闻人，与梅兰芳有着直接的深度交往，他们促成了梅兰芳艺术上的成就，但各人均不视为自己的功劳。“梅党”即是梅兰芳成长过程中社会环境、生活状态、艺术氛围的浓缩。以下分述一些重要的“梅党”人物。
齐如山以其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富于建设性的戏曲创作而成为近现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他是梅兰芳身边的主要智囊，也是“梅派”艺术的重要推手之一。齐如山原籍河北高阳，自幼聪颖，广泛学习阅读古代经典著作。清末随兄入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后往欧洲留学，民国初年回到北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不了欧洲，从此滞留北京，独自无事，乃研究起戏来。
由于在德、法、比、奥等国看过一些戏，受其影响，齐如山形成了自己的戏剧思想。他先后编写过话剧《女子从军》和戏曲样式的《新顶砖》《新请医》，演出后都归于失败。就在此时，梅兰芳在北京开始走红，自然进入了齐如山的视野。初时，齐如山觉得梅兰芳艺实平平，可是有着特别的长处，就是天赋太厚，不单嗓音好，善于演唱，而且身材好，面貌表情俱佳，是块唱戏的好材料。为了不让这种天才付诸浪费，齐如山开始用自己的戏剧观念来指导梅兰芳。一次看完梅兰芳演唱的《汾河湾》，齐如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评述梅兰芳的演出：
昨在堂会观《汾河湾》，细腻熨帖，较数月前又进步矣。……但如《汾河湾》之旦脚，则决不可偷懒，因一上场之引子定场诗，皆系惦念其丈夫之辞，生脚唱辞中又云“我是你丈夫转回程”，旦脚听着安得不动心？自己接唱之词又有“说得明白得相认，说得不明罪非轻”等句，则以后生脚所说之话必要用心细听无疑；既听其述及自己夫妇当年受苦之情形，决不能漠然置之毫不动心，则此处之表情不但不可缺少，且为此剧之重要关节。设一偷懒，则全剧精神尽失矣。足下对于此处毫不注意，是一大缺点，想当初教习传授时即如此也。
兹将此处生脚唱某句时旦脚应有何种表情，大略论之，以资参考。
旦脚于唱完“说得不明罪非轻”一句后，大致须饮场，饮完之后面须朝外坐，先露怒容，后则须稍微低头，面带忧愁之色。……
听到此句之后，须稍微点头，且微露难过之态，因听到自己丈夫当年之苦况，自必难过。然当薛仁贵受此种困难之时期，与自己尚无关系，且不认识，故无须太难过，而须留以后表情之余地也。
听到此句须把头一抬，眼神稍凝，露出凝神细听之态。因前四句所说皆系未结婚以前之事，是否属实尚有疑义，且目所未睹之事，闻之必不至十分动心，故无须有极显要之表现。今已提到婚姻一层，则与自己已有直接关系，且继此所言者当然是结婚以后之事，是否属实及其人是否薛仁贵不难立判，故听至此处精神须为之一振也。
听到此二句又须一哭。因此为夫妻分别之始有人提及，必要伤心。且回想寒窑受苦之情形，及十八年来之凄凉状况，万无不感动之理。以后则随时作注意之态，再拭一二次泪。唱至“回家探望柳迎春”之句时再为一哭即可，因有感激之意也。以至彼唱完之后自己再接“呀”字之叫板便妥，因末数句皆为快板，听者无暇表情，且表情太多观客亦必生厌。……故旦脚亦容易做身段也。
以上只就窑门一点而言。不但此处如此，全剧皆应揣摩；不但一戏如此，各戏皆须如此。否则便不能成一名脚，且戏亦无足观矣。……演来必须一出有一出之特长，一次有一次之进步，则将来不可限量矣。
过了十几天，梅兰芳再演《汾河湾》，齐如山又去观看，见梅兰芳演出中完全按照他信中的意思改过来了，而且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这一下引起了齐如山的兴致，梅兰芳当时已是北京城最红的京剧演员，齐如山有意帮助他成一个名角。由此每看一回梅兰芳的戏，必给他写一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如是以往，写了有百十来封信。梅兰芳极其珍惜，将这些信仔细保存着。后来国剧学会成立，交了一部分给国剧学会。
齐如山和梅兰芳之间保持着长久的通信联络，却一直没有见面谈话。据齐如山自己说：“一因自己本就有旧的观念，不大愿意与旦角来往。二则也怕物议，自民国元年前后，我与戏界人来往渐多，但多是老角，而亲戚朋友本家等等所有熟人都不以为然，有交情者常来相劝，且都不是恶意，若再与这样漂亮的旦角来往，则被朋友不齿，乃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未敢前往。三则彼时相公堂子被禁不久，兰芳离开这种营业，为自己名誉起见，决定不见生朋友，就是从前认识的人也一概不见。”相公堂子又称私寓，是童伶学戏的场所，也是演剧的一个组织单位，曾培养出大量戏曲演员。相公本名“像姑”，在堂中习唱昆曲或皮黄，还须习学丝竹、金石书画以至诗词等，学成后出面营业，为客人侑酒演唱。1914年春，齐如山觉得与梅兰芳还是有见面倾谈的必要，因为戏中的事情，专靠用笔写，是搞不清楚的。及至齐如山到梅兰芳家中，仔细留神观察，觉得梅氏门庭静穆，梅兰芳本人又谦恭和蔼、磊落光明，实在不易。梅家本界亲友来往的已经不多，外界的朋友更少，少有的几位也多是正人君子。其中仅一两位有点以老斗自居的嫌疑，但也毫无破绽。梅兰芳束身自好，家中的妇人女子也都幽娴贞静，永远声不出户。齐如山内心的疑虑顿然消除，觉得梅家已经走出了相公堂子的时代，这种人家与好的读书人家也没有分别了。自此，齐如山常到梅家，和最初教梅兰芳皮黄戏的吴菱仙、教昆曲的乔蕙兰以及梅兰芳一同吃午饭，彼此谈论些旧戏。由于齐如山以前编的新戏都演出失败，而且他也不知道梅兰芳排新戏的能力如何，因此一直就没有谈过编新戏之类的事情。
齐梅在编排新戏上的合作始于《牢狱鸳鸯》，此时梅兰芳搭俞振庭的双庆社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演出，俞振庭又租下文明戏院，由上海约来林颦卿成班，演出《狸猫换太子》等新的本戏，由于场面新奇，在北京相当叫座。相形之下，梅兰芳的演出大受影响，希望排出新戏来与之争衡。梅兰芳与齐如山商量，齐如山回应道：“编戏并不难，但不知你想演哪一路的戏？”梅兰芳说：“类似《白乳记》这路戏就成。”齐如山沉吟道：“这戏容易得很，不过毫无价值，只能风行一时，过些天就不成了。而且这种戏已出了旧戏范围，可以说是脱离了旧戏，这是上海滩的戏，北京不宜演，你们规矩角色更不宜演。”他又说：“我常想编几出神话戏及清高的言情戏。”最后，二人商定先编一出旧式的戏来试试看。计议已定，齐如山编了一出《牢狱鸳鸯》，以太原富户之女郦珊柯与书生卫玉的爱情婚姻为表现主题，完全采用旧戏模式，演出后人山人海，大受欢迎。齐如山由此认识到，戏虽编得很平常，但梅兰芳确是一位有能力的演员，可以实现自己的戏剧理想。
 梅兰芳与齐如山（右）
有此认识，便有了进一步的《嫦娥奔月》。不久就是中秋节，王瑶卿等人准备在第一舞台演出过去宫中的应节戏《天香庆节》。为了不输给他们，俞振庭提议也排一出新的应节戏。对此，齐如山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次日，梅兰芳赶到齐如山家中，直言：“被人家打败，不但本班人瞧不起，第一舞台那一班，不晓得怎么说便宜话呢？连本界人都要说长道短的。”趁着齐如山笑乐的当口，梅兰芳径直提出要求：“总之此戏是非编不可，且非你编不可。”齐如山答应他一定编，而且要精心计划，一定可以打败第一舞台。
因为是中秋应节戏，齐如山自然联想到嫦娥奔月的故事，于是决定编一出神话戏《嫦娥奔月》。此戏只有几场，内容简单至极，齐如山编成后交出本子，梅兰芳他们看过之后，都不满意，戏班中人也以为不够。齐如山见状，笑着告诉梅兰芳：“我知道你们对这本子不会满意，但您只管拿回去折单本（每角个人之词句为单本），赶紧发散，俾大家念熟为要。这是我们所说的神话剧，不能专注重情节，得看排的如何。等我把一切身段安好，您把词句念熟，我给您一排，管保一定够看，一定能叫座，您只管放心。”
排演中，齐如山想着把衣服扮相设法改成古装，他找了些古美人画，照画中的美人衣服来设计扮相。他费尽心思，裙子之尺寸仍照画中制法，腰带则结于真的腰际，而裙子加长，裙腰则靠上，用小银钩盘于胸间，看去显着身长而腰细，且合于常看古画之眼光。裙子之外，另有一短裙，名曰腰裙，贴于身上。再说到梳头的扮相，古美人头有顶髻、有垂髻。嫦娥采用顶髻，于神仙夫人自然合宜。至于身段，齐如山研究了五六天，只安了南梆子及原板的两场，与梅兰芳细细说明教会。未演出之前，他们先把配角及场面都请到家中，并赁了16张八仙桌，摆在客厅里，梅兰芳规规矩矩地装扮上，排演了一次才放心。及至演出，果然大受欢迎，大家都叹为得未曾有，连演4天，天天满座，结果把第一舞台的《天香庆节》打了个稀里哗啦。
 1916年,梅兰芳在《嫦娥奔月》中饰嫦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提供）
事后众人都额手称庆，齐如山则清醒地分析道：“你们的戏班，靠谁叫座？不必客气，也无可讳言，是靠梅兰芳。既是靠他叫座，当然应该在他身上想法子，所以这出戏，才这样编法。他们倚仗人多，我们专靠一人，所以此戏只嫦娥是正角，其余都是配角，且不重要。他们倚仗行头新，可是虽新，而别的班也有，我们特创一件古装，乃从前及现在的戏班中都没有的。他们倚仗切末多，我们专靠身段，以歌舞见长。如此一来，安有不打胜仗之理？你们要知道，我为这件事，很费了点心思。”从此，自梅兰芳至戏班中人，凡齐如山说的话，无不听从。由此，齐如山在北京戏界的声名信用是完全站住了。
此后，齐如山给梅兰芳编过20多出戏，并且亲自排演。加上梅兰芳学的昆曲，20多年间齐如山总计为梅兰芳安排过40多出戏。这些编排的戏共有两种宗旨：一是为梅兰芳叫座，二是想借此把国剧往世界去发展。他所编的戏有时装新戏《一缕麻》等，歌舞类的《红线盗盒》《廉锦枫》《太真外传》等，神话戏《洛神》《天女散花》《上元夫人》等，言情戏《晴雯撕扇》《俊袭人》《黛玉葬花》等，还有节义类戏《生死恨》《双珠记》《空谷香》等，昆曲戏《游园惊梦》《寻梦》《折柳》《阳关》《思凡》《乔醋》《琴挑》《瑶台》《金山寺》《昭君出塞》等。
说到梅兰芳出国演唱的情形，早在1917、1918年时，梅兰芳演出了齐如山编的言情、歌舞、悲乐等戏，在戏界赢得不错的声誉，也引起美国公使等注意，纷纷献上赞誉。齐如山内心深受触动，觉得中国戏或可到外国去演出。又过了几年，齐如山问的人多了，更深切地了解了国剧原理，知道它以歌舞为原则，且颇有科学的思想，完全可以到外国演出。此时梅兰芳的艺术表现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更适合出国让外国人欣赏。
一次，日本文学家龙居濑三等人来访问梅兰芳，谈及梅兰芳可以到日本去演出。虽非正式约请，客人走后，齐如山询问梅兰芳的意见，他自然也很愿意出国，但却以为很难，万不能成为事实。梅兰芳虽漠然置之，可是齐如山心中大为跳动，于是便打听他们的真意，原来此事由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爱看梅兰芳演戏的龙居濑三动意。龙居写过一篇文章，谈梅兰芳艺术的高妙及面貌之美，说他如到日本演出一次，则日本之美人都成灰土了。这篇文章在报上一发表，引起许多日本人的注意，结果居然成为事实。至于到日本当演何戏，最初龙居和梅兰芳等人都属意于歌舞优美的《天女散花》，齐如山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出国演出当以旧戏为号召，一切以国剧为前提，而不是以梅兰芳为前提。后来规定了以《御碑亭》为演出的主要剧目，再加上《游园惊梦》等几出昆腔戏，经日本人要求，也演了几次《天女散花》。梅兰芳到日本演出，日本报纸上讨论得很热烈，有很多赞美之语。
出国演出，齐如山的目标是发扬国剧。他想得要深远得多，比如，出国演出，国剧是否够看？于中国文化是有益还是无益？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否有益？先到何国去演？怎样才能表现国剧的长处？应该用哪一种角色出去，或生或旦应演何种戏？他以为如此种种，都要详细考虑。到日本演出过后，齐如山认识到，中国戏以歌舞表达心情，外国人虽不懂中国歌舞的意义，而对于中国戏，却能感兴趣，这足见中国戏也可以到欧美去演。
齐如山与老友司徒雷登闲谈中提及此事，征求对方的意见，并表示：“等我先把国剧的原理，用文字或用图画把它描绘出来，您看看再说，您看好不好？”于是，他用时3个月，写了一本《中国剧之组织》。有专靠文字不能明了的事情，又找了一位极好的孟姓画师，把国剧应用的东西，都系统地画出来。孟姓画师要求齐如山开出画的系统名单，找到实物让他对着作画。齐如山按他的要求，列出剧场、行头、古装、胡须、扮相、脸谱、舞谱、舞目、切末、兵械、乐器、宫谱、角色等类目，每一类2条至66条不等，费了很多工夫终于把这套图画完成了。每图之上，都注上一个名词，又请司徒雷登代约了10多位教授，用时3个月把这些名词翻译成英文。
由此一来，不但引来司徒雷登的兴趣，而且有许多人感到新奇，大家都愿帮着工作。于是，齐如山又拟了几个问题，以便进行研究。其问题包括：一、宜用哪种方式出国？二、宜用什么样的角色？三、宜先往哪一国？四、宜演何种戏？五、应该怎样演法？六、舞台如何布置法？经过复杂的筹备，梅兰芳终于在1930年开启了赴美演出。到美国后，波末拿大学（波莫纳学院）及加利福尼亚大学要赠梅兰芳以博士学位，齐如山主张接受，他对梅兰芳说：“我所以主张使您接受者，另有意义。……因为政学界人，向来都鄙视唱戏的，平常只管有多好的交情，到了文字，他们就很斟酌了，他绝对不肯弟兄相称。……比方与您最要好的文人，要数樊樊山，但他不肯称您兄弟，也不肯论辈行，也不肯称先生，也不好意思称小友，只好称个艺士，但仍不自然。如今您有博士衔，则大家当然都称博士，又自然又大方，这是我使你接受的本意。”
赴美后，齐如山又筹备了梅兰芳赴苏联演出，且特别写了一本《梅兰芳艺术一斑》作为演出的宣传品。至于德法等国，齐如山预先也都作过接洽，但考虑到经济因素，所以也就不起劲了。
从美国回来后，齐如山与梅兰芳长谈了一次。他说：“我们共同工作，已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之中，我固然得的戏界知识很多，得您的帮助也不少。但我大部分的工夫，都用在帮助您的身上，我最初的意思，是想帮您四十出戏，但是到现在，只编了二十几出，连改的旧戏不过三十几出，总算还差几出，未能如愿。”他又说：“您也四十几出头，也用不着常唱，所有会的戏，也就够用了。其实以后再想编戏，也不是无路可走，比方你从前年轻，我给你编的都是姑娘的戏，以后再演，当然显着岁数太大一点。但若编贤妻良母的戏，您演着也不会显老。……自今日以前，在你个人一方面说，你的艺术是日有进步；自今以后，算是停止住了，不能再有进步，尤其您要往上海一搬，那是必要有退化的。……固然给您编排新戏，目标是往国外宣传，但大部分总是为您叫座。此后就可以把我全部的精神来研究国剧了。照以上这些情形来说，我二人的工作，岂不都是另一个时代了么？”
由美国回来后，齐如山如他自己所言，创立国剧学会，又开办国剧传习所，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京剧的研究与传承中。梅兰芳则搬去上海。不久，抗战席卷中华大地，齐如山在北京闭门著述，写出了不少京剧和北京风俗的研究著作。梅兰芳在上海蓄须明志，靠绘画维持生计。
多年后，齐如山写下了他对梅兰芳的印象：“我深知他除演戏外，别无所长，关于演戏，你同他说一点，他就可以作到，且作的很好。”
如果说在“梅党”中，齐如山把握着梅兰芳艺术的走向，那么影响到梅兰芳生活道路和人生选择的则首先要数冯耿光了。
冯耿光，字幼伟，广东番禺人。他早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学习，与良弼、蓝天蔚是同期同学。良弼后来成为清廷手握权柄的重臣、宗社党领袖之一；蓝天蔚则与吴禄贞、张绍曾并称“士官三杰”。冯耿光1905年归国后历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管带、协台，广东武备学堂教习，陆军混成协标统，澧州镇守使，军谘府第二厅厅长。武昌起义后担任南北议和北方代表。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参谋本部高级参议，领陆军少将衔。后转入金融界，任中国银行总裁。1928年任新华银行董事长、联华影业公司董事。
与梅兰芳结识以后，冯耿光成为他重要的经济支柱，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梅兰芳的个人生活。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忆及冯耿光说：“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十四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断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所以我在一生的事业当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初识梅兰芳时，冯耿光在军谘府供职。此时梅兰芳隶属私寓云和堂，在这里跟吴菱仙学戏。据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记载：“我友冯幼伟（耿光），日本士官毕业，服务于军咨（谘）府，爱护梅兰芳。时兰芳方十二三岁，未脱稚气，然态似女子，貌亦姣好，学青衣工夫孟晋。幼伟月入银四百两，以其半助兰芳成名，始终如一。”此后，梅兰芳的人生选择无不有冯耿光的参与。
 梅兰芳与冯耿光（右）（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提供）
进入中国银行后，冯耿光与王克敏、张嘉璈形成三人共管的态势，这种分立甚至影响到追捧京剧演员上。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称：“中国银行有冯耿光、张嘉璈两派。冯捧梅，张捧程。后李石曾自对人言云，支持程艳秋乃受张公权（嘉璈字）之托也。此内幕非外人所能知者。”则所谓“梅党”“程党”之兴正源于中国银行高层之分派也。
初期的“梅党”是由一批清代遗老、民国官员及京师大学堂译馆的学生组成。他们在经济上支持梅兰芳，艺术上也起到督促作用，甚至梅兰芳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初时“梅党”让梅兰芳娶了福芝芳，随后“梅党”又对福芝芳不满，以兼祧的名义为梅兰芳与孟小冬暗中牵线。1918年，冯耿光在府邸中为母亲大办生日会，号称“冯宅堂会”。在堂会中，梅兰芳首次与孟小冬相见，二人合作了一出阴阳颠倒的《四郎探母》，合演中暗生情愫，为日后结缘埋下了伏笔。
梅兰芳第一次随王凤卿去上海，冯耿光不放心，带着李释戡赶到上海助阵。加上上海的舒石父和许伯明，几个人一起出主意。听到许少卿要梅兰芳唱一次压台戏的消息，他们都认为专重唱功的老戏是不能胜任的，一致主张梅兰芳学几出刀马旦的戏。结果梅兰芳向茹莱卿学会了《穆柯寨》，登台亮相，赢得上海观众的一片喝彩声。冯耿光等人仍不满足，提醒梅兰芳说：“这出戏你刚学会了就上演，能有这样成绩，也难为你了。台下观众对你的感情，真不能算错。可是今天你在台上常常要把头低下来，这可大大地减弱了穆桂英的风度，因为低头的原故，就不免有点哈腰曲背的样子。这是我们看了以后不能不来纠正你的，你应该注意把它改过来才好。”
梅兰芳检讨了自己的毛病，又说：“下次再唱这出戏，我当然要注意了来改的，同时也请你们帮着我来治这个毛病。”大家商量完了，照计划进行。梅兰芳第二次演《穆柯寨》，在台上果然又犯了低头的老毛病。他听到对面包厢里的拍掌声音，知道是各位“梅党”朋友在提醒自己了，立刻把头抬了起来。这一出戏唱到完，一共接到三五次这样的暗示。别的观众还以为是包厢里的人看得高兴，手舞足蹈有点得意忘形呢，不知道正是“梅党”的朋友在“对症下药”。就这样大约又唱了两次，梅兰芳渐渐地把低头的毛病改了过来。提起这些“梅党”的朋友，梅兰芳这样说：“他们就像一面镜子，几十年来一直老是照着我。”
后来，梅兰芳走出国门，到日本、美国、苏联访问演出，这背后离不开冯耿光动用银行界关系，积极筹措旅费的帮助。为了梅兰芳如期赴美，冯耿光甚至典卖了家乡的田地。让国剧和梅兰芳走向世界，除了前台出力的齐如山，背后操作的冯耿光亦功不可没。
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演唱。他靠卖画为生，冯耿光对这一举动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他鼓励梅兰芳南迁，并在上海马斯南路上为梅兰芳租下一幢足以安居的房子。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梅兰芳和冯耿光滞留在沦陷的香港。每遇日本军人骚扰，都由在日本留过学的冯耿光充当翻译，应付过去。直至1942年夏，患难与共的梅兰芳与冯耿光才回到上海。艰危中的互相砥砺，使两人关系更为密切。
 1942年，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耿光居上海，梅兰芳迁北京。虽不在一地，却隔不断两人深厚的友谊。1961年梅兰芳因病住院，冯耿光每天往北京打长途电话探问病况，他的电话都是梅兰芳亲自接听。一天，电话由梅夫人福芝芳接听了，冯耿光顿感事态严重，一定要赶赴北京探望。直到电台播出梅兰芳逝世的噩耗，梅夫人知道瞒不住了，才据实相告。冯耿光老泪纵横，立即在家中为梅兰芳设立了灵堂，梅兰芳在上海的朋友闻讯都到他家中吊唁。冯耿光病逝后，梅家仍继续照料冯夫人的生活。待冯夫人去世，梅家将他夫妇二人合葬一处。冯梅横亘半世纪的友谊至此告一段落。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因他排行第四，又称张四先生。早年居乡读书，声名鹊起。翁同龢以他为传人，亲自取中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留在身边悉心指点。清末，张謇眼见前途无望，转而投身实业，在南通兴办企业，建成伶工学社、更俗剧场，为地方文化事业奠定基础。早在任职农商总长期间，张謇在北京认识了梅兰芳，对他的艺术深表钦佩。建立伶工学社时，张謇认为梅兰芳是社长的必然人选。惜乎南北暌违，梅兰芳终难就任。
此后，张謇与梅兰芳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信中谈到戏曲对于改良社会的作用，希望戏曲在建设南通地方文化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张謇再三邀请梅兰芳到南通演出，这样就有了梅兰芳的三次南通之行。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梅兰芳回忆：“从民国八年到十一年，这中间我到过三次南通。”
第一次到南通在1919年冬季，梅兰芳在汉口大舞台唱完了戏，同朱素云、姜妙香、姚玉芙等人，还有齐如山、许姬传，一起坐了江轮到南通。船到码头，张謇派人把他们接到濠南别业，这是一幢建在濠河岸边的西式洋房，靠近南通博物苑。周围环境幽静，空气很好。当晚张謇约一行人吃饭，以度曲闻名、号称江南曲圣的俞粟庐也在座。梅兰芳向俞粟庐请教了几个问题，俞粟庐都给出圆满的解答。他听了梅兰芳唱的曲子，认为其嗓子很宽，要他学《烂柯山》的《痴梦》、《慈悲愿》的《认子》、《琵琶记》的《南浦》。后来梅兰芳按照他的建议一一照做了，但由于后两出戏场子太冷，所以一直没有上台演出。
第二天，他们先去参观伶工学社，校长欧阳予倩领着一行人到课堂、校舍、操场等各处看了一遍。在当时的南方，伶工学社可谓开风气之先，这是唯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学校，在制度、教材方面都采用了新的方法，已经废除了传统的体罚方式；课程方面，除戏剧外，一般学校的国文、算术也都照样悉心教授，所以毕业的学生在文学上的水准并不算低。
关于戏剧的科目则分皮黄、昆曲、武戏……另外还设立一个管弦班，研究乐器。招收的学生共七八十人，毕业后有的搭班唱戏，有的在本界工作，有的在教戏，有的已经转业了。张謇介绍学校的一个毕业生李斐叔到北京跟随梅兰芳学戏，后来由于天赋所限，他并没有学下去。但李斐叔精通文墨，当了梅兰芳多年的秘书。
看完伶工学社，欧阳予倩又陪客人去更俗剧场参观。前台经理薛秉初招待大家先到一间客厅待茶。梅兰芳刚跨进去，抬头就看见高高悬着一块横匾，上写“梅欧阁”三个大字。笔法遒劲，气势雄健，一望而知是学翁同龢的书法，这正是张謇的手笔。旁边挂了一副对联：“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梅兰芳心下暗忖，宛陵是指宋代梅尧臣，庐陵是指欧阳修，这也是暗切他自己和欧阳予倩的姓。这时薛经理说：“这间屋子四先生说是为了纪念你们两位的艺术而设的。”一听这话，梅兰芳顿感惶恐。他那时年纪尚轻，艺术上没有什么值得纪念。又想到张謇是有意用这种方法来激励后辈，要他们为艺术而奋斗。
当晚，梅兰芳在更俗剧场演出了《玉堂春》，他们大半是唱的昆曲戏，如《佳期》《拷红》《思凡》，还演出了梅兰芳排的古装新戏，如《嫦娥奔月》《木兰从军》《千金一笑》等。
这次在南通唱了10天左右，梅兰芳回到北京过年。1920年春，梅兰芳应许少卿之约到上海演出。结束后，已经是1920年的农历四月，梅兰芳第二次到南通。这一次去的人比较多，王凤卿也随着同往，大家都带了家眷。由南通唱完，坐船到南京浦口，上津浦车才回北京。
第三次到南通是在1922年，梅兰芳与杨小楼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从农历的五月初三唱起，唱了20天戏，正赶上张謇的七十正寿。梅兰芳与杨小楼、王凤卿、王长林、许德义、郝寿臣、李寿山、吴彩霞、姜妙香、姚玉芙在五月二十四赶到南通。当天晚上，杨小楼演出《落马湖》，梅兰芳演出《天女散花》；第二天白天杨小楼演出《长坂坡》，梅兰芳演出《麻姑献寿》；晚上杨小楼再演《连环套》，梅兰芳再演《游园惊梦》，就这样热热闹闹地为张謇贺寿。
梅兰芳有诗记述南通之行：“人生难得是知己，烂贱黄金何足奇。毕竟南通不虚到，归装满压啬公诗。”梅兰芳与张謇深厚的友情，从中可见一斑。
“梅党”中的画家基本都是梅兰芳学画的老师。陈衡恪，字师曾，号朽道人、槐堂，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是近代著名诗人；其弟陈寅恪是现代著名史学家；其余诸弟陈隆恪、陈登恪、陈方恪也都是著名学者、诗人。陈衡恪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受聘为江西省教育司司长，随即又应张謇之邀，到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担任博物学教员，同时在南通博物苑兼职。在此期间，他因为仰慕吴昌硕的艺术，常常利用工作余暇前往与南通紧邻的上海看望。受吴昌硕影响，他在书法、篆刻方面都有极大的提升。吴昌硕称陈衡恪“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同时陈衡恪也深受吴昌硕门生白龙山人王震的启发，人物画取得不小的进益，他创作的北京风俗画吸收了不少王震的造型特点，以漫画的笔触为北京普通百姓写照传神。1913年，陈衡恪来到北京，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编审，后又受聘为多所学校教授，在北京他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大作《文人画之价值》。
陈衡恪因绘画与梅兰芳相交，成为梅兰芳的画学老师。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随陈衡恪习画，陈衡恪就此有机会欣赏梅宅种植的各种花卉，并将它们一一作为描绘对象。他还为梅兰芳刻下了一枚名章，让他在创作的书画上钤盖。梅兰芳画的佛像和侍女，得到陈衡恪深入的指点。陈衡恪再三称赞王梦白的天才和金拱北的功力，要梅兰芳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也经常就北京风俗画题材的相关问题热烈地与梅兰芳展开讨论，兴奋之余亲自在梅兰芳的画作上题跋，并且先后创作了多张绘画留赠梅兰芳平时观摩学习。
陈衡恪之外，梅兰芳还拜了另几位绘画老师，包括王梦白、齐白石、汤定之等人。还有一位姚华，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他曾留学日本，书画皆精，与梅兰芳日常交好，常有往来诗篇留存。《梅澜祖母八十乞诗》写于梅兰芳祖母陈氏八十岁时，诗由两首组成。其第二首抓住老人犹及见梅兰芳长成，读来亲切有味：“扬尘几见海曾枯，梦里春花识故都。犹喜孙枝妙歌舞，蓬莱消息问麻姑。”
姚华又有《花朝罗掞东约集新明院观上元夫人剧》一首，记述的是梅兰芳演出《上元夫人》而提携学生程砚秋演出丫鬟的旧事：“鄂州老去只征歌，秋艳春芳尽网罗。俊语务头词格在，容华照眼美人多。玄黄稗说移商羽，图画风骚见荔萝。愧我重来游赡部，生疏梅讯问鸳波。”“生疏梅讯问鸳波”句暗含新人辈出、后胜于前的感慨。
与梅兰芳有关的诗词文章，姚华还有多首。他给梅兰芳最大的帮助还是绘画艺术上的指教。姚华所作的《达摩面壁图》，梅兰芳十分喜爱，先后临摹过七八次之多。姚华也常为梅兰芳绘画的扇面题字表示肯定，今天在相关展览或拍卖中犹可以看到这一类的作品留存。
（本文注释已略）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4年第9期“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专题·梅兰芳和他的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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