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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士弘，笔名亦远。1946年生，1965年高中毕业，因海外关系高考落榜，成为北京海淀区花园村小学的教师。赶上四清和文革，种过地，当过装卸工，下过小煤窑。1973年被批准赴美。1979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统计硕士。曾在硅谷工作，以后在加拿大工程咨询公司从事信息工作。 现已退休，生活在加拿大落基山下。

我当了小学教师

作者：潘士弘

我上不了大学，立刻面临就业问题，而就业在当时就是终身的职业。更可怕的是，这要由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组织”分配。

西方经济学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作着市场。在计划经济的中国， 也有一只手操纵着每个人的一生。

对于这样的终身大事，我自己毫无选择的权力。按照当时学习雷锋的一句话：“做一颗螺丝钉”。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党的工具和材料，并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当时政府对青年宣传的革命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此，我需要向中学、我的班主任、三十五中的团委书记李广明先生正式表态，要报名去边疆。

当时北京学生是去新疆。我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因为择优录取而落榜的人却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对一个19岁的青年来说，压力可想而知。我真是极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这令我天天失眠，面对未来，没有了憧憬和希望。

花园村小学已改名为海淀区实验小学，原来的楼房扩建了，装修了外表。我带领学生种的杨树还有一些

九月初的一天，由同学来传告到学校去开会。这是我们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第一次聚在一起，大家都是默不作声。 原来的班主任李广明先讲了一番革命大道理，要求我们服从组织分配，一定要表示好决心，特别是对上山下乡的态度。

又是一个下午，我被通知到西城区教育局去。那时区教育局在二龙路，差不多就是师大女附中的对面。我按照指示提前到了那里，等候召唤。终于等到叫我进去了，那是一个单间，有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那里。他先核对了我的姓名和学校。 然后问我是否愿意上山下乡。我知道这是在看我的态度。我没有任何犹疑，马上表示“服从分配，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再没有多说什么，就让我出去了。

9月10日我得到第三个通知，要我16日到海淀区区委礼堂报到。这天是星期四。当时我对海淀区的全部概念就是颐和园、香山和众多大学的所在地，包括我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根本不知道海淀区教育局在哪里，也不知道去那里做什么，只好到处打听，才知道海淀区教育局是在黄庄的区政府大院，就是后来万圣书店附近。于是我设法借了一辆自行车。

16日一早，我赶到海淀区区委大院，那时没有门岗，里面还可以存自行车。我们被指引到东面的大礼堂，大约有几百高中毕业生。会议开始后，先由教育局局长讲大道理作为开场白。会场上的几百名刚刚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的青年被正式通知已被分配到小学当教师。然后有一个人上台宣布分配程序，他点到某某小学的名，该校的校长就上台来，再由这个校长点名，被叫到名字的毕业生走上台到校长面前，这表示他/她被分配到这个学校了。于是，一拨拨被点名的青年聚在一起，然后被一位校长之类的干部带走。

我的名字是等了很久才被叫到的，还有一个男生叫刘惠中，就我们两个人，跟乔校长走。他一会儿说是马神庙小学，一会又提到花园村小学。我们俩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两个学校在哪里，只是老老实实骑着自行车和乔世仁校长一起走。我记得方向朝东，说明离城里不远，暗暗庆幸。到了才知道离城里确实不太远，就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西面，是个城乡交叉的地方。

在那里，我和刘惠忠又被分配到马神庙中心小学所辖的花园村小学。接新教师的人已在那里等候，带着我俩一起骑车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一栋新楼房前。这就是那年刚刚成立的花园村小学。 

这个刚刚建立的小学刚开学，有一栋崭新的三层楼，北边紧靠北京师范学院，西边是农田和二炮（后来称之为火箭部队的304 医院，东面是国防印刷厂和一个深深的大坑，南面是二机部（核工业部）十三所，再往南还有国防图书馆和玉渊潭公社（现在是玉渊潭公园）。全校教职员工包括我俩一共37人。

当时还没有校长，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吕韵，是教导主任。她告诉我和刘惠忠，她是从吉林省省厅调来的党员。学校年龄最大的是看传达室的侯大爷，当时五十来岁。其他老师都是二十来岁，个别的老教师三十出头。

1966年9月17日，我正式去上班，到了这所新建立的学校。吕主任将我分配到课任教研组教六年级“历史”和四五六年级的“自然”。我拿到的是4本小学课本和几个备课用的空白作业本。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任何说明为什么这样分配。我觉得就是撞运气。反正我们都是螺丝钉，拧到哪里都行。后勤的裴栾治负责财务，把15元7毛5分纸币交到我的手中，小学见习教师半个月的工资。

拿到这生平第一笔工资，心里非常激动，却又揣揣不安。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我从这半个月的工资中留出来3块5作为下月乘公共汽车的月票钱，花了8元给自己和上学的弟弟各买了一个相册，想用来记录我的人生。还有2元用来买饭票，我们小学太小，借伙在二机部食堂吃午饭。剩下的2元，我买了些水果孝敬老人。

1965年9月用第一次的工资买的相册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中秋的晚上，二姨、外祖母、弟弟和我坐在院子里赏月，小桌子上放着我买来的玫瑰香葡萄和京白梨。外祖母说：“下个月树上的枣子就熟了”。我记得她和二姨曾经指给我看银河在哪里，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七月八月看巧云”，如何把变化多端的云彩想象成是人物或动物。如今我竟然是教师了，我也要把这些知识教给我的学生。我开始感到教师的责任感在我胸中升腾。

王美英老师临时代教历史。我想问一问怎样备课和教课。她告诉我每周六下午在城里宣武门的教堂有北京市教育局举办的小学历史讲座，我可以去那里学习。我只好一个人坐下来先翻翻小学历史课本。 我惊异地发现这是一部紧跟“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报纸上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一些所谓的讨论，其实就是要改写历史，不仅破除“帝王将相”，而且要否定以中国各个朝代作为历史线索。我因为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也关注报纸上，特别是《光明日报》有关的文章。我以为这还是一种探索，是百家争鸣。但翻阅了这本小学历史，我看到几乎是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已经完全否定了过去的历史，这课怎么讲呢？

按照王美英老师的介绍，我到宣武门外的基督教教堂听取北京教育局举办的小学历史讲座。我看到有几百个年轻的小学教师来听课。她们都是紧张地做笔记。可是讲座的内容是非常基本的历史知识。我才知道当时的小学教师的知识是多么的贫乏！我听完讲座回家，一路上感到悲哀，觉得自己实在是被“大材小用”了。

我不甘心，想了很久，我决定抛开课本，给学生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开始，把中国最基本的历史捋清楚直到最后的清朝，完成上半年第一学期的古代史。为此我分两次带两个班的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博物馆表示讲解员不够，只可以给我一只长长的教鞭。 我发现博物馆幸好还没有按最新的政治动态更改陈列，还是按朝代陈列展品。

我就这样从头讲到尾，一些参观的人还以为我是博物馆的讲解员，过来向我提问题。我的爱好，家庭的熏陶发挥了作用。我敢说，那时候全北京像我这样给小学生讲历史的老师凤毛麟角，很可能独一无二。这一年的学生是文革前最后六年级学生。

我之所以敢这样做，一是历史没有统一考试，我有发挥的余地。二是毛泽东当时鼓吹开卷考试，这正符合我的愿望，因为我最怕死记硬背，特别是背熟年代等毫无意义的数字。我就可以借此不要求学生背历史年代。

我在教《自然》课上也竭力出新。《自然》课是给小学生讲一些通俗的科学常识。当我讲火箭时， 我讲述了牛顿“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的基本理论。然后我按照课本规定强调火箭是中国人发明的。讲完了之后，我说：“我现在就有一只火箭，就在我裤兜里”。 胆大的男孩子嘲笑我说：“你吹牛吧？” 于是我拿出来一个过年的烟花名叫二踢脚。我说：“这就是火箭，点燃之后，火药从根部喷出，反作用力把二踢脚射入上空。第二响就是火箭的弹头爆炸。”随后我问那个挑战我的学生：“我们到院子里放这个二踢脚，你敢不敢用手拿着放？” 他当然应承了我的挑战。于是我和学生们到教室外去放二踢脚。孩子们非常高兴，也不会忘记反作用力的规律了。

在讲杠杆的时候，我先在黑板上画出标准的杠杆示意图和各部分的名称。然后把学生带到院子里，那里有我准备的一辆手推车，一小堆黄土和一把铁锹。我叫学生用铁锹把黄土装到手推车上，移动这些黄土在车上的前后位置，令学生体会拉起车把的难易程度来体会动力臂和阻力臂的关系。再回到教室，回顾杠杆示意图，从而理解这两个臂的长短比例对做工的影响。这样他们很快就理解了。我也为此建立了在学生中的威信，他们开始喜欢上历史和自然课了。

我并没有因为挣了工资而“富裕”起来。这也是我拿到工资那一刻就紧张的原因。事缘我父母离开后，我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唯一依靠的是父母他们原来打算自住的一套房子出租的租金。在五十年代末期，私有房屋出租也要公私合营，就是房东不能直接收租，由房管所代理，给房东固定的租金。为此政府有意大幅降低房租，一间房子往往只有一两元的租金。从那时起，国家废除了房地产税。

在公私合营运动之后，资本家的资产充公，但每个月由原企业支付一定的利息，称为定息。 这虽然是合法的收入，可共产党对此宣称定息是剥削收入，甚至公开说， 这是用经济手段给资本家戴上剥削分子的帽子。拒绝领取定息会被视为抗拒公私合营的改造，在经济上也等于断绝了生活来源，所以这个定息对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

不过我们的房子连公私合营也没有通过。北京中级检察院突然提起公诉称该房系我外祖父财产。因我外祖父当时在台湾，财产予以没收。但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将房产交由国家代管，具体由房产局代管，每月给我和弟弟五十元人民币作为生活费。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判决。如果像后来说证据不足， 当时的法院就不会开庭。如果真是敌产，没收就是没收，我们就不应当有任何收入了。政府并没有善心承担到台湾的人士留在大陆子女的经济来源。如果证据不足，为什么又由国家代管？但判决给五十元，这在当时比一个刚毕业大学生工资47.5元还要高一些的。这笔钱不是当时房租的收入，可我每月要到二龙路的房管局开收条，领取这笔钱。

正因为如此，我在1965年9月份刚刚当上小学教师之后，我就要设法摆脱我的那一部分（25元）。因为我那时候好歹已经有了工资，再拿这笔钱，我就成了拿定息的资本家，而不是拿定息的资本家子女了。我在当年十月份主动向法庭申请放弃我的那一部分生活费，我的理由就是我可以自食其力了。很快北京法院派法警以传票形式传我到法院。

我到了法庭被告知不开庭，由一两位工作人员（法官？）询问。但主要的问题是关于我父母的近况和通信情况，这些与生活费毫无关系。全部谈话有笔录，共五页，我要核实后逐页签字。过了些天，法警送来判决，生活费改为25元，因为那时我弟弟还在上中学，没有任何收入。到了文革开始时这个判决被我销毁了。

我弟弟的25元生活费拿到第二年。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也不敢领了，政府也不发文了，反正就没有了。本来我应当在1966年9月，工作一年之后转正，就可以拿37元了，但是文革停止了转正。于是31.75元就是我们兄弟俩人全部的收入了。

那时候一斤面粉一毛八分五，大米一毛五到一毛八，两个人口粮60斤，就要十一二元钱，加上我的汽车月票3.5元，15元就没有了，余下的16元，要支付包括蔬菜，肉，油盐酱醋，副食，房租，衣服，鞋子。那时候东西并不便宜。猪肉一元一斤，咔叽布一元一尺。所以我一直买不起自行车，哪怕是旧车，不然每个月还可以省下3块5的月票钱，这可比今天350元要值钱。现在回想，真不知道那年头是怎么掰扯开的。

花园村小学位于城乡交叉之地，向西穿过一片玉米地，就到了京密运河，对面是八里庄的古塔，傍晚那里几乎没有人，我常常一个人在河边坐着，不甘心就这样度过一生，但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学校的学生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附近这些军事机关的子女，他们通常营养比较好，个子高，大多数学习好的学生来自这个群体。但也有一些是很调皮不爱学习的。通常这些学生的家长都是干部，工作繁忙，在家的时间很短，尤以军队子弟为多。 另一大类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子弟，他们一般个子比较矮，岁数相对大一些，学习比较差。

当时报纸上有很多批判“工农子女比较笨“的文章。这就和我遇到的现实不符。我为此留心观察了一下，发现根本的原因是工农子女的父母缺乏文化知识，不能以身作则在家里产生学习的环境或气氛，也不能为孩子的语文和算术问题做解答。他们往往就是强制孩子学习，甚至采取打骂的方式，结果使这些孩子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我记得有几次到农村访问学生，现在的玉渊潭公园那时还是农田和几个小村子。我看到每户都是三四个孩子从两三岁到十岁左右在家里，完全没有大人照料。屋子里的地上有一个瓦盆，里面有掰成乱七八糟的窝头和腌萝卜。孩子们饿了就拿一块吃，喝一口水缸里的生水。他们的父母要到天黑才从地头田间回来，根本没有精力教育自己的孩子了。我那时就很疑惑：为什么报纸上的文章，只是批判错误思想，而不是到农村来看看，找到问题的所在，提出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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