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导演在前期拍摄做调查的时候，问过我关于上海的电影院，我还画过几幅画给他。在90年代，大约1993、1994年那个阶段，上海所有的电影院不景气。所以第一，电影院都经过改造，把场子做小，第二，外面有个休息区，被布置成一个咖啡馆，比如像上海电影院，平安电影院，美琪电影院，它中间的休息区变成一个黑咕隆咚的咖啡卡座，专门吸引那些谈恋爱的人进去。这大概有个五、六年，七、八年，每个电影院都这样标配。
仔细去想，上海的变化实际是很多的，只不过表面看起来差不多。譬如，平安电影院后来变成某个牌子的衣服店了，我在想，电影院的这些座位到底还在不在？包括延安路上的儿童艺术剧场，是宋庆龄办的，有一个大铁门，我最近经过，朝沿马路的大门缝里一看，还能看见影院正面墙上孙悟空的壁画。60年代宋庆龄特别推崇里面的儿童剧，每个星期天放电影，都是小朋友来看。现在，延安路高架把它门口整个长长的过道截断了，但里面到底变成什么样了？我特别好奇。我们从侧面看，橙子酒店旁边，就是电影院整个的轮廓，外面种满了树，但是你还能看出来，它像一个高大的厂房，里面就是电影院。那些寂寞的电影院上海肯定有很多，如果谁能够进去拍一个纪录片，打开门拍出来，放一个固定摄像头，肯定好看，拍一套黑白照片也很漂亮的。曾经那么万人瞩目的一个地方，突然可以寂寞如此。我小时候经常去儿童艺术剧场看儿童场、学生场，后来它关门了。以后，上海电影院、东湖电影院都关了。后来下乡到了农村，农村里面放露天电影，我也经常看。上海有个摄影家叫陆元敏，他有段时间就放露天电影，他回到上海也到公园里面去放露天电影。过去，只允许那些比较有闲的去看电影，现在手机里面就可以看了。
所以仔细看，时代在起很多的变化，上海这么多电影院，实际现在都精简掉了。我们作家协会周围的电影院有一半，包括瑞金电影院、东湖电影院、上海电影院，都没了。唯一国泰电影院还在。国泰电影院解放前就有冷气了，其他的电影院都没冷气，所以每个座位背后插着扇子。但是那帮服务员就苦恼的不得了，因为如果在儿童电影院，扇子全部要被扔出来的，尤其楼上观众看完电影就把扇子往下扔。广播再说也没有用，很混乱，服务员只能把扇子再捡起来，一把一把插好。直到现在，想想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跑片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不知道的，就是有一种机器的脚踏车，两边挂着两个铁箱子，里面放着电影胶片，然后挂上。如果这个电影院到那个电影院之间播了一卷了，差不多了，这个一卷要赶紧送到对方电影院，对方那卷赶紧要接上。实际是很紧张的。过去专门有一个屏幕上面写着“跑片未到”。大家都很习惯，知道片子还没来，接不上。上面在手忙脚乱，赶紧把它装上去，突然一下灯光又暗了，电影就开始了。
90年代到现在，已经30年了，在上海，生活实际上是以10年、10年来细分的。
90年代，我印象中的作家协会，凡是有电话的地方，都有人在打各种做生意的电话，比如说我有多少塑料粒子，我有桑塔纳汽车，建立各种联系。打麻将也开始兴起，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上海文学》三四个办公室大概有三桌麻将。
那个时候的行走，不像现在那么方便，有地铁，小黄车，很多地方真的是靠去走，要不就是公交车。我自己有很多90年代认识的人，实际是我60年代末去下乡时候的社会关系。全上海各个地方，都有老知青。80年代我们到处走来走去，但从90年代开始，我们就被所谓的经济发展，被各个人面临的究竟要做什么，打断了。
有一批人最早出国。我记得1986年的时候，农场里面有一个人，他率先到美国去。他有个直系亲属在那边，他就到迈阿密。1988年他回来了，有点光宗耀祖的样子，住在国际饭店边上的金门饭店，他还长包了一辆车，就停在金门饭店马路对面人民公园这里的停车场。据说三四天都住在里面，这个车从来没开过。我们这帮人所谓行走就是从上海各个地方，跑到金门饭店去看他，然后他说我要请你们吃饭，然后带我们跑到华侨饭店楼下（过去管金门饭店叫华侨饭店），楼下有一个用外兑换券可以买烟酒的地方，就像友谊商店，然后他拿出一卷美金，外面用橡皮筋包着的，就把这一卷美金扔在柜台上，给这些人每人两条烟。我现在想想，实际上他在迈阿密就是在一个餐馆里面打工的，两年之后回来就这样。到90年代他回来几次，一次比一次节省。他实际就是想在上海做一个中外合资（公司），是他家里人的资源，最后因为这个事情没做成，他说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他就是在迈阿密的餐馆里面做服务员。这个生意失败以后，他唯一一个可以来上海的机会都没了。到最后一次分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就是永别了。他说我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他家属做加工地板的，生意可能不行了。失败了之后，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回来了。反正90年代进入经济要起飞的状态。
大概90年代末，我有些下乡知青的朋友，他们在80、90年代会在“都市里的乡村”盖房子，休息天就叫我去帮忙。因为我过去在农场里面盖过房子，没想到，跑到上海来，就在棚户区里盖房子，比如一个一层楼的房子，你想给搭个二楼，这属于违章建筑。这些砖都是自己做的，因为尤其80年代有很多东西都买不到，这些砖都是用那些煤渣和电石污做一个模子，一块一块砖脱坯，晒干以后，不用烧，这个砖就很坚硬。然后我们挑一个礼拜天，就帮他一起去干活，他就是后来去美国的这个人，他的女朋友就在苏州河边上的朝阳路上面，当时他们没结婚，说帮他女朋友盖房子，我去过大概两个礼拜。但是因为他要去美国，两个人就分手了。因为他女朋友是很矜持的一种，不是那种很发嗲的，然后拉着他不放，或者想跟他一起去美国。反过来他要走了，这个女朋友就不理他了。
所以说那个时代实际上人的思想，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像王家卫导演的1993、1994年的电视剧，就说人群中分裂了，就说究竟你要不要做生意，也有人说，那时候炒股票的人都不是正经职业的人，1994年以后还面临下海的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有的公务员就开始慢慢脱离原有的舒适区，要到深圳去。从80年代开始，有很多上海人就去深圳了。
我有个华师大的同事，他在90年代给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比我小10岁的样子，大概是1961年的，他说我如果到你们这年龄，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房子，我还混什么。因为我们这代人里面，有一些同事他是作家协会分房子，但是后来就不分了。等于说他这代人进入社会的话，他不是天天在这个编辑部里面，编辑部也清水衙门，没有多少钱的。后来果然他就离开《上海文学》了，去经营自己的事情。
上一次我跟棉棉做一个对话，棉棉也特意强调说，90年代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阶层分得这么清楚，等于说是一种狂欢的感觉。
那个时代，国门打开之后，人的爱好就开始逐渐细化，一直到现在。现在有抖音以后，我佩服各式各样的爱好，各式各样的行家可以被细致入微地区分，那个时代还没有。70年代中期的时候，上海市都是流传那种互相私下交流的图片，包括书籍。当时都不是口口相传，就手手相传。比如说这本书3天、5天在一个人手里。1974、1975年那时候，我从黑龙江回来，他们说现在上海最流行一套卢浮宫油画的黑白照片，经过洗印以后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人看完，那个人看，这就是饥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来我看陈丹青写的回忆录里，说他1974年去北京中央美院读书，他遇到两个外地的同学，他们说你是从上海来的，他说了这句话眼泪就掉下来，就什么意思呢？也只有上海大森林这个地方，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都会暗流涌动，会出现很多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在那个时代，上海来的人能积累很多东西。那更不要说到90年代，能量是巨大的，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开始逐渐逐渐细化，更专业，现在的说法叫老法师。我10多年前看网上有人收集多肉类植物，里面就有各种门派。
生活比所谓文学更精彩，每天都会发生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尤其是听那些有经历的人聊事情。
摘自播客《生活在上海-01金宇澄与毛尖的“森林”冒险》
Q：参展的这些作品，是怎么选的？
金宇澄：因为陈丹青说他要展出我的一些画，他说我的一些画和张光宇有一些部分是蛮接近的，是不是可以他我一些我的画？我当时就给了他一个目录，然后他就选了很多，我说你放得了那么多吗？大概选了有六七十幅。我说你要看一下，这个边上有尺寸的。所以到最后选了大概二十几幅，原先还会选更多。陈丹青定位张光宇，张光宇在当年上海是商业画家，包括广告、漫画这块，正如他介绍这篇序里所说的。
画是陈丹青选的，因为画我是不懂的，我又不是学画出身的人，我只不过是突然上头，凭感觉画的。我觉得我画画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然后画出来，有人说，你这个像谁，或者说你这个像什么。陈丹青说，他画画画到现在，很少画上海，他就比较注意能画上海的人。我画了一点上海的建筑，当然这些都是有点漫画性质的，因为基础的东西不懂，比如画一个房子我怎么画得过那些画家呢？比如水彩画，它有阴阳面，建筑钢笔画，都要有功底的。那么我又愿意画，所以我要想出一个情节来，譬如说有一个房子我特别爱画，这个房子是瑞金路、淮海路转角的爱司公寓。我读中学的时候，天天经过它，我有一个同学还住在里面。我特别想画这个房子，但是我没有这个功夫。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想到有一个人伸出一只手抓住这个房子，把这房子拎起来，这个房子像是一个面具一样，把它拎起来之后露出下面半个女人的面孔，有一个嘴唇，上面一只手，我立刻就拿出纸来就要画，所以必须要有个情节在。包括这次展览有一幅《北风》，这幅画是在疫情封控的时候，我在家里实在没事做画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上海大厦的背后，大名路这块。你们看到其中两只手和房子是不存在现实关系的，但是它是一种意象，或者说是一种很虚幻的力量，超现实的东西。因为那个阶段，整个马路上都没有人，有很多人看了这幅画说，它像是巴黎。但是我是故意把它画成冬天雪景中的上海建筑，陆元敏也有过几张苏州河边上的照片，房顶上全是白雪。那么像上海这种城市，如果到下雪的时候会显得比较单纯，有树叶，我没有这个技术画。陈冲的哥哥陈川也是陈丹青他们这一辈很好的画家，他看了这幅画就说，你这些房子都画得那么扎实，这么稳。实际不是扎实的问题，是我一遍一遍画，都已经突出纸面了，不知道画了多少遍，因为我用的是薄的丙烯，丙烯画好以后它后面还会返出颜色来。所以一层一层上颜色，到最后有一些突出了，就是淡黄色，白色，灰色，黑色，四个颜色。
在二十几年之前，这幅画是三幅拼起来的，是宜家送给我的一幅装饰画，是画布喷绘的。自从我会画画以后，这幅画挂在家里，我老是想动它脑筋，我就觉得我要把它涂掉。正好封城那时候，没有事做，也买不到画布，这三幅画的背后宜家的商标都在，然后我用白色把它涂掉以后，就画了这幅《北风》。实际这幅画你们仔细看，每个窗子里面都有小人，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就代表着一种力量，把这个城市变成这个样子，像上帝有两只手一样。
Q：您有一些是用钢笔画的，挺工笔的，诸如画《繁花》里面那些房子，还有那种超现实的，如何会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并存？
金宇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画《繁花》的插图，不当回事，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画画的概念，用的就是我们编辑部打印过的A4纸，这些画稿背面都是打过字的。我拿过来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一般的水笔，就这么画了。甚至于有的是画在更差的纸上，然后发现还可以，然后把它剪下来贴在上面。有时候甚至构图不对，比如说这张纸，我画的偏了，我的构图都没有受过训练，我就把它剪掉贴到中间，然后边上再画一点东西。那是最初期的时候，就是用水笔。它是为了配合小说，进一步落实到小说里的生存状态了，譬如房子的结构，房子的隔壁邻居是谁，房子的某些透视法，比如说很多钢琴放在淮海路的旧货商店里面。我就这么凭着记忆，把它画出来，这是最早期。后来开始想画画的时候，会另外选一种办法。因为我后来认识一个小朋友，名字叫周荣，是上海印物所主理人，他是做版画的。他来找我，他说《繁花》的这些插图，我可以做丝网版画，我想这挺好。他那边的年轻人都是80后、90后，都是美术出身的人。我到那边去玩等于学一些东西，或者我想画一点什么。所以这实际是我早期的和后来的不同想法，后来我才画那些大的东西。张恩利老师说我小的东西画得好，我心里想没错，大的画它这种专业性可能更强一点。
Q：文字、文学和绘画，其实都是一种艺术化，一种虚构，您用这两种不同的媒介创作，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金宇澄：相对来说文字方面要深奥一点，文字要把一件事情说明白，你要花很多笔墨。那么绘画相对来说是在一个画面上（表达），所谓出画面，就是画面立刻给你，而文学是里里外外都有准备的。所以相比之下，绘画就一秒钟你就看到了，而文字这一块又累，又复杂，还要有一个解码的过程。你写一篇文章的，要用很多字码组词，组织起来，然后要费脑筋，来回不断地做调整。所以美术好像更愉快一点，比如有时候想到一个主意，我就可以画一幅画。但是文学呢，你准备一大堆东西放在这里边，看都看不出来。你比如说一首诗的一句诗句，就可以画一幅画，但是你要写一首诗，那要几十幅画放在里面，才能形成一首诗。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最好的就是图文并茂，所以我后来出的书都是我自己画插图。因为我当编辑，《上海文学》原来也是一直请画家来配我们小说的插图。譬如同样我看过这篇小说，然后我请某某人来画插图，我就会觉得怎么不搭，或者说它不应该这么表现，所以文字理解为图像，这个中间又会产生很多问题。譬如文字是一个人的，他表现的东西让另外一个人反映出来的画面，可能第三个人看了又不满意。所以我觉得最理想的当然就是应该你自己的文字，你自己来配图，那就肯定没问题，那别人也没话说，对吧？所以《繁花》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老弄堂，画一个老弄堂的房子，这又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补充这个文字的一种方法，倒也不是一种装饰性的。给一些小说配插图，它的风格是装饰风格或者其他风格，可以有各种变化。
写于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