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成为了侵吞中国的急先锋。
西藏山高水远，矿藏丰饶，又恰巧与印度北部接壤，这等要地，自然成了英国垂涎三尺之地。
清朝自1840年起，气数已显衰微，却仍醉生梦死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对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与国际法门道茫然无知。
列强来犯，政府往往是轻易让步。
然而，到了《拉萨条约》一签，局面便大大不同了。
此约几乎让西藏成了英国的地盘，清政府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事情竟已如此严重。
中英《拉萨条约》：为保住西藏，清政府有多猥琐？历史不该被尘封
丧权辱国，拉萨条约
自古以来，西藏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唐朝时，吐蕃与中原王朝就已通过和亲、会盟建立了深厚的亲谊。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联姻，便是一段佳话，而那时的互通贸易、文化交流，早已在无形中为未来的国家统一奠下了深厚的根基。
时至十三世纪，西藏终于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
从此，无论王朝如何更替，西藏始终牢牢钉在中华版图之上。
纵有列强窥视、清廷腐朽，民国国势衰弱，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主权从未旁落。
鸦片战争一响，英国人这群“文明强盗”便伺机而动。
自打吞下印度那块肥肉后，英国就不肯轻易放手，想着四下扩展，见西藏近在咫尺，怎肯错过？
他们的算盘打得精，拿下西藏，便能与印度连成一气，再往川藏、长江流域渗透，妄图染指更广阔的土地。
于是，1888年，1903年，英国人先后两次大张旗鼓，发动侵藏战争。
而西藏军民并非柔弱之辈，面对枪炮，他们奋起抗争，顽强抵抗，可惜势单力薄，终遭败北。
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军一度攻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异乡。
西藏僧俗官员屈从于武力，签下了《拉萨条约》。
清朝政府此时终于发现该条约实在大损主权，拒绝承认，驻藏大臣坚决不予签字，使得这纸条约形同废纸。
但即便如此，《拉萨条约》仍让英国人一度觉得自己即将得逞，几乎把西藏变成了其势力范围。
清政府看出了这一点，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这便拉开了中英之间旷日持久的交涉序幕。
1904年9月7日，在拉萨的布达拉宫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甘丹赤巴等人，在那张早已写好的《拉萨条约》上签字画押。
条约内容甚是苛刻：西藏被迫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赔款足有250万卢比。
此外，还要拆除中锡边境至拉萨沿线的防御工事，禁绝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西藏事务。
总之，这一纸条约，无异于将西藏的主权割裂成碎片。
清政府立马表态：“此等辱国条约，断不可承认！”
于是，条约最终未获批准。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1906年4月27日，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英国在条约中承诺，永不并吞藏境，亦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事务，而中国方面则保证，不允许其他外国干预藏境及其内政。
在这期间的两次抗英之战，却是在那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下展开的。
英国人以“文明”的名义行“野蛮”之事，刀枪相向，侵略无度。
然而，西藏军民却未曾因此畏缩，广大的藏族同胞与祖国各族人民一道，面对敌人的铁蹄，毅然挺身而出，英勇抗敌，肩负起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重任。
两场抗英战役虽终以失败告终，但这场斗争，在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的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在藏族人民心中点燃了反帝爱国的烈焰。
抗英失败，政教掣肘
总的说来，两次抗英作战终归失败，有其深层的因由。
首先，西藏地方政府虽有抗敌之志，却力不从心，政治体制如同绑缚手脚的绳索，令其难以独立承担抗英的重任。
政教合一的体制，虽能在平时庇护一方，但在外敌当前时，却显得笨拙迟钝，拖泥带水。
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蜂拥而至，借着传“福音”的幌子在川西、藏东横行无忌，打算将天主教的教义撒播到这片雪域高原。
西藏的僧俗上层，见此情形，心中惊恐万分，唯恐这股新势力动摇了他们那统治千年的佛教基业，于是对洋人入藏表现出极端的反对态度。
英人越界修路事件一出，西藏的僧俗代表们立马在拉萨急忙签下《抗英卫教守土神圣誓言书》。
从这誓言书的名字便可一窥其心思：他们心中所谓的“卫教”显然高于一切，至于“守土”，不过是顺带罢了。
如此一来，抗英的真正目的就显得模糊，所谓反抗侵略，实则更像是捍卫自身利益。
再者，西藏地方政府为支援前线，动用古老的乌拉差役制度，强行征募农奴上阵作战。
可这乌拉差役，本就已是压在藏族同胞肩上的一座大山，日夜重压之下，藏民苦不堪言，岂能指望他们为统治者的利益拼死作战？
征募的兵员虽有过万之数，但这些仓促上阵的民兵，连自己为何而战都不甚了然。
加之，千百年来的剥削早已让他们心生怨愤，军心自然涣散。
故而，一旦遇上英军的猛烈攻势，往往是稍触即溃，逃亡者如潮，毫无斗志可言。
西藏地方政府封建僵化，面对生死攸关的抗英战事，竟将重大决策交由神佛裁决，把前线将士的安危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灵庇佑。
隆吐山一失守，达赖喇嘛便急忙于布达拉宫请示乃均占卜，乃均一言道：“事先不应做此事，既已做了就干到底。”
于是，藏军竟以“神意”为旨，继续奋战。
这并非孤例。
第二次抗英作战时，西藏地方政府再度陷入战与和的争论之中，政坛之上争执不休，终究难决。
众官无计可施，便求助于神灵，向乃穷护法神占卜。
结果如何？那护法神神色肃然，批下了一句“以和为贵”的籤语。
此语一出，藏军便不敢主动出击，西藏地方政府竟也因此信以为真，不厌其烦地派人频频与英军谈判，一再错失良机。
英军却是乐得自在，趁此间隙增兵调将，为之后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
可事实早已证明，这等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
神佛之说，不过是世人心头的安慰剂，既不能为兵士挡刀，又不能为战事铺路。
反而，那些神神鬼鬼的占卜，倒成了军心松散的缘由之一。
官兵一听，既然神佛早有安排，那抗战还有什么用？
如此一来，战场之上，自然难有士气高昂的景象，反倒是怠战、畏战之风日渐蔓延。
神灵庇佑？
倘若神佛真能决断胜负，那战场上倒也无需刀枪铁马，人人拜上一拜，胜利便该送到面前。
昏庸清廷，贻害西藏
两次抗英作战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清政府的昏聩无能，躲在深宫后堂，畏缩如鼠，不愿承担反侵略的责任。
面对英国人在西藏步步紧逼的侵略，清廷竟然不是奋起反抗，而是战战兢兢，深恐一旦对抗，便会招致英国人的强硬报复。
于是，清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的事上，不仅没有尽到一丝一毫的职责，反倒是软弱至极，仿佛一切迎合都理所应当。
最初，英方竟然让藏军从隆吐山撤卡。
清政府不辨是非黑白，甚至不曾了解藏锡边界的实际情况，居然答道：“目下事机紧迫，无论隆吐属藏属哲，将来自可辨明，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义。”
这样含糊其辞的应对，怕是连英国人都看不下去。
驻藏大臣文硕多次上奏，苦苦哀求取消撤卡决定，并提议调兵备粮，早作防备。
然而，朝廷的回应却是令人匪夷所思，竟替英国人打抱不平，说什么“英人考究地界甚精，必不妄称日纳以内为外。”
到了后来，文硕的忠心奏请不但没有得到采纳，反被朝廷怒斥为“连章累牍，搅扰不休”，最终他被革职查办。
这便是清政府的“赏罚分明”了。
升泰继任西藏事务，不仅毫无作为，还将清廷的妥协政策执行得如泥塑木偶一般。
他一路赶往西藏，途中竟急急传令藏军不得轻举妄动，生怕激怒英人。
而当藏军整顿兵马，正准备向英军发起反击的关键时刻，他又紧急命令江孜守备萧占先到前线阻止反击。
这样拦腰一斩，抗英战斗注定是未战先败。
第一次抗英失败后，连升泰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此番战败，实在是遵旨所误。”
然而，这一切终归徒劳，清政府最终与英国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可谓耻辱至极，丝毫不顾国家主权，也未曾考虑西藏人民的利益。
此等“和约”，倒成了压在藏民心头的又一重石，激起了更大的不满与愤怒。
清政府的逻辑便是如此：“凡事能忍则忍，能让则让。”
倘若非要逼得退无可退，便再退一步，索性将一切交付天命。
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清政府不思反抗，反而奉行了一套“战后而和”的懦弱政策。
这政策的核心逻辑：不光不支持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还一心盼着他们早些战败，好让西藏地方服服帖帖，任凭朝廷摆布，再与英国谈一场“和气生财”的讲和。
清廷高官甚至直言：“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
如此荒唐的理论，实在是想不到是如何说出口的。
按照这“伟大”方针，清政府对藏军的作战横加掣肘，命令他们不得先开火。
于是，在曲米辛古、古鲁、江孜等几处关键战役上，驻藏官员接二连三地阻止藏军反击，眼睁睁看着藏军屡失良机，战局急转直下。
尤其是古鲁惨案，藏军被英军设计伏击，屠杀无数，然而，时任驻藏办事大臣升泰的胞弟有泰却冷血至极，竟然公然说：“咎由自取。”
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仿佛西藏的抗争本就是无谓之举。
更可笑的是，英军从江孜向拉萨进军时，有泰不但不设防，反倒派人到曲水渡口迎接，态度可谓殷勤至极。
英军占领拉萨之后，爱国藏胞纷纷拒绝向侵略者出售粮食，连牛羊米面也不给，有泰却反其道而行，主动送去牛羊、粮食，以示犒劳。
当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军的胁迫下签订非法的《拉萨条约》时，这位无比“忠诚”的有泰竟然差点在条约上签字，若不是文案官员何光燮及时阻止，这可怕的外交灾难恐怕早已酿成。
而清政府拒绝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倒不是因为他们突然良心发现，而是条约给了英国在西藏的独占利益，这让其他列强十分不满。
清政府担心无法在列强面前交待，才不得不做出这场“勉为其难”的反对姿态。
若说清政府腐败无能，这一幕怕是再好不过的佐证。
倘若清廷真有半分爱国心，便不会把西藏的苦难当作“战败后和”的筹码。
可见，他们心心念念的，是自己在列强面前那点天朝上国的面子罢了。
参考资料：
西藏军民两次抗英作战述评 陈守凤
城下之盟《拉萨条约》的签署
范庆芝 王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