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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方勤学先生2024年9月21日在“第6期首都科学讲坛”上的讲座摘要而成。因为篇幅关系，只录其重点部分，以馈读者，编辑浅陋之处，容待后续整理补充。

2001 年 5 月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根据美国范內瓦 · 布什和拉 什 ·D.霍尔特著， 由崔传刚翻译的《科学 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diless Fronttice）一书。

该书自出版之日起，便引起国内所有崇尚西方文明的精英群体的欢呼雀跃，大放赞歌。在其扉页上介绍：

“《科学：无尽的前沿》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使得美国迅速摆脱对于欧洲基础研究以及科研人才的依赖，成就了美国今日的科技强国地位，也永久地改变了人类科学发展的格局，亦是我们看懂美国科技政策的由来、科学发展的路径以及其未来走向的重要著作。”

更有学者不惜以“圣经”称赞这本书，溢美之词铺天盖地，与其说是科学认知，不如说已经超越了迷信的崇拜边界。

在讲座中，方勤学老师通过详实的资料重新解读了这一被某些群体捧为“圣经”、将所有美国雄踞世界的科学技术进步都归功于此的报告。并从其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历史条件、作者生平、以及在实际运作中所发生的作用，乃至对报告所主张观点的逻辑链条等内容全面进行细致分析，彻底解构了这个曾经影响世界与中国数十年的报告，提出对这份报告的再认识。方勤学老师希望通过这一分析能引起国内政策制定者与肩负科学技术研发的相关群体在认知层面的再思考。

那么，被拥趸们捧上神坛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这个被推崇备至的报告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观点，才是要特别关注的事情。

根据韦青先生（目前是微软中国产品战略部总经理）在《一切过往， 皆为序章》在对《科学 无尽的前沿》给出的重点是：

‘……基础研究会带来新知识，它提供的是科学资本，是所有实际知识应用的源头活水…… ‘

‘……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引领者，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真理…… ‘

‘……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能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 ‘（《科学无尽的前沿》p·177 ）

在这个报告中，万尼瓦尔·布什作为届时科学技术，特别是以在院校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的代表， 向高层表达了一个完整的诉求。首次将科学视为一种国家战略资源，强调了科学研究在推动国家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

首都科学

讲坛（第6期）

方老师认为，万尼瓦尔 ·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中所展现的逻辑描述是：科学对国家的发展极其重要(这已经由二战所证实)  →所以国家应该资助科学研究→建立专门的部门管理国家的这部分功能。而对于资助对象几乎没有任何标准，反而提出要给与最大的自由与最优厚的条件。这个叙事中隐含了一系列没有明言的前提：

a)    只要有足够的条件，科学家的个人兴趣、好奇心自然而然地 会推动科学的发展；

b) 科学的进步自然而然地会带来应用研究和技术的进步，因此必然会实现科学发展对社会的责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国民健康、人才培养等。

c) 作为一个补充条件，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的管理与约束由所在单位(大学或研究机构)负责。

在布什看来，他主张给科学家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资源，而不是设定明确的资助标准。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和好奇心将自然而然地推动科学进步，科学进步自然会带来技术和应用研究的突破，以及基础研究的成果会自动转化为社会责任的实现。

布什还强调政府应推动基础研究，并提议成立一个新机构，由杰出的科学家组成委员会管理科研决策，确保科学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政府将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报告的核心在于将基础研究的决策权完全交给科学家群体，使其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独立进行研究，拥有绝对的自由。

方勤学老师认为，这种做法实际是为少数科学家群体谋取利益最大化，弱化了其他研究形式，特别是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方老师例举了二战时期布什在总统支持下创建的“国防研究委员会”为例，战时，包括战后所取得的无数重大科技创新和突破，本质上是：

“科学家们在全盘领导下把现有的知识储备用于军事目的，也是因为美国工业经得起考验，把这些研发想法很快变成了大宗产品——军火”的结果（《美国创新简史》pp.26-37）。

从布什的个人经历我们也可以一窥究竟，布什的长项在于科学技术界研发和对于商业开发的经验及其相关的人脉。所以他将他所熟悉的、交往颇深科学界的精英，都纳入这个国防研究委员会。这些人共同的特点除了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是佼佼者之外，还都精于招聘和管理，这些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包括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国家科学院主席兼贝尔实验室主任弗兰克·B．朱维、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理查德·C．托罗曼。……他们涉猎的研究领域从原子理论到新兴概念，诸如电流通过各种不同导体材料时的差异表现。

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构想实际上就是以富有成果的“国家体制”驾驭这些个体和下属，委员会及其的下属们建立了庞大的业务，在巅峰期领导了3万人，其中含6000名科学家。美国2/3的物理学家可能都受聘于这个项目。在那个时期，科学的努力高度集聚，为了国家设定的同一目标共同工作，实属史无前例（《美国创新简史》p·19）。

但在报告中，布什却将基础研究和科学家的兴趣视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唯一源泉，实际上这一观点未被证实，报告还忽视了技术、工程等领域的重要性。同时，单独突出基础研究也导致了学科过度细分和学科交叉创新的抑制，影响了新兴学科的发展。但实际上，二战后到目前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几个里程碑式的进步都和美国的基础研究没有太大的关联，反而是军备竞争和战争需求成为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方勤学老师还通过深入阅读，从有关的公开资料中获得美国战后在科学技术上的几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集成电路与IT、网络与大数据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对美国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的些进步不但与美国的基础研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全都是发轫于美国的军事需求，其中有些项目本身就是出自于战争需求或者冷战需求；有些是军事需求形成的功能外溢。另外，方勤学还介绍了曾经对世界科学基础研究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SSC（超级超导对撞机）与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中美国国家的取舍，证明所谓基础研究在美国国家的决策中根本就不是第一性考虑因素。

此外，布什还提议，需要每年花费500万美元，但实际需要的经费每年都有大幅的增长，到1945年达到峰值1.145亿美元。空军、陆军和海军的研发预算总和达到峰值5.13亿美元。些数字不包括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项目。直到1940年，该项目用于核武器的研究和发展基本上花费为零。到1943年，这项工作耗资7700万美元，相比于1944年大约跃升10倍，达到7.3亿美元，1945年达到峰值8.59亿美元。曼哈顿项目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科学项目之一（《美国创新简史》p·37); 战时自然是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成为压倒性的理由，而在战后，就将科学群体之外无人可以置喙的“基础研究”确定为终极目标——正因为“基础研究”本身就是“无尽的前沿”,因而由国家拨付的经费也就成为无尽的支付，且以科学的名义不容置疑!

方勤学老师认为，将基础研究的决策权完全赋予科学家群体，可能会导致国家在科技决策上失去主权，特别是在国际竞争中，如果科学家缺乏国家情怀，就会导致技术上被“卡脖子”。强调基础研究的线性逻辑，即基础研究自然会转化为应用技术的观点，实践中并不总是成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多因素促成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复杂因素。

那么美国有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有的，方老师特意介绍了和布什同时期的哈雷·基尔戈尔参议员就提出了一个事关国家科学研究计划的完整立法方案。布什的方案以科学家的自主权为基础，旨在为科学家提供在各知名大学内的独立领导地位，以及在选择和追求研究方向上的完全自由权利。基尔戈尔主张建立的是一套面对整个社会且担负更大责任的体系。该体系的核心机构将交给一个由普通公民、劳工领袖、教育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责管理，而该机构负责人则交由总统任命，且无须是一名科学家。他希望研究能直接面向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需求，并希望资金能有针对性地分配到全国各地，从研究中所得的专利将属于公众。简而言之，基尔戈尔想要的是一个更接近政治进程的机构，这样它就可以被人们感知到的需求所引导；而布什想要的，是一个更受专业驱动且与自由派政治圈子所倡导的那种与公共控制相隔离的机构。……(《科学无尽的前沿》pp·23-24)

在讲座的结尾部分，方老师对《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思考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核心内容被认为不仅仅是关于国家政策的探讨，而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与误导，特别是在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出版。这本书的再版时间节点与中国科技界紧密相关，正是针对中国的政、学界相关的管理部门和从事科学基础研究的受众的一次舆论宣传。

美国在科技竞争中的两大策略是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通过媒体大肆宣传其科技成就，以制造其科技强大的舆论环境。《科学无尽的前沿》在此背景下被推向台前，书中的内容主要宣扬科学家自由选择研究方向的必要性，并借此强调科学研究的“神圣性”和“绝对性”。《前沿》一书中，布什的报告只占全书235页中的72页，而国内有“话语权”的精英群体的解读文字却占了102页，这还不包括网络上拥趸的各种鼓噪。

第二，方老师指出，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一种世界观的建构，与西方文明中的宗教传统相承，具有“小众性”和“排他性”。这些因素决定了科学研究在西方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并成为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基础。布什的报告中，力倡由科学家团队主持对研发项目的遴选以及 资源的使用。这种模式也被相应的机构标榜为“公开、公平、公正”。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则是由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运作，以避免申请项目的“滥竽充数”与“私货夹带”。这种“制度设计”保证了决策权完全由“专业人士”群体掌握。而实际上，科学从其诞生的那天开始就是个“共识共同体”的小众社会群体。而当类似的社会结构掌握了资源支配的权力，就难免会堕落成为“利益共同体”。所以有人曾经评价布什的这个主张是在整个报告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具有决定性的部分”(《科学无尽的前沿》22页)。基于此逻辑，依照《科学无尽的前沿》发展的科学圈最终一定会成为“小众的熟人圈”，而所谓的“同行评议”也最终难免沦为圈子内的“自我评审”。

另一方面，为了捍卫“科学研究”具有解释世界的“神圣性”和“绝对性”，这个自诩为“科学家群体”——至少万尼瓦尔·布什及其追随者——页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宗教裁判所的衣钵，要求所有人都信仰他们所提出的所谓科学原理。《科学 无尽的前沿》一书也正是以此为逻辑基础，同时又按照“利益共同体”的原则在中将其利益彰显于世：在这套运行机制下，“不仅是确保科学家获得合理、稳定的资金，而且还要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已所选择的工作，不受社会方面或政府计划的束缚(Danel Lee Kleinman,Politics on the Endless Fonnitier,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pp.74-99  passim.) 

“从本质上看是，今日我们所见的体系实际上更像是科学家的公仆，即一种资助科学家自由选择所从事工作的体系。(《科学无尽的前沿》p·28)”

第三，有鉴于此，方老师呼吁中国应调整对科学与技术的认知，结合自身国情，打破对西方的迷信，设立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科学技术发展路径。在全球竞争中，有限的资源应优先用于能帮助国家胜出的科技领域。特别是在当前的“大争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应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

最后，方老师强调，除了对尖端科学技术的掌握，知识分子群体还需要具备历史认同感与家国情怀。以“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于敏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深刻体现了这一点，他们以为国家贡献力量为荣。若这种价值观能在当代知识群体中形成共识，中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将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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