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武小说《红豆草》想到的文学往事
——记念父亲去世五周年
张九鹏
一
作家张武
作者与父亲
秋色愈浓，忽冷忽热的天气让人变得疑虑、幽怨，多愁善感。
十月亦是思念的季节，树叶由绿变黄，黄叶也正在一点一点透着血红，像是想努力把金色阳光镌刻其中。
前几日，文学评论家王琳琳发来一个微信，孔夫子拍卖网上的一则信息，信息显示“著名作家、宁夏作协名誉主席张武手稿《红豆草》一份存一百三十六页（有校改痕迹，使用’宁夏文联’稿纸书写，曾出版于《红豆草》）”，成交价四百一十元，竞拍者是一位叫江南时的人。产品展示一栏里的手稿上标注着编辑的版式要求，朱红字迹，那是20世纪80、90年代编辑流程里才会有的细节。
我凝视父亲的手稿，那熟悉的字迹幻化成一股暖流直抵心间。我怎能错过如此重要的手稿！让江南时拍得。我不禁对”江南时”心生嫉妒，却也为他的眼光暗中喝彩。
《红豆草》是父亲最出色的中篇小说，小说创作的第二年，被一家电影制片厂看上，拍成了四集电视剧在中央一套播出。
是的，你没有听错，是两集，两集电视剧正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影视艰难起步的情况，也是一位基层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是我父亲的手稿！无疑。目光重回《红豆草》手稿，思绪飘向久远的过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家从政府大院搬到银川饭店对面的两排老旧别墅其中的一套老干部留下的把边房子。
别墅是一色的老旧青砖，带小院，小院里有煤房，厕所在外，厨房在外，二楼挂一方小阳台，站在阳台上，不能极目远眺，只能看到周围挨挨凑凑的土坯房，房顶上多晒着萝卜、茄干，麻袋、烂砖头子之类。
最显眼莫过于家家户户自装的电视天线，那是八十年代常见的电视接受装置，有线电视公司安装的像长着蜻蜓翅膀的蜈蚣样式的闭路天线；更多的是自家制造的形式多样的易拉罐，一根钢管立在房顶，两头捆绑的着稀有金属、可乐罐、雪碧罐，最耐看的要数印有“许晴”头像的露露罐，顶头拧一个铁圈，线路集成板绑在钢管下端。遇到刮风、下雨，那些不正规的接收器信号就不稳了，得靠人上到房顶手持接收器进行“微调”。
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已然成名，算得上宁夏的大作家，住房条件也得到改善，引得同学常来参观。
他们喜欢穿过我家的门厅，走上那道封闭式折角楼梯，犹如走入了一段时间隧道，穿越到另一个世界，我的那间背阴的小卧室里就是同学们需要穿越时间隧道所到达的终点，而父亲的书房总是关闭的，除非他在里面。
1987年八月初的某个星期天下午，天气炎热，空气里没有多少风凉。
吃过午饭，父亲说，他的小说《红豆草》被改编成电视剧了，下午将在中央一套播出，希望我们兄弟三人哪都别去，集体观看电视剧《红豆草》。父亲还交代：电视机必须放在院子里，这样，可以一边吃西瓜，一边看电视。
老实说，依我初一的学识，并不知道小说转化为电视所历经的繁复程序，只觉得电视是个比上学好得多的玩意。
《红豆草》发表在1984年《十月》杂志第三期中篇小说头条号，排在陆天明的之后（陆天明写过《大雪无痕》是电影导演陆川的父亲，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长江三峡》的作者刘白羽同期。
剧本是别人改编好的，没有制片人，也没有投资方，资金由国家拨付给电影厂。取景大部分在山丹军马场。
惭愧的是，我对作家这个职业没有多少认识，之前也没有阅读过父亲的作品，所以看电视的时候只是凑一份热闹。
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张方桌前等待电视剧开播。父亲像一个导演，安排着播放的一切工作，他穿着一件白色略微泛黄的跨栏背心，背心看上去有些短小，站起来是合适的，如果坐在小凳上，那背后处定是要短一处的，再加上褂子前心背后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窟窿，让他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位有出息的作家。父亲的手中握着一把还算完整的蒲扇，起初轻摇起来，微风掠过他那黑白相间的背头，捎带上松松垮垮的背心，像一位街边摆摊卖瓜的老农。妈妈穿一件的确良印花外套，短发，看着眼前的三个儿子，微笑中带着极大的满足。
父亲卖力地摇着扇子，似乎想为每个人稳定的情绪提供一份空调保障，凉风扯动母亲黑白相间的发梢，以及薄如蝉翼的的确良印花外套，让她老人家增添了一丝仙气，她气定神闲，享受着夫荣妻贵受到的尊崇。
那时候，大哥已经结婚，大嫂是他的学生，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男孩。二哥好像开始谈恋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对这样的文艺事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我怀着打酱油的心态，把看电视当作比背课文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被大哥和二哥端端正正摆放上一张木制大椅上，大哥立即扯出电视机屁股上的标配天线，拧开了电视，电视上哗啦一下便有了模糊的图像，一条连接着阳台上的电视接收器，一条通向内室的插座长长的电线构成了播出系统的“三驾马车”。我的工作呢，是需要时不时跑上阳台上，挪动绑在阳台栏杆上的电视接收器（私装），试图消除干扰因素。
“好——好——好……”当几个人把“好”归于一处时，我小心翼翼地固定好铁丝，才放心下楼，坐在板凳上看电视。电视机上的人是灰色，天是灰色的，其他也是灰色的……
《红豆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骑着马在草场上奔跑的画面，她长发飘洒，英姿飒爽，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主人公的坐骑在小说里叫“一锭墨”，她骑着马摔下来的镜头在小说里是这样描写的，“我把马悄悄拉出场部大门，就着一个土坎，跨上了马背，往上提了提蹶子，轻轻碰了一下马镫，“一锭墨”就放开四蹄奔跑起来，步子均匀，又快又稳，虽然没有摩托车那种风驰电掣般的高速，但腾跃起伏的节奏，又非摩托车所能比拟，给人一种架舟水上的畅快感。清风微坲，送来阵阵的花草香甜，还混杂着羊粪和腐草的味道。低垂的白云轻轻从头上飘过，草木悄悄从脚下退去，整个草原静悄悄的，无声无息。间或有一两只肥壮的野兔从眼前飞奔过去，“一锭墨”立即竖起耳朵，做出警惕的样子。我第一次一个人单独在如此辽阔的草原上行进，感到大自然是如此博大，如此温柔。百里草原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存在，大自然被我一个人占有了似的，惬意极了，也骄傲极了。或许是速度太快的缘故，它终于猛地一下失去了前蹄，把我从马背上重重的摔了下来……”
可惜，这些优美的文字在电视剧里只用了两三个镜头就一带而过。主人公被摔出脑震荡，关节错位，却用去了十多个镜头，有人给主人公疗伤，场长给主人公送来了“接骨胆”……
画面在草场、羊场、林场间展开，主人的内心独白占了不少镜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主人公骑在马上的英姿飒爽的美丽身影，以及从马上摔下来的令人疼惜之情，就好像是我从那高头大马上摔落在地，左腕错位，脑部震荡。这可能是导演用运用镜头的艺术所在吧：把美好撕毁了给大家看，才能产生强烈的美。以上简评是我作出的对这篇作品的最大理解。
“歌颂真、善、美,赞扬为“四化”建设献身的人们的美好心灵,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文学工作者经常为之关注、开掘的重大题材之一。“
“我刚登上山顶，鲜红的太阳就从另外一个山梁后面冉冉升起，金色的光带联接着低垂的山头的云彩，出现了红蓝交映的霞光。我正想展开臂膀，对着山谷赞叹一声”多么美丽呀！”还未喊出口来，场长却出现在我的面前，指着绿绵似的山坡问：
若干年后，当我再次阅读《红豆草》，想起了电视剧 《红豆草》的剧情。
《红豆草》描写一个北京农大畜牧系毕业生，志愿去西北山沟里当兽医的故事。
主人公是一位美丽的北京大学生，她谢绝了报考研究生的机会，除了爸爸让她去最需要畜牧业的地方去这一因素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她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天然牧场，幻想“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生活。
可是，主人公来到林场以后，却始终没有见到可以遮住羊群的牧草，白云蓝天倒是有，山上的草也不高。展现在天然花盆上的，却是一幅吸引人的景色。
这一片草地上，一端是紫色苜蓿，似乎刚刚割过一茬，现在留在地里的，并不高，却有着新发的碧绿鲜脆的幼芽，而且高地一般，齐刷刷的，像一块绿色的地毯。另一端比较高的，大概就是红豆草了，绿中泛白，紫红的小花在阳光下如钻石般地闪光。草杆有出穗的燕麦那样高，给风一吹，如流水行云，涌层层波浪。
以上是《红豆草》中对环境的描写。可惜，这么美的风景被十四寸黑白电视给整得记忆模糊一片，好在，后来，我也从事了写作，对文本的体会比之电影、电视，更加深刻。
“作者发掘了生活中的美好东西,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主流。”这是一位评论家给予小说的定义。
我喜欢中篇小说《红豆草》，节奏拿捏得到位，环境描写令我沉醉，与张贤亮的《灵与肉》放在一起堪称姊妹篇，一位是家国情怀，热爱生命的许灵均，一位是奔赴西部，热爱草原的北京大学生，对人性在自然面前的真情流露深深打动着读者。
我时常将这两个中篇放在一起阅读，一边做着标注，一边琢磨父亲写作时的心理状态，感觉他并未离开这个世界，而像是正站在我身后，默默看着我所做的一切。
二
作家张武和儿子张九阳(右一)以及友人
张武手稿
一直在关注贾樟柯的电影或者纪录片，不仅因为喜欢贾樟柯的电影，还因为贾樟柯先前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某种对于家乡的反复追忆描画之中。从《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开始，贾樟柯换了角度，开始观察他所关注的中国作家。
电影曾用名《一个村庄的文学》，后来因为余华的“海游”经历让贾樟柯把片名改为《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60后作家“代表”余华从小生活在浙江海盐，一个靠海的小城，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海里游泳。那时候，海盐的海水是黄色的。
在学校上课时，课本里说海水是蓝色的，他经常想：为什么我都看不到蓝色呢？有一天，他游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边游一边想着：我要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直到海流袭来，他才停止反抗，顺流而下，游到安全地带。
片名很艺术，极具延展与开放性，几乎能涵盖文学与文学之外的诸多领域。
余华的这段描写，让我心里一惊。
我也曾在北戴河海滨浴场有过一次深度海游，超出了浴场警戒线，著名作家石舒清曾经目睹我的冒险，并为此写下了一段文字：
梦也、九鹏、我，我们三个家去北戴河中国作家之家休假，不用说是要到北戴河扑腾一下的，梦也和我都是旱鸭子，在水边泡泡身子。我惊讶地看着，看他游向深远处去，看他在浮沉无定的波涛里挥洒自如，游刃有余，他几乎游到海中心去了，那不是最深最阔最危险的地方么？我有一种风筝飞得太远收不回来的担心，所以，当九鹏有惊无险游回到我们身边时，我的佩服那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九鹏给宁夏作家长了脸，须知一些南方作家也和我们一样困在浅水区，望洋兴叹呢。
石舒清一直在文字里与余华相遇，一定没有见过余华游泳。仅凭余华的这段独白，我能感受到他游向大海深处的那份决心，并相信余华遇到海流时的果敢与机警，那是任何一个向往大海又敬畏自然的人应当做出的正确选择。
文学之于大海，配得上一个意义深远的象征。一个作家曾经无论曾经多么雄心壮志地游向大海，最终还是要回到故乡这个圆点。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可以看作是一个村庄的历史，以纪录片的形式探讨了乡村与城市、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为影片最重要的叙述者，以18个不同的章节展示出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往事。
父亲写过十余部著作，它们就整齐地摆放在我的书架之上，我特意把它们摆放在显著位置，这样，我躺在床上就能够看到。
与其他的世界名著放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这感觉如同在阔辽的海面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孤勇前行，游向大海深处……
此前我对父亲的著作并没有阅读太多，看过父亲的回忆录《人生简历》，小说则读得少，在刊物上读过几个中短篇，一个长篇。
父亲去世后，侄子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加上其他作家的悼文，陆续也有十几篇文章。
按说，我应该为父亲写一篇文章，一来，父亲是宁夏文学的奠基者，“二张一戈”曾引领宁夏文学一个时代；二来，他又是带我进入写作领域的引路人，为培养我付出过心血。
于是，我打算利用骨折养病的这段时间通读父亲的作品。恰此，看到马未都先生谈生死的视频，觉得马先生谈出了生死的本质。马未都父亲死后，更加珍惜母亲，他总是对母亲说，您老人家要千万——千万要给儿子挡着点！
直到有一天，母亲病倒了，马未都急匆匆赶过去，还是说的那句老话：妈，你一定要为我挡着点！拜托，拜托，千万拜托……马未都的母亲点头称是，答应了马未都的请求。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独白与马未都所表达的情感同质：
“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你和死亡好像隔着什么在看，没有什么感受，你的父母挡在你们中间，等到你的父母过世了，你才会直面这些东西，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很抽象的，你不知道。亲戚，朋友，邻居，隔代，他们去世对你的压力不是那么直接，父母是隔在你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把你挡了一下，你最亲密的人会影响你的生死观。”
人类的智慧如此高贵，又如此相通，高人的表达不分伯仲，尤其对优秀的作家来讲，表达生死应该是一种常态思考。
三
张武和张贤亮
《炕头作家外传》
父亲的第一本小说集《炕头作家外传》，封面由魏巍题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于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父亲大概是想接过魏巍书写时代的精神旗帜，以小说的形式，创作出六七十年代农村的那些“最可爱的人”。然而，新中国成立，中国农村的写作秉承旗帜鲜明的“山药蛋派”，影响了绝大数中国中国作家的农村现实主义写作道路。
“山药蛋派”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有马烽、孙谦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力。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选取拍摄的对象是新中国第一代作家马烽的女儿。马烽来宁夏指导过写作，与我父亲有过交往。
马烽所代表的山西本土写作，表达出山西“山药蛋”的写作丰富的人文土壤。父亲创作初期也是紧紧靠近“山药蛋”的现实主义传统路线，但不同于表现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写出人物复杂性与多样性，父亲的中短篇小说塑造了更多“可爱”的农村人物，选取农村日常里温情的一面，未能触及农村纷繁复杂的多样性，这可能与他的工作环境（畜牧干部）有关。
畜牧的宣传和检查工作并不能真正贴近农村生活，致使作者的观察角度悬浮于错综复杂的农村表象。如《一串铃》《三人行》《欢畅的笑》《转》等小说写出主人公面对集体利益，秉持公正，提高工作效率，赢得村民认可的故事，也代表了当时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新人物”有过于拔高、理想化的写作倾向，人物形象显得单薄。
《红梅和山虎》是父亲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主人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表现社会生活安静祥和、一片繁荣的景象。
“红梅”有文化，思想好，是山村科学实验小组的组长，又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组长，创造出培育羔羊的典型，上过报纸，在毛主席著作的感召引领下，一对技术青年相亲相爱。故事老套，对话客套，没有写出人物丰富的思想和内心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段景物的描写清新自然，干净利落，自然环境融入人物内心，让小说变得隽永悠长，提升了小说的品质。如果《红梅和山虎》能多融入环境描写，既可以抵消人物之间的冗长对话，也不必为那些多余的修饰词安插地方。好小说如同中国的水墨画，需要减笔墨，而留空白。以上几篇农村题材小说是在“山药蛋”与“最可爱的人”之间的缓冲地带摸索前行，谈不上风格确立。
父亲的短篇小说《选举新队委的时候》是这一历史背景下优秀小说代表之一。小说暗藏包袱，先抑后仰，对话简练，构思精巧，人物有矛盾，故事有起伏。20世纪70年代，这样一篇司空见惯的“好人好事”，新闻常见题材被他写成了一篇幽默的小说，着实不易，没有一定的创作技巧是很难写出如此生动的故事。
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小说复兴是从中短篇小说开始的。1976一直到80年代末，中短篇小说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类，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和经典性作品。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思潮很多都来自小说领域，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都可以说是小说的思潮而能够代表这些思潮和类别小说最高成就的主要是中短篇小说。父亲的《处长的难处》《看’点’日记》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品。
父亲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从他开始创作《两个羊把式》，到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两篇小说《处长的难处》和《看“点”日记》可以看出，他的幽默讽刺小说善于描写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细微变化，作者对主人公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宁夏评论家协会主席郎伟在一次“文学照亮生活”的现场，作为嘉宾，他提到了父亲的短篇小说《看‘点’日记》时说，“张武的这篇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批评了基层的官僚形式主义，现在看来依然有着典型的现实主义意义。”这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提名终评，仅以一票之差落选，与全国大奖失之交臂。
这是宁夏作家第一次有资格冲击全国文学奖项。后来的宁夏文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张贤亮、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先后在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获得殊荣，以文学宁夏的姿态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
四
张武出版的作品集
张武短篇小说《看‘点’日记》发表于人民文学
张武短篇小说《红豆草》发表于《十月》
贾樟柯说，无论在哪里拍摄，“汾阳是我的起点，一直给我灵感。它是故乡，也是中国。父亲也试图在他的第二故乡——宁夏中卫县寻找创作源泉。
1980年中期，由于中国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村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父亲的小说开始着力表现社会农村的真实精神面貌和农民新的生活观念，如短篇小说《瓜王轶事》《渡口人家》《红豆草》这些优秀的中篇小说都是在他在中卫工作时期创作的。
如果将一位作家喻为泳者，父亲也是有野心的作家，也曾勇敢游向大海深处……假如，他没有能够像张贤亮、余华或者贾平凹、梁宏那样一直泳到海水变蓝，是否意味着一个人的写作沦为沧海一粟。
于父亲而言，多年以后，我成为他的一名忠实读者，对一位曾经试图游向海蓝的作家，这又何尝不是写作的另一种意义。
作者张九鹏，宁夏作协主席团委员，作协报告文学学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多部。文学作品多次获宁夏文艺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