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天盖地的恐惧之下，四个年龄相仿，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立下“口水誓约”，成为朝夕相伴的好朋友。
孩子们穿街串巷，在欢声笑语中，捕捉着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
犹太男孩家一片狼藉，孩子们在餐桌上找到一张通知单，上面印刷着强制性的文字——
一切是如此的仓促，犹太男孩甚至来不及向小伙伴告别，就坐上了火车。
他们猜测，据说德国要建大型的“劳改营”，没准犹太男孩和家人便是去了那里。
孩子们突发奇想：一路沿着火车铁轨走去德国，把小伙伴带回来。
《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上映于2023年，是意大利导演克劳迪奥·比西奥的长片首作。
影片改编自法比奥·巴托洛梅创作的同名畅销小说，曾提名意大利大卫奖，豆瓣评分8.2。
原著小说L’ultima volta che siamo stati bambini
它借用公路片的形式，从四个孩子的友谊羁绊切入，提供了一种罕见且新鲜的二战视角。
既富有意大利喜剧的独特张力，又用三言两语利落地完成了悲剧效果，可谓是笑与泪齐飞，非常值得一看，尤其是放在当前的世界背景下…
小胖子伊塔洛，视父亲和哥哥为榜样，梦想成为像他们那样“英勇善战”的国家法西斯党，但手脚笨拙，经常闹出笑话。
机灵鬼科西莫，出身贫寒，父亲因议论墨索里尼而被驱逐。
孤儿瓦达，被修女抚养长大，孤单又敏感，日复一日盼望着能被人领养，拥有一个家。
虽然只是孩童，尚未沾染成人世界的伪善，但从他们身上，很容易窥见战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思想的腐蚀。
当瓦达提出加入小团体时，得到的却是男孩们的鄙夷目光，他们觉得，待在家里生孩子是女性对国家做出的最大贡献。
他们甚至不愿意带瓦达去德国，因为大人们都说，女人只会拖累男人，没有价值…
他从小便被家里灌输种族观念，认为犹太人只在乎赚钱，是国家公敌，可以随便朝犹太人脸上吐口水，即使对方是朋友。
他有模有样地谈论着，终有一天要征服非洲，杀光所有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
对于战争，他几乎是痴迷状态，每天都会拿弹弓瞄准天上的战机，幻想与敌军作战…
与此同时，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孩童的天真又与成人世界的残酷堕落对抗存在着。
他们嘴上发表着厌女言论，实际行动却处处是对瓦达的尊重；他们唾弃犹太血统，却愿意冒险去德国解救里卡尔多…
这种自身的矛盾感，让我想起电影《西线无战事》的一处情节——
他宣扬着，只要上战场，就能赢得女孩们的芳心，就能快速实现人生价值。
战场，被美化成年轻生命最闪亮的开始，至于流血牺牲，老师则只字不提。
学生们情绪高涨，纷纷将书本稿纸洒向空中，提前庆祝“人生巅峰”的到来…
因为原生家庭的法西斯背景，小胖子伊塔洛当仁不让，主动扮演起本次德国行的领导角色。
他背着从哥哥那里偷来的行军物资，比如帐篷、毯子、水杯，甚至还有刺刀，穿着整洁的法西斯青年队制服，有模有样地高喊口号、维持纪律、制定规则，颇有独裁者作派。
另一边，孤儿院的修女找不到瓦达，向伊塔洛的哥哥——一名上尉寻求帮助，结果上尉发现，连同自己弟弟在内，一同失踪了三个孩子。
情况紧急，互相看彼此不顺眼的修女和上尉，只好临时组队，动身寻找三个孩子…
路上，孩子们成竹在胸，用大人的语气高谈阔论，结果第一餐就吃光了食物。
孩子们先是从农户那里抢来一只鸡，但根本没有人敢杀生，于是天真地以为，能制造出一些动静吓死它，尝试未果后又决定留着它下蛋。
但他们忘记了，这是一只天不亮就会打鸣的公鸡，根本不会下蛋…
他总是听大人们说，一名士兵可以随意去别人家里拿你需要的东西，连女性也可以。
却发现，屋子已被搜刮得干干净净，农民因长时间饥饿而虚弱不堪，一位母亲连奶水都没有，抱着嗷嗷待哺的新生儿束手无策。
眼前这番凄苦处境，让孩子们为自己傲慢的行为感到羞愧，他们把那只鸡交给农户，做成一顿裹腹的餐食…
除了让人捧腹的情节，三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也在现实面前，讨论了不少“成人话题”。
比如，一路上伊塔洛总在强调自己的领导身份，走在队伍前面发号施令，实际上以“组织”的名义享受着各种特权。
瓦达不解：成为一名领导，难道不是意味着，做事要优先为他人考虑吗？
比如，瓦达担心，和男孩共睡一个帐篷，会毁掉自己的名声。
因为修女常教育她，如果一个女孩和一名士兵待在一起，女孩将被士兵玷污。
而这些只有成人世界才会辩论的事情，经由不谙世事的孩子，以最温和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上尉和修女那边，一路上因为信仰和价值观吵吵闹闹，处境相当窘迫。
不仅被仇视战争的村民吐口水、泼脏水，还因为换掉彰显各自身份的服装遭到逮捕和囚禁。
但，脱掉法西斯制服的上尉也打破了某种精神桎梏，会在法西斯党派羞辱修女的时候拼命保护对方，也会坦白自己当逃兵的事实…
伊塔洛从小活在哥哥的光环下，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他万事向哥哥看看齐，立志拿到奖章，成为一名战争英雄。
前往德国解救小伙伴，在他眼里是一次绝佳的，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当他第一次穿上法西斯青年队的制服，感受到了血脉中涌动着愤怒，竟破天荒地握拳打向嘲笑他的人。
而失去制服后，他感觉失去了所有勇气，变回了从前的那个懦弱的胆小鬼…
他亮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一张与法西斯长官的合影，及时证明了哥哥的身份，让所有人免遭枪决。
伊塔洛不愿半途而废，于是在等待返回罗马的火车时，瞒着哥哥登上一列载满犹太人，开往德国“劳改营”的火车。
当年，罗马一共有2091名犹太人被驱逐，其中有281个孩子。
伊塔洛等三个孩子不知道的是，他们从罗马出发时，被转移的犹太小伙伴已经在德国死去。
至于伊塔洛，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记录上，没有人知道他死于哪一天，死于何处。
影片结尾，时过境迁，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荒废的火车站，追忆往事。
他们在这里与伊塔洛永别，这里是他们最后一次做孩子的地方…
近些年，乌鸦明显感受到，上个时代的战争叙事不再好用，对于人性的光辉，人们愈发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但《我们最后一次做孩子》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人性切片，让人透过几个孩子建立的“伟大友谊”，窥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
它让我想起一本特殊的幸存者回忆录——《天真的目击者》。
这本书共收录6篇回忆录，故事的主角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幸运地活着长大成人。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其中一位讲述者的父亲甚至是纳粹。
战后，他们成长为心脏外科医生、作家、议员、外交官、驻外大使…
作者玛莉莲·亚隆在书中感叹：不知为何，他们能够把童年的记忆融入到成年后的性格里，而没有变得过度尖酸刻薄或愤世嫉俗。我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体面、事业有成、品德高尚之人。
战争对人的毁灭性，在这本书中是如此的具象化，无法不让人联想，那些不幸丧生的孩童，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回视当下，这个充斥着分歧、暴力、杀戮的世界，孩童成为炮火集中攻击的对象。
《天真的目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即使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暴力充斥的世界里，我们只要寄希望于儿童，他们仍然会带给我们希望。
存储来自成年人的仇恨教育、厌女思想、扭曲的价值观；映照人心的良善和最纯粹的爱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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