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中，通常把合格教师的形象定义为“温而厉”，几千年来的知名的教书先生数量也不少，但真的能配得上这三字的夫子却不算多，蔡元培就算一个。
平日里，蔡元培的形象总是温文尔雅，很多小事在他这里都能够轻易化解；但真的在面临历史性抉择的大事时，蔡元培却比谁都更为刚强，在这种性格下，他还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历史抉择中的蔡元培
弄懂蔡元培的选择，就得先弄清楚他的性格。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蔡元培都是一个拥有“菩萨心肠”的人，平日里在面对学术争论的时候，他总是不会把观念上的不同上升到其他高度，即便有人诋毁他说“拖鼻涕的野孩子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他在还击的文章中依然会极为平静。
但他却是与众不同的，不愿与人发生矛盾的“好好先生”数量有很多，可蔡元培在遇到重大抉择时，通常是不愿和稀泥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很多学生惨遭军阀逮捕，为了能让这些学生重获自由，蔡元培当时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
这种事本就是与时间赛跑，一旦去得晚了，学生的性命便可能不保。
奔走四方的过程中，蔡元培也从来没有一点架子，他见不到段祺瑞，就直接去找了段祺瑞的亲信孙宝琦；孙宝琦在遇到这种事时也有些无奈，不好直接帮助蔡元培处理事情。
眼见说了半天对方都没有反应，蔡元培干脆直接赖在孙宝琦的家中，一直等到凌晨对方松口才走。
警察总监出面交涉后，蔡元培再度站在最前方，以自己的身家作为担保要求释放学生，一连努力了好几天，学生们才得以陆陆续续从狱中走出。
多位学生在红楼广场看到了蔡元培的身影，那一瞬间，他们所受的委屈全部化成豆大的泪珠滑落。
一位学生在多年后回忆道：“先生当时含着热泪勉励和安慰学生，那种慈祥与伟大并存的感觉，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在他的性格中，也透漏出反侵略、反独裁、反强权的部分，当时的国家与民族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间，而蔡元培更是用了半生的时间去读书、思考，渴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这样评价道：“蔡元培以一个校长的身份去领导一个民族、一个时代，除了他之外也很难找到第二个。”
当时诸位有识之士提出的救国道路各有不同，而蔡元培作为民主主义者所强调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
军阀专制的乱象他是看在眼中的，这也意味着政治腐败在国民党中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悲哀，面对此种现象时，蔡元培仔细思考，他却依然没有第一时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认为改良主义道路是最适合中国的。
这也为他后来的选择埋下了隐患。
1922年，一篇《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其中“好人政府”的构想被放大，这种思想带有很强的理想性，在当权者的私心面前，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做到的，这也让蔡元培极为懊恼。
提出辞职后，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再度被发表，他在文中写得很清楚：近年来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
即便遭遇了现实中的挫折，可蔡元培的思想却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他仍然怀揣着极强的理想认为：若是好人都退出政府，腐败的政府必然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或许，这也是他毅然选择辞职的原因。
中共的一些进步人士也对蔡元培提出过劝告，希望他能早日认清现实；蔡元培读了那么多书，进行了那么多思考，很多想法并不是说转变就能转变的。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先见之明，可蔡元培依然觉得：“在俄国已经是最激烈的方法，为各国所恐怖。”
历史还在朝前走，在许多大事发生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的思想在伴随转变；当然思想转变本就是一个过程，尤其是对蔡元培这类本就形成一定思想价值观的人。
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促成了北伐的重大胜利，然而两党之间本就有着很多不同，合作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已经表现出富有朝气的一面，在国民党内部，一些既得利益者就担心共产党的发展趋势会带来不可控的因素，于是，一些国民党高层、元老最开始就打算将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部。
1927年的春天，吴稚晖特意找到陈独秀商谈，陈独秀当时在中共党内陆位很高，因此吴稚晖也提出了很多疑问。
他问道：“中国若是要实行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
没想到，陈独秀竟不假思索回答道：“需要20年。”
这在吴稚晖的脑中，就意味着陈独秀有信心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这话也让他感到一阵后发凉。
两党合作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身居高位的国民党领袖在盘算着如何将共产党的影响力剥离出去，而且他拥有绝对的实力促成这件事，此人正是蒋介石。
4月到来之前，蔡元培便从邵元冲处得知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与共产党分离，从此刻起，蔡元培便站在了历史的交汇路口。
内心矛盾的蔡元培
蔡元培需要做出选择，主要在于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由于第一阶段民主革命方面的政治业绩，让他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并列为国民党四大元老，这些人也都是孙中山的心腹，在国民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阶段的人生中，蔡元培才立足于教育，北大革新也奠定了他在教育界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当时其余各方的政治势力也都想要把他给拉拢过来，尤其是北洋军阀；但从事教育工作后的蔡元培对待军阀的粗暴是无法容忍的，他在欧洲待了好一段时间，一直到1926年才回国。
其实，蔡元培并不是明确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但当时北大自由、包容的氛围客观上为共产党的思想宣传提供了帮助，陈独秀、李大钊都曾来到北大工作，第一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从这里被培养出来的，包括邓中夏、张申府等。
中共一大召开时共有50多名早期党员参会，北大来的就有14人。
然而，这14人并不能说是蔡元培的贡献促成的，那是因为蔡元培认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因此也无意间推动了很多事。
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时候，当时的蔡元培人还在欧洲，等他回国时孙中山却早已离世，国民党内只剩下吴稚晖等一些元老还能与他说上话。
时间一长，他的思想就发生变化了。
北伐初期的时候，国民党高层还能容忍工农运动打击军阀势力，当时两者有着共同的敌人；当北伐形势高涨、工农运动不断升温后，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就表现出了忌惮和不满的情绪。
为此，蔡元培还批评过中共，并滑向了“清党分共”。
他的本意是两党分家，但主张以“法治”的方式完成这一举动；国民党开始“清党”后，全国大多国民党控制的省份都成立了清党委员会，蔡元培本人就是“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的委员，此处的清党活动一开始就十分严厉，只要有涉嫌的人，抓到后基本难逃一死。
当然，这些事也完全超乎了蔡元培的预料。
推动这些的初期，蔡元培是看在蒋介石北伐有功、掌握兵权才拥戴他作为领袖的，而蒋介石对队伍中的工农运动极为厌恶，蔡元培也顺势而为。
在四一二之前，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发表了一篇3000多字的《护党救国》通电，主要斥责武汉三中全会的相关决议以及“联共”政策的种种，言辞中也否定了工农运动。
这些舆论为蒋介石后来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做足了舆论准备。
4月18日，蒋介石操纵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发表演说，公开表示“要维护南京政府，实现孙氏三民主义”。
从五四时期的开明学者到“清党”的主要发起者，蔡元培身上的巨大转变也体现出那个时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结合他自身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来看，他也是为了捍卫一党一派的利益。
可从行为上看，他的选择与做法又与他先前追求的民主、自由相互矛盾，那时的他，错误地认为共产党的理论不适应中国国情。
另外，他并非真正了解蒋介石。
作为教育界的大拿，他平时在学生们眼中一直是个忠厚长者的形象，蒋介石在背叛革命后大开杀戒，对着青年挥起了屠刀，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惨不忍睹的，当事件逐步超乎他本人预料的情况下，他能做的也只剩下尽量保护青年，这也是他思想矛盾的另一体现。
当时，有人偷偷告诉他：“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
听闻后，蔡元培第一时间派出亲信去通知朱宜权火速离开上海，这样才使得朱宜权暂时脱离魔爪。
身处浙江的日子，蔡元培也对接连发生的屠杀案件感到万分震惊，浙江“清党”一开始就极为严厉，只要抓到基本都是直接杀害；仅仅在4月16日，陆军监狱就有20多人被提出来杀害。
听说了这些事后，蔡元培的心情无比悲痛，他也为自己的选择而惶惶不安。
4月17日一早，他就找到了专司严肃地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太草率了，今后一定要审慎。”
好在蔡元培在国民党内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在他的影响下，浙江还成立了特别法庭，专门防止乱捕滥杀，也算保护了一批革命者。
一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蔡元培对蒋介石的不满才愈发表现出来，他还在公开场合发泄出来；1932年他也表示了对国民党前途的悲观，并说蒋介石“专横独裁，古今中外罕有”。
对于那些日子里蔡元培的选择，后人既不需刻意回避，也不应对他一生功绩全盘抹杀。
参考资料
1.“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