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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在20年前和10年分别公布了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录，随着对文物研究深入和新考古发现，一些以前的看法在修正。

主要集中在断代上，一些原定为北宋的官窑瓷器现在改为南宋或宋代，一些原来认为是唐代和五代的古画，现在严谨地加上“传为”。

扬州博物馆收藏的一件195文物则是把名称变了。

这就是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荷纹双耳罐，2013年国家文物局称为长沙窑褐蓝彩双系罐，现在扬州博物馆称为青釉褐绿点彩云荷纹双耳罐，蓝色变成绿色了。

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看到的文物，前几年在上海的黑石号展览上拿出过，去年底到今年春节短期展出了一下，不过现在又展出了，不知道是不是会常展下去。

扬州博物馆收藏了两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在地市级博物馆中是少有的。

最广为人知的是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在国宝厅里常展，另一件就是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荷纹双耳罐，因为没有那么醒目和身世传奇，又不常展，所以不大被关注。

当然，文博爱好者们一直很关心它。

很幸运，今年1月去看时正好赶上难得展出。

在扬州博物馆通史展的唐代对外贸易单元，过了一座仿古的小桥，展厅模拟成一艘唐代海船，就在背面的角落里。

虽然是放在单独展窗里，但不注意就会走过。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荷纹双耳罐， 高29.8厘米、口径16.3厘米、最大腹径25厘米、底径19.5厘米，1974年在扬州市区石塔路唐罗城遗址出土，现收藏于扬州博物馆。

这件双耳罐在古代瓷罐中是少见的大器，而且器型完整，釉色丰润，周身纹饰精美，反映了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瓷发展的最高水平，被称为“长沙窑之王”，2013年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罐的胎体为米黄色，通体施青黄色釉，器身布满纹饰，以褐、绿两色的圆点相间排列组合成联珠状云荷纹。

云荷纹是以五朵小如意云为主，组合成一朵大如意云纹，两侧云梢处各饰一支亭亭玉立的莲花，又在对称的两组云荷纹间隙的下方，各补上一枝荷叶，从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云荷纹图案。

在黄釉的衬托下，相间排列的联珠状云荷纹的色彩线更加醒目突出，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连笔线条而显出异国风格，应是唐代的外销瓷精品。

当然，这件大罐能具有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价值，肯定不仅是因为器型大和纹饰美，还在于它所代表的中国手工业发展史和中外交流史的重大历史意义。

首先是与唐代扬州的历史地位相联。

现在的扬州位于苏北，城市和人口都不算大，在江苏省内也排在后面，但从幼儿园就背过唐诗三百首的，都肯定知道历史上的扬州有多么显赫。

扬州意为水波扬天之意，在唐代时正处于海岸线上，那时的扬州是一个国际大港，也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商都。

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斯里兰卡、爪哇、高丽、日本等走海路的外国商人，很多从扬州登陆，再去往北方的洛阳、长安。

此外，自隋代开辟大运河后，扬州也成为南北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从广州登陆的外国人，也要先到扬州，再通过大运河北上。

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不仅未受冲击，反而接纳大量北方来的人口而走向兴盛。

扬州成为了全国的经济中心，来自长江上游的南方土特产，一般由江而下运送到扬州港中转，经大运河转运北上中原，或者由此出海出口到国外。

因此，虽然扬州一带没有大型窑址， 但历年出土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窑口的瓷器。

扬州由此在中晚唐时期达到鼎盛，发展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媲美都城长安、洛阳，被称为“南北要冲，百货所集”。

当时的扬州有周长6公里的子城，作为唐代在扬州设置的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淮南道采访使、盐铁转运使的行政中心，还有更大的罗城，是繁荣的商业区和居民区。

大罐就是在唐罗城遗址中出土的。

这件青釉褐绿点彩云荷纹双耳罐，也是唐代长沙窑的代表。

长沙窑窑址位于长沙望城县石渚湖至铜官镇瓦渣坪一带，曾称为“石渚窑”、“铜官窑”，现在通称为长沙窑。

过去人们并不知道存在长沙窑，传世品被认为是越州窑或岳州窑，直到1956年发现长沙窑址，此后经过多次考古调查，基本弄清了它的面貌和文化内涵。

根据考古研究，长沙窑出现于八世纪的初唐时期，在北方窑场受安史之乱破坏后开始兴起，到九世纪中叶成为主要窑场，并成为重要的外销瓷。

十世纪晚唐五代时期，长沙窑受唐末战乱和外贸断绝影响，再加上品质逊于越窑青瓷，逐步衰落而停烧。

可以说，长沙窑因外贸而兴也因外贸而亡，也正因此，扬州是国内出土长沙窑器物和标本最多的城市，特别是出土了这件长沙窑之王。

历史上长沙窑因为主要外销，窑址也一直没发现，因此在国内较少发现。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长沙窑窑址，七十年代扬州唐城遗址考古又发现了大量长沙窑器和标本，长沙窑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才得到明确。

现在长沙窑被认为是唐代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窑口，集中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交通、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波及亚洲、非洲广大地区，它的兴衰与唐代对外贸易起伏密切相关。

唐代中期采取对外开放和促进贸易政策，皇帝专门下诏要保证安定的贸易环境，瓷器成为重要的大宗商品。

在这一时期，长沙窑创造和发展了彩绘、贴塑等装饰，艺术成就达到了很高水平，甚至可与唐三彩媲美，而这种丰富的色彩图案非常符合海外市场喜好。

于是，在中外巨额贸易需求的推动下，长沙窑很快从众多窑口中脱颖而出。

这件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就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格。

罐大口、侈唇、高颈、窄肩、深腹呈圆筒形，罐外壁满施均匀黄釉至底，露出米黄色胎，而外底内周向器内凸入处则满施黄色釉。

长沙窑的烧制温度约1200度，因此瓷化程度不很高，有的还有吸水性，而且胎釉结合不好，有剥釉现象，釉面多开细碎片纹。

这件罐的釉面上也可以看到布满了细细的碎纹，

罐肩部置对称的扁环形模印纹饰的双系，其中间为阳文“王”字，其两侧为阳文云纹。

在长沙窑址发现了大量带文字和题诗的器物，这成为长沙窑的一大特色，但扬州出土的长沙窑器上却很少，说明外销瓷完全满足外国市场需要。

罐身上布满纹饰，以褐、绿两色的圆点相间排列组合成联珠状云荷纹，再配以莲画和荷叶纹，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云荷纹图案。

罐上的联珠纹明显来自波斯萨珊王朝装饰纹样影响，又加入中国传统的莲荷绘画，使此罐彩绘不仅具有中国传统绘画风韵，还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显示唐代制瓷手工业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

长沙窑以各种生动的彩绘著称，有褐彩、绿彩、蓝彩、红彩等。

褐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铁，由于氧化铁在高温下比较稳定，不流不散，所以长沙窑窑工往往使用单一的褐彩绘画，所绘图案线条清晰流畅。

绿彩、蓝彩的主要着色剂为氧化铜，在高温下易流散，因此当褐、绿或褐、蓝彩并用时，就用褐彩勾线，用绿、蓝彩填涂或渲染。

长沙窑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被认为大量使用了釉下彩，从而在唐代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中，成为脱颖而出的一颗彩瓷明珠。

长期认为，釉下彩出现在三国东吴时期，到唐代长沙窑时已经广泛采用釉下彩绘，打破了中国青瓷的单一釉色，为后来釉下彩瓷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但根据目前也有研究认为，三国东吴时期确实出现了真正的釉下彩，但并不成功，只短期出现，并没有延续下来。同理研究也认为长沙窑并不是釉下彩。

分析认为长沙窑瓷的彩料，在标本的平面和断面上均有打破或叠压在釉层之上的现象，包括常见的青釉诗文、白釉绿彩、青釉褐绿点彩等长沙窑瓷，都属于高温釉上彩。

分析原因，可能在于长沙窑是石灰釉，而不是后来的石灰碱釉，金属矿物颜料在石灰釉中极易流动，不仅使釉下彩绘出现晕散，也影响胎釉结合，因此在宋代前还没有成熟的釉下彩。

唐青花和长沙窑可能采用现在被称为色釉浆技术的点彩工艺，制作出釉上彩，但因为釉面太薄，部分彩下渗，以及彩的玻璃化程度比较好，看上去如同釉下彩，也称为非典型釉下彩。

大概也因此，扬州博物馆对这件大罐的介绍中，用点彩回避了釉下彩的问题，只是强调作为长沙窑精品的意义。

另外，这件大罐过去被称为褐蓝彩，但现在称为褐绿彩，这就要说说长沙窑蓝彩和绿彩的区别。

唐代三彩器里确实有以钴为原料的蓝釉，巩义窑还出现过所谓的唐青花，不过长沙窑中的蓝彩和绿彩的着色剂都是氧化铜。

研究认为，着色剂中氧化铜的含量会直接影响到显色效果，氧化铜含量高的会呈蓝彩，含量相对较低的就呈绿彩。

长沙窑中蓝彩器要少，大概与作为民窑的长沙窑控制成本有关，另外也说明蓝彩和绿彩没有本质区别，有的可算绿中泛蓝，更多取决于不同人对色彩的敏感吧。

大概因此，以前称这件大罐是褐蓝彩，现在叫作褐绿彩。

蓝彩清新素雅，给人宁静之感，绿彩则显得更为生机盎然，这两种色彩在长沙窑瓷器上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不过我看这件大罐，觉得还是淡蓝色。

长沙窑是中国最早大规模将瓷器卖到海外的窑口，现在考古出土的长沙窑较多，仅印尼的黑石号沉船上就有5万件长沙窑瓷器。

不过是长沙窑的罐器高度一般不超过20厘米，而这件青釉褐绿彩云勾纹罐竟高29.8厘米，是出土长沙窑器中个头最大。

而且，这件大罐制作工艺精湛，釉面光洁平整，绘画图案精美和谐，被视为长沙窑的极品，在1994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13年成为永久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大唐因强者的心态而开放，因开放而走向强盛，让宏大的国家联接大陆，拥抱海洋。

最后，在海鸥叫声前奏的乐曲中再次来到模拟成唐代海船的展厅，再仔细欣赏这件来自大唐的顶级国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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