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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思想之光照亮了隐匿的哲学史。过去的成千上万个秘密都从隐匿的角落里爬了出来——有些隐匿角落甚至是我们历史上某些大思想家（如培根和笛卡尔等）所选择的。“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文化”，哲人如培根、笛卡尔和尼采等都研究过最重要的问题——扎拉图斯特拉称之为一千个目标，即人类已经制定的一千个善恶法版。所有这些法版都靠它们的过去而存活，体现为对其过去的某种解释。尼采试图重新把历史置于天平上，恢复过去，并在那种过去的基础上再造未来——即第一千零一个目标，从而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肯定文化。

但并不是随便什么过去：既然任何民族的现在和未来都必须根植于某种过去，尼采毫不含糊地表明，尽管种种解释暴力极其容易伤害欧洲的过去，但欧洲的过去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尽管总是在不信任的警察监督之下。

尼采恢复欧洲过去的行动是多次复兴运动之一：在我们的传统中爆发了多次复兴运动，并且总是表现为精神战争。从普罗旺斯的gaya scienza［快乐的科学］到拿破仑的泛-欧洲主义，历次复兴运动都有赖于希腊人的复苏，尼采的复兴同样如此——确切说来，尼采要恢复希腊悲剧时代的思想家们：这种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和文学的传统曾经被那个最怪诞的等式所覆盖：即苏格拉底的等式，理性=美德=幸福。

苏格拉底

尼采终生都在思索苏格拉底问题，并渐渐明白，苏格拉底是文化变迁表上的一大转折点。苏格拉底之前：荷马、悲剧、德谟克利特、修昔底德，和更古老的希腊本能狄奥尼索斯。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式的高级骗局、伊壁鸠鲁和皮罗的败仗，一种强大的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把荷马的全部军队赶进了地狱。

在尼采的“谱系”中，我们西方的家族史最成问题。尼采后来反思“我探究得最长久的重大而神秘可怕的问题”时，详细讲述了他如何着手从谱系学上探究那个问题：通过发现“所谓的pious fraud［虔敬的欺骗］”——伟大哲人和教士们无不认为自己在行使教化人类的使命过程中，有权说一些道德上的谎言（《偶像》，“改善者”，条5）。尼采终生萦绕于心的问题是：人类的文化史以及这种文化如何建立在某些关于差异的虔敬谎言中——不管是关于我们氏族、我们部落、我们国家的差异，还是关于我们物种的差异，为我们过去总是基于这些关于差异的谎言而声称自己在尊严方面处于首要地位。

隐微术只是探究上述问题的第一步。尼采是一位非道德主义者：看到那样的过去时，尼采尽量克制自己的震惊之情，并力图像个哲人那样，凭着自己对整个人类负责的良心去理解那样的过去。

谱系学迫使尼采发起了圣战。这场战争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虔敬的欺骗，而是反对那种欺骗在历史终结之时造成的后果，即现代欺骗：现代人认为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全球社会。为了戳穿这种历史神学的内在荒谬性，尼采继而推进了一种无神论的、不人道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听起来肯定不合道德，不过在哲学传统中，也绝不是什么新东西。

放声大笑的德谟克利特就曾主张一种肯定世界的内在论：据神圣的柏拉图说，不善言辞的巨人们教导过这种颠覆性的教诲；不过，基督教俘虏了罗马之后，这种主张也不免成了一个秘密的哲学传统。培根亲眼目睹了一次文艺复兴死于宗教狂热分子之手，并英雄般地力图复兴那种秘密的哲学传统。培根的科学表面上是恢复所罗门王的科学，实际上却是想恢复前-苏格拉底的希腊科学；尼采公开了这一复兴运动，结束了它与其反面（否定世界的超越主义）相勾结的历史。有人死后才出生：比如尼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或者培根和笛卡尔。有人死后被埋葬：比如奥古斯丁，以及其他反对肯定精神的煽动家们。

谱系学作为一场圣战，可以在隐秘的哲学史中找到强大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尼采可以把冥府中的伟大思想家们带到阳光下，以便证明自己的行动。

德谟克利特

曾几何时，只有一种精神权威形式能讨得公众的欢喜，哲学也不得不向这种权威妥协；在后-禁欲主义时代，公开宣扬隐微教诲的行动本身就成了一种复兴的武器。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大部分作品虽然已经佚失，但卢克莱修的手稿还保存至今。柏拉图的作品中有些轻松浅薄的东西，也值得保存下来。同蒙田、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样，培根和笛卡尔的作品也值得保存：他们的洋洋大作都可以公开拿来作为颠覆性的武器，以便理性地理解欧洲的过去。

这种理性地理解本身绝不是理性主义。理性只是碰巧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了最濒危物种的生存工具。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把理性作为“安全方式”，并由此培育了一种信仰——即相信纯粹心灵和善本身之间可以相通；尼采反对这种方式和信仰。

尼采使理性重新变得欢快而无知，变得公开怀疑一切知道者；理性出于philology［语文学/爱言辞/爱理性］和philantropy［爱人类］而重新开始了第一次航行，追问一切事物的原因。尽管快乐的科学与培根式统治和笛卡尔式方法断绝了关系，但“我们可不要［对他们］忘恩负义哦！”：他们也只是迫不得已，才对自己的敌人表面上表示友好；他们那些历史性的妥协也毕竟颠覆并摧毁了他们的敌人。

未来的人类社会能否建立在快乐的科学基础上？快乐的科学有两大优势：一种强健的美德，即诚实；一个强大的同盟，即公共科学。二者可以一起嘲笑那些可笑之人，并把受过教育的人吸引到科学的美德上来：哲学依然有助于打击愚昧，把愚昧变成某种可耻的东西。嘲笑者可以把谜一般的风格大师培根加为自己的盟友：在这位风格大师笔下，大法官在宣布圣战的同时，倒像是在促进和平；嘲笑者也可以把喜剧二元论者笛卡尔加为自己的盟友：尽管他那可笑的严肃会让人以为他在犯糊涂而非反讽，但他仍不失为迄今最伟大的心灵之一。有了这样的盟友，快乐的科学就可以改变大众的品味：“这个吗？——可笑！那个吗？——荒谬！”

就新哲学的社会目的而言，也许还有一种比诚实和科学更重要的古老观念，而且哲人们都怀有这个观念：感激。我们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存在应该归于某种比我们自己无限高大的东西——尼采重新表达了这套古老的教诲，并且使之与诚实和科学完全相契合。谱系学产生了感激：一个不断演化的宇宙通过一连串事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审查并理解这些事件，尽管总是在不信任的警察监督下）造就了我们之所是；正是在这个不断演化的宇宙中，我们不断地成为我们自己。

为物理学欢呼吧，这个追问的传统才是我们真正的遗产。在整全的奥秘中找回自然和人的过去吧，这会增强我们对值得纪念之物的回忆。基于快乐科学的文化将是一种心怀记忆的文化：它知道自己处于巨大的时空之中，知道自己处于尘世间生灭无常的物种之中，知道自己生来是一心追求超越的血气之族。

这种文化还知道，我们最主要的精神遗产表达了“对人的仇恨，甚至对动物的仇恨，更甚至对物质的仇恨”；为了人、为了动物、为了物质，快乐的科学必须是尚武的科学。快乐的科学结合了尚武精神或男子气（热爱占有）和忠诚品质或女人气（忠诚于被爱者）。这两种爱情的联姻让人珍惜已经占有的东西，感激给定的东西，且永不满足。

摘自《尼采与现时代》“又一位天才哲人”

华夏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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