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的上海,冬日的寒意笼罩着整个城市,中央特科的“红队”正在暗中执行一次秘密任务。
作为革命的先锋力量,这支队伍多年来执行了无数次暗杀任务,悄无声息地清除了叛徒,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红色恐怖队”。
然而,就在这支传奇队伍内部,潜伏着一颗未被察觉的定时炸弹——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实习生,张阿四。
他是谁?为什么他会成为中统手中的棋子?
当35名“红队”队员,包括队长邝惠安在内,在一天之内集体被捕并惨遭处决时。
这一切的真相究竟如何?
邝惠安的革命轨迹
1927年,邝惠安加入了广州起义,担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连长,率领队伍在前线浴血奋战。
起义遭到镇压后,他没有选择撤退,而是与部分残部一起转移到了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在海陆丰,他担任了工农红军第四师的连长,继续在艰苦的环境中领导和组织抗争。
到了1930年7月,邝惠安被派往香港,当时这里是中共广东省委的所在地。
他在香港担任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打狗队”的队长,这个小组主要负责针对在港的反动派密探、特务和叛徒进行秘密行动。
邝惠安和他的队员们以严密的策略和果断的行动,在香港执行了数次秘密任务,包括处决了知名叛徒游体仁和香港政府侦缉队长谢安。
这些行动对香港的反动势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香港当局极度震动。
为了捕捉邝惠安,香港警方在城市各处张贴了通缉令,并动用大量警力和密探进行地毯式搜查。
城市的每个角落几乎都布满了警察和侦探,试图追踪到邝惠安的行踪。
在这种高压的追捕环境下,为了确保安全和革命工作的持续进行,党组织决定撤离香港。
邝惠安被组织调往上海。国民党中统为了抓捕邝惠安花了很大的力气,其中我党叛徒苏成德在这中间有很坏很恶劣的表现。
苏成德的转变
苏成德,原名苏美一,出身于安徽蚌埠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青岛纱厂的繁忙车间内,他以其雄辩和热情,在工人中建立了崇高的地位。
作为罢工的领导者,他常在工人群众面前发表激昂的演说,动员大家团结起来争取自身权益。
纱厂的工人们在他的号召下,多次举行罢工活动,争取加薪和改善工作环境。
随着斗争的深入,苏成德成为了抗争的象征,工人们将他的故事传唱,他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在安徽蚌埠,党组织的建立离不开苏成德的努力。他是这一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组织的核心推动力量。
随着党组织逐渐壮大,苏成德开始感到自己的才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挥。
虽然他在基层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足以胜任更高层的领导工作。
他时常与身边的同志谈论自己对党内事务的看法,认为自己理应进入中央,参与更高级别的决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正当他处于事业的十字路口时,他的老朋友苏成修找到了他。
苏成修是一名活跃在政治暗流中的特务。
苏成修言辞巧妙,时不时提及苏成德在当前位置的局限性,暗示他有更大的潜力等待发掘。
他甚至提出,苏成德的能力和知识完全可以在更高层的政治舞台上发光发热。
这些言论逐渐影响了苏成德,使他开始怀疑自己坚守的理念是否真的值得继续追随。
苏成修看准时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向——转而支持那些能让他实现个人抱负的势力。
他详细描述了与中统合作的好处,包括能够获得的资源和影响力。
在苏成修的持续劝说和自己内心的挣扎中,苏成德成了一个背叛自己信念的叛徒。
中统的特工队伍以苏成德提供的地图和文档为基础,发起了针对性的突袭。
这些行动中,许多苏成德曾经的战友和同事也遭到了牵连。
一些人在被捕时表现出惊讶和不解,他们不知道内部竟然有人背叛,将他们多年秘密建立的网络出卖给了敌人。
张阿四的悲剧
1933年,张阿四,一个在中共地下工作中毫不起眼的交通员,被苏成德悄悄策反,成为了中统的“细胞”。
他的工作看似简单,就是在各个秘密地点之间传递文件和信息,不引人注目。然而,这正是他成为理想“棋子”的原因。
苏成德和他保持着单线联系,确保张阿四不会与其他中统特务有任何交集。
到了11月底的一天,苏成德独自在西藏路北泥城桥附近散步,思绪万千。
突然,他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远处走来。那身形和步态,让他隐约觉得似曾相识。
他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才认出那是失踪了一个月的张阿四。
张阿四离开这段时间没有与苏成德联系,甚至在中统内部的联络也中断了。
苏成德一度怀疑张阿四出了问题,或者被组织察觉。
但眼前的这个人,显然没有遭遇什么不测。
原来,张阿四并非失踪,而是被选拔进入了中央特科“红队”的秘密射击训练班。
“红队”是中央特科最为神秘和危险的组织之一,被内部成员称为“打狗队”,负责清除叛徒。
它的任务非常明确,情报科提供目标名单,“红队”则负责将这些叛徒送上不归路。
作为“红队”的新人,张阿四并不是独自行动,他在训练期间由一位资深骨干赵轩负责指导。
赵轩经验丰富,对“红队”的训练要求极为严格。
在训练场上,赵轩会站在一旁,冷静地观察张阿四的每一个动作,尤其是在射击时的表现。
张阿四并没有太多接触武器的经验,但赵轩的教导让他逐渐适应了打靶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隐藏张阿四的身份,苏成德特别小心,避免直接参与张阿四在“红队”中的工作,但他会不时通过其他渠道获悉张阿四的表现。
苏成德安排了两名资深特务李典和仇一九,租住在张阿四的住所附近,密切监视着他的行动。
两人不分昼夜地跟踪,尤其关注张阿四和赵轩的接触。
“红队”的覆灭
12月5日,苏成德认为时机已到。
他将所有掌握的情报整理好,详细标明了每个关键人物的藏身处和活动规律,然后迅速向中统汇报。
12月6日,邝惠安出门时,天空已开始飘起冰冷的雨,他随手撑开一把油纸伞,快步走向街头。走了没几步,邝惠安突然察觉到后面有异常。
借着伞的掩护,他快速回头扫了一眼,隐约看见两个男人悄悄跟在他身后。
几乎是在一瞬间,他做出了决定,突然收起伞,转身向小巷的另一边飞跑起来。
当他飞奔到前方的路口时,眼前的路却被封死了。两名中统特务从街角的阴影中突然冒出来,拦在了他的去路。
这四个人显然是早有准备的,他们分工明确,一前一后,堵住了邝惠安的退路。
邝惠安见状,没有任何犹豫,手中的雨伞被他猛地一甩,扔到一边,直接冲向前方的两人。短短的几秒钟里,巷子里响起了拳脚交加的打斗声。
邝惠安的身手敏捷,动作迅猛,虽然对方人数占优,但他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技巧,暂时挣脱了包围。
他一记重拳打退了前方的敌人,迅速侧身,企图寻找突破口。
然而,特务的大部队已迅速赶到。十几个人从街头巷尾冲了出来,将邝惠安团团围住。雨越下越大,街面上很快积满了水。
邝惠安纵然身手再好,但面对十几人的围攻,也难以敌过。
他奋力反抗,几次击退靠近的敌人,但很快便被几个人合力按倒在地。
与此同时,其他抓捕小组也在赵轩、孟华庭等人常出入的地点同时展开行动。
根据提前的计划,这些地点已经被完全封锁,无论他们如何反抗,都无法逃脱中统的包围网。
特务们早已胸有成竹,因为他们对每个人的动向了如指掌。
这一天,35名“红队”成员,包括队长邝惠安在内,全部被捕。
那些曾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自如的革命战士,在这场毫无征兆的围捕中措手不及,纷纷落入敌手。
英雄的最后时刻
被捕之后,“红队”的队员们被关押在上海的一处秘密监狱。
牢房里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发霉的气息。
这里没有白天黑夜的区分,只有昏暗的灯光和沉重的铁门,时不时传来看守们的脚步声。
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等人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彼此之间无法见面。
中统的审讯手段凶狠而残忍,尤其是在韩达的指挥下,每个被带进审讯室的队员都面临着严酷的折磨。
韩达对“红队”成员的意志力早有耳闻,他知道这些人不是轻易能屈服的,所以他命令下属用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开口,获取更多的中共内部情报。
审讯开始时,韩达亲自坐在审讯室的中央,审讯室里的特务们迅速上前,用粗重的铁链将红队”成员捆在椅子上。
接着,他们开始用竹针刺入他的指甲缝,用皮鞭狠狠抽打他的背部,每一下都带起一阵皮开肉绽的声响。
无论受多大的痛苦,红队”成员始终一言不发。韩达气得拍案而起,吼叫着让人加大力度。
审讯室内,刑具一件件被搬了出来,从老虎凳到辣椒水,各种酷刑轮番上阵,但他咬紧牙关,绝不泄露任何情报。
与此同时,邝惠安也在另一间审讯室里遭受着类似的折磨。
作为“红队”的队长,邝惠安一直是中统的重点目标。
特务们希望能从他口中获得更多核心信息,尤其是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结构。
然而,邝惠安在遭受长时间的折磨后,依然保持沉默。
他的身体多次因为酷刑而晕厥过去,但每次苏醒后,依然没有妥协。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35年2月,韩达最终决定,既然无法从这些人身上获取情报,那么就将他们全部处决。他下达了绞刑的命令。
在行刑的那天早上,天还未亮,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等人被从牢房里带出。
他们的牺牲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刻在了革命的历史中。
参考资料:
[1]李宁.牺牲在南京的最后一批中共中央特科红队队员[J].档案与建设,2020,3(10):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