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人固有一死，但有的人会死两次：一次葬于坟墓，第二次葬于盛名之下。

忧郁的热带

1934年秋，一通电话改变了26岁的外省教师列维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新生的人类学的走向。作为一个热衷于哲学、法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青年，他突兀而决绝地离开法国，离开了加缪、萨特、波伏娃这些思想激荡的沙龙，选择了遥远的巴西和民族学——对他来说，民族学最初是出走和变节，后来却成了我们的救赎。

在圣保罗大学任教之余，列维走访了博罗罗、南比克瓦拉等部落，这是他后来声名鹊起的学术生涯的发端。但今天的材料表明，他对田野工作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热情和天赋。他的心思在图书馆和文献之海，在那里，智慧的蜘蛛开始构思他的结构之学。

◉ 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1936

列维在1939年重返法国，回到濒临崩溃的欧洲世界。有一天，当漫步在马奇诺防线后的原野上，他在蒲公英面前停下了脚步：“如何看穿花朵的奥秘？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将蒲公英与其他花朵放到一起进行比较，理解构成植物秩序的一系列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蒲公英分配等级。”——这一天，蒲公英成了列维的苹果树。他在后来深情地回忆自己的开悟时刻，“就这样，我找到了思想的组织原则”。

考虑到《忧郁的热带》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是充斥着华美、睿智而散漫的文学沉思，我们情愿相信结构主义的巨擘是在下一次的流放中才找到自己的思想之钥。

结构主义的纽约

1941年，青年犹太学者列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流亡美国。他与俄国诗人、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纽约的相遇是结构主义的一件大事。雅各布森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员，他继承了索绪尔开创的结构语言学的遗产，却在纽约成了结构人类学的助产士。雅各布森相信，语言是一种可以细分的符号系统，必须放到共时的一致性中才能够进行分析。这种认定世上千万种语言根植于同一本质的想法深深吸引了列维·斯特劳斯。结合他在巴西的田野考察，列维从原始部落《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入手，搭建起结构人类学的大厦。

◉ 列维-斯特劳斯 摄，巴西，1938

◉ 列维-斯特劳斯 摄，巴西，1937

更重要的是，列维对文化基本范式的理解从历时性转向了共时性。通俗地说，他摆脱了传统的线性发展的历史学视角，而获得了多元并存的人类学眼光——这是对他青年时代信奉的社会进步论和马克思的背离。列维和之后的人类学家的努力，重建了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眼光，尤其是关于地球上形态各异的族群和社会。

结构主义必然导向文化平等主义。一旦人类学家客观地看待自身和我们的原始部落兄弟，那么，他就不得不承认“普遍平等的真理”。荣格认为人类共享同一套无意识原型（集体无意识），而列维则认为人类心灵不存在普遍内容，而是具备同样的基本结构。“ 野蛮人的生活看起来简陋，但是他们同样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他们在混乱中创造了秩序“。通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野性的思维》这几部经典著作，列维用高等文明最精致的工具，证明了原始部落的心理和文明人一样高超和精巧，从而证明了原始社会和高等文明的平等性——“结构”把原始社会和西方、把部落和纽约、把白人黑人和其他人种连接起来，让原始社会和弱势社群重新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让人类恢复了其整体中天然包含的多元性。

在列维手上，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面旗帜，而是一种探索的工具和方法论。他甚至雄心勃勃地要以此来改造和重建二战后的社会科学——一直以来，面对科学主义，所谓的社会学科始终有一种内在的自卑、紧张与焦虑。而列维相信，所有的社会学科都需要实验、需要验证、需要规范，才能建设成为真正的“硬科学”，而不是自外于科学主义的传统。结构主义，不仅仅是新生的人类学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所有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

世纪神话

二战后西方学术的城头大旗变幻，尤其在后现代各种主义的喧嚣中，结构主义似乎显得安静且过时。但即使是他雄辩的学术对手也承认，结构主义已经永远地改变了艺术史、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而列维除了以四册《神话学》巨著来实践和完善结构人类学的矩阵，也一直保持着对重大历史时刻的敏感，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二战后，各国纷纷独立，列维说，我们大家都有权利要求同等的尊严，没有人应该洋洋得意地认为自己的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晚年，他又对另外一种威胁忧心忡忡，他将之称为“卑躬屈膝的文化一致性”——今天我们终于理解了他的担忧。

列维和我们一起经历了被科技革命、经济紊乱、道德混淆、政治惰性和巨大空虚感所困住的21世纪，百岁高龄的他坚持用一种属于过去的精辟和优雅，念叨着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关于同性婚姻、无性繁殖，关于批评的自由，关于某些当代艺术的毫无价值。在他的百年诞辰，在活着进入《七星文库》之际，他仍然不忘告诫我们，“人有责任去生活、去奋斗、去思考、去相信，最重要的是保持勇气。”

在这个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还活着，穿过他炯炯的结构化透镜凝视着我们这万象迷离而又冲突不断的人间。

20241010

本期编辑：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