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认知和评论主要是来自经济学的,即便是政治学家也更多了解其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但实际上,二人早已开始关注制度之外其他变量。继《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之后的《狭窄的走廊》(The Narrow Corridor: How Nations Struggle for Liberty)代表了他们已经完全将研究发展问题的视野转向政治学,并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经典的政治学视角来讨论国家兴衰的问题。本文则再次重申了其在《狭窄的走廊》一书中提出的论点:有着最强国家能力的国家是那些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相平衡的国家,在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相互抗争的历史进程中,只有通过这条“狭窄走廊”的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政治发展,即本文中所说的“包容性国家”。那些国家能力远强于社会能力的国家沦为掠夺性国家,而社会能力远强于国家能力的国家沦为失败国家。使用数学模型和较为严谨的案例研究设计,两位作者对其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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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理论。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James A. Robinson,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治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与经济繁荣的关联性等领域研究。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文章来源
Acemoglu, D. and Robinson, J. A. (2023). How State Type Emerges from State versus Civil Society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7(2), 407–420.
期刊简介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有关政治理论、美国政治、公共政策、公共管理、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文章。2023年JCR影响因子为5.9。
摘要
我们提出了一种国家能力的累积理论,其认为国家能力是精英和(公民)社会的政治竞争的结果。精英们积累能够有效控制社会的国家能力,而社会也会反抗,积累其自身的能力并促进集体行动。根据初始情况的不同,本文的理论推导出三种不同的均衡状态。当社会比国家精英更加强大时,就形成了弱国家。当初始状态下国家精英相对强大的时候,就形成了掠夺性国家。当国家精英和社会的力量大致匹配的时候,就形成了包容性国家。该理论有着几个重要的含义:其一,各国国家能力的差异不必然源于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其二,长期来看,包容性国家有着最强的国家能力;其三,冲击或诸如战争之类的外部威胁对国家的影响取决于国家精英与社会的权力均衡。
主要内容导读
一、介绍
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国家能力有着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体现在各国在公共产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法治能力和组织透明的选举等方面。国家能力上的差异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缺失国家能力被认为是内战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缺少问责和政治参与制度的核心解释,被认为是共同体以何意的方式集体管理资源的重要诱因。拥有国家能力则被认为能够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且更能确保国家以公共利益行事。
本文提出了一种解释国家能力差异的新理论。既有解释要么诉诸于结构性因素,例如人口密度、地理因素或文化,要么诉诸于更加随机的影响,例如历史战争、殖民主义或者贸易。然而,正如我们将要揭示的那样,有着相似结构性要素和战争历史的政体可能在国家能力上有巨大差异。
我们的理论把建设国家能力视作统治国家的精英(以下简称为精英)和公民社会(以下简称社会)的博弈。由精英积累起来的国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所有人都有利,因为其使得公共产品得以被供给,但与此同时它也赋予了精英压制公民的能力。公民在这个博弈中也有能量,我们将社会的力量概念化为组织和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我们假定,国家和社会能力是为了争夺权力的:精英积累国家能力和社会积累社会能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
我们揭示除了这一博弈所具有的三种长期均衡结果。当精英积累起比社会更多的能力并控制社会时,就出现了掠夺性国家。反之,当社会主导了精英、国家能力孱弱的时候,就形成了弱国家(weak state)。在二者之间,当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相对平衡的时候,第三个均衡出现了,这从长期来看将使得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都最大化。我们将其称为包容性国家(inclusive state)。图1呈现了这三种均衡结果。区域一是掠夺性国家,代表国家是现代早期的普鲁士;区域三是弱国家,代表国家是历史上的黑山;区域二是包容性国家,代表国家是瑞士。选取这三个国家做历史仅仅是为了便于案例研究设计,而并非在暗示本文的理论存在某些边界条件。我们的目标是提出一个适用于全球的理论,用以解释跨区域和国家的巨大的结构性差异。
(图1 弱国、掠夺性国家和包容性国家的产生与演变)
图1清晰地显示了,初始条件下的细微差异可能会使得一国更趋向于这一个均衡而非那一个,这一判断与历史证据是相一致的。本文理论的另外一个预测是,包容性国家的国家能力比掠夺性国家强。这是因为一旦国家主导了社会,它就更不愿意去积累更多的能力了。只有当国家和社会处于高度竞争状态的时候,精英才愿意投资于国家能力。因此,弱国家、掠夺性国家和包容性国家在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上都有不同。
此外,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大量结构性要素的作用是条件性的。如图2所示,假如某一个外生变量提升了国家能力,这既有可能发生从区域三到区域二的变化,也可能发生从区域二到区域一的变化。如果发生了后一种变化,那么反而会使得长期的国家能力出现衰落。这种条件性意味着查尔斯·蒂利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简单版本并不成立。战争可能提供了强化国家能力的激励,但其最终的效果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均衡。这解释了为什么各类结构性要素对国家能力的作用往往不是线性的。
(图2 静态条件比较:相同的刺激导致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轨迹)
尽管我们的理论预测了不同的长期结果,但它也能产生几个可证伪的预测。首先,当国家相较于社会过度强大的时候,不会拥有最强的国家能力。当二者之间产生某种平衡的时候,国家能力才是最强的。其次,国家越是在掠夺性国家或弱国家的轨道上发展,其就越难以转型成一个包容性国家。最后,外在冲击对初始状态的改变不完全是单调的。
本文的理论建立在如下的一些论点之上。首先,国家能力可以是具有生产性的,但同时它也可以被用于控制社会。同时,国家能力是可以被累积的。其次,国家和社会能力的累积都服从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我们假定,在一定的阈值之前,积累能力的边际成本要高于超过阈值之后的边际成本(为方便阅读,编译省略了数学模型部分)。
二、研究设计与初步讨论
在本文的历史分析部分,我们基于密尔的“最相似案例”研究设计方式对现代早期欧洲国家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我们的案例选择基于欧洲内部国家的因变量的巨大差异:为什么瑞士发展出了包容性国家,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且能够对其人民负责,而普鲁士则发展出了一个弱国家能力的掠夺性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之前,黑山都仅仅有一个无力的民主体制,且从未真正形成一个国家?我们将案例分析分为两组:普鲁士-瑞士和瑞士-黑山。之所以说是最相似案例设计,是因为普鲁士和瑞士的制度历史是类似的,而瑞士和黑山的社会结构和生态是类似的。
在 1600 年(勃兰登堡与普鲁士合并之前),普鲁士和瑞士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并且从日耳曼部落、加洛林人和封建制度那里继承了许多政治经济制度。瑞士和黑山有着深厚的制度渊源(罗马帝国帝国),但这对案例中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社会结构(氏族)以及山区生态。尽管这两对案例最初的差异是很小的,但最终黑山没有形成任何国家,瑞士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去中心化的国家,而普鲁士则形成了一个更强和更中心化的国家。
三、历史视角
在介绍部分,我们已经简要讨论了瑞士、普鲁士和黑山在政治发展层面的差异,而本节则要说明为什么本文的理论适合于解释这一异质性现象。本节除了对三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进行简述之外,还将阐明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我们通过国家间战争的案例来阐释介绍部分提及的“条件性”问题,即相同的结构因素对不同的国家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其二,我们说明当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时,国家能力是最强的。掠夺性国家的国家能力则不是最强的。
瑞士:瑞士各州与在神圣罗马帝国高级政治机构的支持下的地方精英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瑞士国家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中诞生的。1291 年后,各州积累了权力,并形成了集体的身份认同。1415 年后,由联邦各州代表组成的议会开始定期举行会议,从而削弱了精英的权力,建立了共和体制。瑞士独立国家的雏形正在慢慢形成。弗里堡和索洛图恩于 1481 年加入,巴塞尔和沙夫豪森于 1501 年加入,阿彭策尔于 1513 年加入。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最终承认了瑞士从神圣罗马帝国中独立出来。
普鲁士:1640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登基。其试图打造一支更有效的军队,为达成此目的,他需要充足的税收。征税需要和社会精英协商,但他始终希望能够获得永久的征税权。腓特烈威廉一世以豁免社会精英税收为代价,建立了由其自己掌握的征税机构。最终,他直接越过了普鲁士等级会议,在没有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也进行征税。当等级议会的权力衰退之后,一个掠夺性国家的雏形就建立起来。于1740年登基的腓特烈大帝进一步扩大的税基并强化了军队。此处需要注意的一个点是,瑞士与普鲁士大相径庭的发展却有着相似的初始条件。瑞士所拥有的地方自主性和民主在几乎整个德国都能找到,普鲁士等级会议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掌握巨大权力。然而,在普鲁士,这些民主机构在与霍亨索伦王室斗争的过程中落了下风,这似乎的确使得国家能力得以积累,体现在扩大的财政系统和军队上。但正如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那样,普鲁士掠夺性政权的国家能力从长远来看不如瑞士共和国。
黑山:黑山是由各个部落构成的,缺乏像瑞士和普鲁士那样从加洛林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那里继承来的集权化的遗产。这些部落都有着很强的调试能力,并且始终反对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尽管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乏有人试图建立统一的政权,但始终存在国家与部落这两种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的冲突。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国家意味着秩序和民族,反对混乱和叛国;部落则意味着自由,反对一个中央权威的随意介入。最终,诸如试图提升税收等努力都失败了。
就条件性问题,瑞士、普鲁士和黑山都面临外在的战争威胁。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威胁促使瑞士内部的精英和社会组织起来,走向一个更强化的中央集权体制,并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联邦。如我们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战争可能增强了瑞士的国家能力并使其被吸引到包容性国家的轨道上。普鲁士的结果则恰好相反,三十年战争之前,普鲁士的国家-社会关系相对平衡。三十年战争带来的国家能力强化可能恰使其从包容性国家的轨道上脱离,并被掠夺性国家轨道所吸引。而战争没能使黑山成为一个国家,原因在于其动力不足以使黑山脱离弱国家轨道的吸引。
就国家能力问题,本文最出人意料的结论是包容性国家比掠夺性国家有着更强的国家能力。这意味着本文的三个案例的国家能力排序应当是瑞士、普鲁士、黑山。这种长时段的国家能力差异可以从图3中看出来。以税收汲取能力为例,尽管还没有完全准确的数据来源,但可以比较有信心地推断,1860年时,瑞士的税收占据国民收入的比例为10%,为普鲁士的5%的2倍。作为包容性国家的瑞士拥有更强的国家能力。
(图3 国家和社会能力的变化方向)
四、结语
世界各国不仅在国家能力上有很大差异,在社会能力上也有很大差异。本文提出另一个研究国家能力和国家-社会关系的新理论,认为国家是在精英与社会的动态互动中内生性地积累国家能力的。我们模型的核心是,控制国家的精英必须与社会争夺对政治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控制权。如果国家积累了能力,就能帮助精英赢得这场竞争。但作为回应,社会也可以积累能力。反过来,这种来自社会的竞争又会鼓励精英进一步积累国家能力。在我们的模型中,这种逻辑导致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均衡状态,其国家和社会能力的结构也大相径庭。在掠夺性国家中,国家获得的能力远远超过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了社会。在相反的情况下,社会相比国家积累更多的能力,于是形成了弱国家。最后,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粗略平衡会导致包容性国家的出现。我们的模型阐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与社会之间的竞争是如何推动最大国家能力的出现的。掠夺性国家的精英很容易支配社会,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理由积累国家能力。
编译:邱劭文 | 华东师范大学
审校:彭卓越
排版:李子荣
审核:李子荣 宋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