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南高庄子公社电影放映员肖波
张洪霞的断腿和一家三口的三个城市
下乡知青张洪霞的大腿，被钢锯条锯下来后，被隔着窗户扔到了一条小河沟里，她的嘴被一条灰毛巾死死的堵住，丈夫就在“手术室”外面，隔着玻璃眼睁睁的看。
那几天，天天都在下雨，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还有热气，不停的往鼻孔里塞。
余震虽比雨的频率低一些，但还是时不时的就晃荡一下。
人们也都麻木了，你该晃晃，我该活活，你要是不让我活，我大概也没啥可留恋的了。
机井断了电，也往上翻水花，带着泥沙的那种。村东头的地里，有两处往上翻黑沙子，那块地看起来，就显得高低不平了。
丰南县高庄子离天津市还是比较近的。28日下午，也没有中午饭吃，我就兜着一条胳膊，拦住了一辆开往天津的汽车。
汽车上的人太多了，车斗里都坐满了。一开始，我远远的看着有一辆蓝色的卡车开过来，就抬起左胳膊，一个劲的晃。
那辆车却一直不减速，到离我二十米左右的时候，我看清了那是一辆上海141。
我就在路中间，直直的跪了下去。
我弟弟说，我必须尽早想办法，去看看我的胳膊了，再晚，就有截肢的危险了。他的腿也是。
汽车屁股后面又冒起一股黑烟，有点吃力的向前爬。
到了丰南东田庄与宁河的交界处，那里有一座大桥，桥面断成了五六节，有的完全埋在河水里。
天津是去不成了，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里。
有的人跳下车来，往西边不远处看，那里有一个上百亩的大院，院子里搭着一排排的帐篷。
我们一车人是7月28日下午到了那个大院的。那里是华北石油管道局在东田庄设的一个野外探测点。
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他们也没说什么，就给我们也搭了个帐篷。到后来，人就越聚越多，那个大院竟然成了一个两千人的伤员集中转运点。
30日下午的时候，我们终于等来了希望。
一列20人的小分队，进驻了我们这个转运点。领头的一个长辫子姑娘，打着一杆红旗，唱着太阳最红这首红歌，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进来。尽管他们看起来相当疲劳，但眼里还是有光的。
他们是来自承德的医疗小分队，可能是来的太急，没有充分的准备，大夫们脚上穿的还都是凉鞋。
他们是以“急行军”的方式来这里的。到这里以后，我们就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证明他们来得太匆忙，把情况估计得太乐观了。
不到半天的时间，才看了不到二百人的病号，就把他们所带来的物资消耗殆尽。消耗殆尽的概念是：纱布和安乃近药片都没了，就剩下了一点红药水和止疼片。
怎么办？领队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眼镜男”愁坏了。安排了两名护士到205国道上截车去市里求援。
一部分女伤员围着大夫，愁的哭，大夫看着救不过来的伤员，也愁的抹眼泪。
就是开头我提到的张洪霞，在地震中大腿被砸伤，砸伤的部位，一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伤口不但化脓了，化脓的地方还生了蛆。再耽搁下去，就不单单是截肢这么简单的事了，那条小命就得扔在这里。
眼镜男右手挠头，左手推眼镜，向知青的丈夫阐明了利害。
决策过程也是很简单的。五分钟以后，张洪霞就被带到了那里条件最好的一间简易房里。
周围围了三个护士，护士把她用背包带结结实实的绑在了一张办公桌上。
当然，大夫对患者预期的疼痛，还是予以充分考虑了的。此前，还是由那个眼镜男，给张洪霞做了个针刺麻醉，而后，眼镜男又化身一个木工，任务就是把张洪霞的腿锯下来。
当时，简易房外面，除了张洪霞的丈夫，还有很多伤情不至于影响好奇心的人，在那里透过玻璃往里看。
我早早的就到外面去溜达了。我看不了那种画面。尽管躲了老远，我还是能听到张洪霞后来，因为疼痛所发出的呼天抢地的嚎叫。
随着嚎叫声的渐行渐远，也把我的回忆拉回到了大地震发生前的那些时刻。
1976年，我19岁，在丰南高庄子公社当电影放映员。
从6月份收麦子开始，我和高庄子信用社主任崔占勤一起，下派到西台村，当驻村队员，吃住都是在村里。
我们的任务是指导西台大队麦收的抢收抢种。麦子收割完成后，又安排我们组织社员们积肥。
积肥这个词，所有40岁以下的年轻人肯定是不知道的。在这里也有必要解释一下。草木灰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肥料是草木灰烧过的土。
哪里有草木灰烧过的土呢？就在当时人们睡觉的身下。
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社员，把家里睡觉的火坑拆了，将拆下来的火炕坯，拉到大队部指定的统一地点。然后，再重新打坯，也就脱坯。
事实上，这种垒炕的坯是提前做好了的，否则的话就太影响日常生活了。
7月22——23日，我和老崔把炕扒了，到27日那天，炕还没有垒好，晚上，我和老崔就回家住了。
我的家就在东台，与西台相隔不到一里地。我们家有三间新盖的大平房。东屋是我妈和我沈阳的一个堂妹，西屋是我和我弟国良。我爸在县城文教局住宿，爷爷奶奶在老院住。
我那天睡觉早，但睡得不沉。
震波刚一来，我就醒了。想穿鞋往外跑，但刚一起身，就被晃到了窗台旁边，玻璃被变形的窗户框哗的一下压碎，我又被摇到了炕沿上，一只胳膊向下，左手撑在了地面上。
此时，变了形的屋顶又把房檀挤了下来，房檀的一头狠狠的砸在了在炕沿上的右胳膊，当时，就像针扎了一下，随即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我弟就睡在我的身边，当时，我听到了他粗重的呼吸声。肯定是檩条带下来的砂土砸中了他。我想站起身，可身上压着沉沉的东西，根本一点挪动不了。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我弟的头皮被一棵下落的房檩砸削去了一大片，露出白花花的一片骨肉，另一棵房檩则砸在了他左侧的大腿。
7月28号上午八点多，也就是大地震发生五个多小时后，我们一家才被社员们从废墟里扒出来。
我沈阳那个堂妹早就没了气息。我右手手腕粉碎性骨折，我妈全身多处骨折，我弟国良大腿骨折，头皮还被掀起来一大块。
“这位小同志先上车，他的伤情重，你，就是你，先等一等。”
“这是我弟弟，他叫肖国良，今年才14岁，他一个人去，又受那么重的伤，我当哥的不放心。”
“对不起，我们这里有规定，只有重伤员才能上车，你上了车，就会占重伤员的位置。”
在东田庄伤员自发集中转运点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等来了第一辆军车，这辆军车将把伤员拉到唐山机场，再由机场，转运到石家庄等其他城市治疗。
几天来，国良的头皮就那么一直在脑袋旁边耷拉着，好像长了一只巨大的耳朵，脑袋则肿得像一只气球。
我费了白天周折，想陪他一起去，但却因为我神态自然，能够自由行动，而被拒绝了。
震后的第十天，我终于踏上了飞往外地的飞机。我也不知道飞机将飞往哪里，有人说是飞往上海的。
事实上，直到下了飞机，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城市，只看见整个机场一片忙乱，都是白衣天使，都在围着我们转，像一个陀螺，被鞭子猛抽。
直到住进医院，躺在了病床上，我才知道这个城市是山东济南。
我的胳膊被顺理成章的打了夹板，在所有我见到的人中，我的病情大概都是最轻的那种。
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我才改变了这种想法。
那天早起吃完饭，推门进来了五六个人，离我最近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五十多岁长者，他看了看我的手腕，问：“能正常活动吗？”
“好像手腕转着有点吃力，”我说。
他又轻轻的捏了捏，对他身后的人说：“准备手术吧。”
不一会，有一个留着背头的中年医生，拿着一个皮锤子走了进来。
他让我把打着夹板的右胳膊，平放到病房里的一张小桌子上，随后，不经意的往窗外看了一眼，我的目光不由自主的就被他的目光牵走了。
还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他轮起手中的皮锤，就砸向了我的手腕。
我记得只是啊的叫了一声音，就晕了过去。
等我再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仍是那只我看了无数遍的有点滋滋响的灯管。医生已给我做完了手术，手术就是在我的这个病房里完成的。
当天，我的右胳膊像吹气般的肿了起来。
此后就是两位女护士轮流照顾我，给我送好吃的。那些日子里，我吃了很多长这么大都没吃过的东西，以至于我爸到车站接我的时候，站在那里愣了很久。
1977年元旦过后，我乘火车返回唐山。在我临走时，两位美女护士还给我准备了两个旅行拎包，包里装了好多当地的特产。
我弟国良转到了石家庄，在铁路医院接受治疗。后来，在石家庄铁路局上班的大舅找到了他。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信息传输这么发达。我大舅是在单位会议上得知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通过他们系统打听，有没有从唐山丰南转过来的伤员。
有了舅舅的照顾，弟弟国良的病情恢复的很快。只是那块被掀掉的头皮，留下了一道头发掩盖不住的永久性疤痕，大腿里的钢板，也成了永久性的纪念。
我妈在1977年元旦前，从武汉平安返回家中。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也成了快年近七旬的老人。
回忆起这段难记难忘的岁月，我真想由衷的说一声，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党，是你们张开羽翼，挡住了暴风骤雨，让我们体会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无限的温暖。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这是刻在我骨子里的深刻体会。
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
生活的渴望将大地的颤动凝固成永恒的风景
地震时，我十三岁。
我还是个孩子，干的却是大人的活计。
赶着驴车到几十里地之外拉水，盖简易房，自己还学会了木工和瓦工。
我们家震后房子是我垒起来的。我们学校的房子是我们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建起来的。
我感觉，我早熟了许多，也可以说是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当时，我们班一共51人，等再返校的时候，有少一半的同学在大地震中震亡。老师点名的时候，没有人答“到”，那么，这位同学就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
我们当时都麻木了，说别人死了的时候，是那么平静，平静的就像是说今天有雨那样。
我们班长也被砸死了，是老师代替班长，喊了一声“起立”，我们就那么站着，默默的低着头，向遇难的同学们默哀。
下课时，我们到河边采了很多白色的，叫不出名字的花，放在遇难同学的课桌上，深深的向他们鞠躬。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祝福下，他们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一定也会组成一个新的班集体，一起快乐的学习、生活。
我的同桌向我说起他父亲的死。他家的房子原本没倒，他父亲拉着他们全家，都跑了出来。
但，突然想起屋里还有一台缝纫机，那是他母亲的嫁妆。于是，他父亲跑进了屋里，抱起缝纫机就向外跑。
当时，发生了一场可恨的余震，他父亲被泛起的烟尘埋没。
乡里有一位白胡子老人，在学校废墟旁边，放起了风筝。那位老人是我们班一位同学的爷爷。那位同学是和老师一起护校才遇难的。老人的风筝早就做好了，还没有和他孙子放过一次呢。
唐山是座凤凰城。早就有凤凰落在大城山山头的传说。凤凰也是唐山人民心中的吉祥鸟。但，在那个有雨的夜晚，在大地颤抖的时刻，凤凰飞走了。
唐山有24万人震亡，几十万人伤残，7000多个家庭断门绝烟。要消弭这些伤害，化解这些苦痛，要用多长时间，要用多少真爱呢？
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支援唐山，唐山的伤员天女散花般撒向全国各地。唐山的孤儿有了依靠，政府在省城建了一个育红学校，我们的一个老师，就被临时抽调到那里教书。
我亲眼目睹了无数个家庭在大灾后的毁灭、挣扎、重组。
我曾经采访了这样奇特的情感，一如老人在废墟上的风筝，在我的眼前飘荡。
茫茫人海中，你、我、他，相逢、相爱却又无情的分离，不知，你是否相信命运和缘分。
我认识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唐山开滦煤矿的一位女工，和男友在地震前两天，领了结婚证，计划到天津旅行结婚。她的男友在天津海河边长大，对家乡的感情异常深厚。
本来，买好了地震前一天晚上七点的车票，但却因为她家里有事而临时更改了日期。
7月28日凌晨，突发的地震，把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小家庭瞬间打碎，男友被当场砸死，被人从废墟里扒出来时，男友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张车票。
女人收起了那张车票。第二年，女人赶到了天津这座城市。在那里，举行了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女人抱着男友的骨灰，站在海河边，默默的发誓，她要留在这个城市，永远陪伴他，陪伴她的男友。
果然，她再也没有嫁人，只是抱养了一个孤儿。她自己感到有个家，别人也以为她有个家。
她说，在她下岗之前，面临重新抉择的时候，是死去的恋人，给了她无尽的力量，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凭借自己的双手，她办了一家副食店，过上了好日子。
她说，自己的家很好，因为，她真正的爱过一次，不论结果如何，她都不虚此生。
人们为她这个家庭而惋惜，而钦佩，而感动，也对灾难报以本能的控诉。
经历这场灾难的人是不幸的，经历这场灾难而活下来的人又是幸运的。我看见了人世间的美好，看见了互帮互助的光辉。
生命中最可贵的精神，是在灾难中怆然复活，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经历。
1998年，张家口坝上的张北、尚义发生了地震，我到了那里。塞北坝上粗砺寒冷的风，卷起漫漫黄尘，模糊了我的视线。
震后张北的大地上，我又看见了放风筝的孩子，他们在受伤的土地上快乐的奔跑。也有一位老人，眯着眼，手搭凉棚，看天上飞舞的风筝。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地震的幸存者。
过了一会，放风筝的孩子，把风筝的长线拴在一棵树上。我揉揉眼睛，孩子们趴在大地上，好像在聆听着什么，也许他们是在听来自大地的声音。
经历过地震的孩子，都习惯听地声。
在大地没有震动之前，是听不到声音的，大地同样沉睡着。
要经过多少岁月，这声音才会压抑得太久呢，在爆发时才会那样强烈呢？
当年的地震在我的生命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迹，它让我至今耳鸣。
生活的渴望，将这恐怖的声音化成新的声音，将那个稍纵即逝的颤动凝固成永恒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