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子突然变小的红梅
说到生产队这个词，很多年轻人恐怕都没有听说过，说到生产队开会，他们更是不理解。也许，他们会联想到时下很时髦的一个词汇：形式主义。
说句实在话，生产队开会和形式主义根本不搭边。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土地还没有承包到户，都由村集体管理。
一个村集体下面，划分若干生产队，生产队的头儿就是队长，成员就是一个个老百姓，叫社员。白天组织社员到土地上耕作，晚上，队长们要开会，研究第二天的农活，去哪里，干什么，怎么干，人员分工等等。
我小时候就喜欢解放军，一直有当兵的愿望。但非常遗憾，我哥是一名军人，在部队任师参谋长。按当时的政策，哥俩儿，只能有一个人当兵。所以，我的这个愿望就不能实现了，但我非常崇敬军人，羡慕我哥。
我从骨子里也有一股军人的干劲，社员们也都评价我敢闯敢干，干事情从不拖泥带水，各项工作都要拔尖。
我16岁就入了党，1976年年初，任丰南县董各庄公社太平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兼民兵连长。
当时，我们村可是远近闻名的先进，各项工作在唐山地区都挂得上号。我和大队书记刘玉林、治保主任马奎增一起，被公社领导称为村里的“铁三角”。
我们村是个大村，共1700多人，9个生产队，工作千头万绪。
1976年7月，正是“三夏”（夏收、夏种、夏管）、“三抢”（收小麦、种晚玉米、管理早玉米）的大忙季节。
7月27日晚上，大队开会一直开到12点。散会时，我隐约听到天空中有闷雷声响起，却没有一滴雨点掉下来。回到家里，老婆红梅还端坐在炕上，见我挑门帘进屋，她连忙下炕趿拉鞋。
“咋回事，你咋还没睡呢？”
“我这心里好像有啥心事，就是睡不着觉。”
“有啥心事，和我说说。”
“天要下雨，得备点柴禾，要不，明天做饭就成问题了。”
“备柴？那你就备去啊，这点话计，还非得等我回来？”
“大黑天的，我一个人出去有点害怕。”
“哈，你啥时候变得耗子胆了，你忘了，半个月前，给你大姑办丧事，都晚上十点多了，你一个人从外村赶回来的？”
“那会是那会，现在是现在。”
“好好好，咱俩一起去，夫妇同进步，共建新家庭嘛”，我指了指挂在西房山上我们结婚时，岳母送我俩的一块大镜子左右的一幅对联，有点打趣的对红梅说。
我和红梅每人从当院里抱了两抱的干芦苇到厢房，就算备好了柴禾。
回屋躺下后，依旧闷热。点上蚊香，摇起蒲扇，还是睡不着，就聊生产队上的事，不知过了多久，总算迷迷瞪瞪睡着了。
地震发生时，感觉就是坐在了摇摇车上，开始慢悠悠的，后来就是天旋地转。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房顶上的东西就扑面而来。当时，也根本看不清。炕上除我们俩外，有一儿一女。还有一个女儿，是我大闺女，那几天在姥姥家住。
黑暗中，我没听到孩子们的任何声音，耳边只有红梅在一个劲的喘着粗气，那声音和生大闺女时，有点类似。
“红梅，红梅你咋拉？你说话啊。”
没有声音回应我，黑暗中，我挣扎着，伸着手臂去摸她。后来，终于抓到了她的胳膊，我就使劲抻，使劲拽。
红梅还是一句话没有，喘息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无声无息。
一动也不能动，我就只能保持一个紧绷的姿态，在倒塌、断裂的房顶下面压着。
我家的房是燋子顶，前一年，因为东西两个房山处漏雨，就又铺了一层燋子，相当于是双层，在底下喊破嗓子，也没有多大效果。
最后，还是两个民兵兄弟救了我。
那天晚上散会后，两个民兵在大队值班。他们俩在大地震中逃脱后，第一时间想到了我这个民兵连长。他们俩，加上村里的一个下乡知青，三个人合力，把我们四口子扒了出来。
我的胳膊、腿都被砖头硌破，流了很多血。红梅、两个孩子，已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当时情况紧急，我拄了根棍子，跟在两个民兵身后，一瘸一拐的朝大队部走去。
分兵把守路口，马车运尸
和糖厂的白薯干
很快，大队的7个支委和9个民兵排长都聚集到一起。由书记刘玉林主持，开了个五分钟的碰头会，决定了以下几个事：
第一，9个民兵马上组织各生产队，扒挖所属社员；第二，受伤人员统一集中到村西头的赤脚医生那里，先包扎，包扎几个算几个。
到上午九点多的时候，连震亡人员在内，所有压在废墟下的人员，都被扒了出来。然后，我们又从9个民兵排，各抽调两人，将进出村的六个路口，全部“分兵把守”，进出村的人员全部进行详细登记，除紧急情况外，原则上准进不准出，主要原因是，防止有人到村外偷抢东西。
地震发生后，个别村的人员，趁乱去县城抢东西，我们村没有一起这样的事发生。
事后统计，全村1700名社员，震亡170余人。
7月28日上午十点，大队组织了五辆马车，统一运送遇难人员。遇难人员的掩埋地点定在村南，与黄各庄花园村交界的一条界沟内。
170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光着身子走的，天气太热，要尽快掩埋。
五辆马车，每辆马车每次拉七八个人，就那么人压人的码放在车上。有的家人，追随着马车哭几声，更多的是默默的跟在车后面，一声不响的往前走。
人们都被突如其来的大灾吓傻了，蹂躏的麻木了，没有了表情，没有了声音，一切都绝对听从指挥和安排。
死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埋在那一条长沟里，时间不长，长沟就变成了一座长坟。
没有悲伤的鼓乐，没有悼亡的火纸，更没有送别的哭声，搭人，埋人，最后看看，坟上的土也没有二尺高，只是起了一道埝，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而又顺其自然，就像刚刚掩埋了一堆东西。
震亡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还要生计。伤者要治疗，其他的人，更要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日子。
埋葬遇难者的同时，大队组织人员，把幸存者集中到了村西头。那里是第七、八、九三个生产队的打谷场。
半天的时间里，打谷场上就搭起了十个大棚子，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一个，人们就先临时住在那里了。
解决了住的问题，吃的事情更关键。
村北面有一个糖厂。
糖厂是村里办的，原料是白薯干，把它加工成白糖，供应唐山食品厂制作点心用。
当时，宣庄供销社负责供应糖厂白薯干，平时，白薯干就在厂子里的铁顶棚子下放着。
地震时，棚子没倒，白薯干也就安然无恙。把白薯煮一下，就顺利解决了中午饭的问题。
等又过了几天通了电，能用钢磨加工粮食了，大队就正式办起食堂。把糖厂熬糖的大锅搬到食堂，熬粥、蒸馒头，每个生产队都有青菜园，吃菜不成问题，有时，还杀头猪，炖一回猪肉，给大家开开荤。全村人一起吃饭，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从29日开始，我的胳膊、腿都肿了，还钻心的疼。
站不住的时候，我就躺在大队部搭的那个棚子里的草席上，听每个队的民兵来汇报工作。
书记刘玉林让我马上转到外地医院治疗，我说，我还能挺住，现在事情这么多，也走不开啊。
刘书记拗不过我，就把村里的赤脚医生叫来，给我的胳膊、腿上点上些红药水，再吃上几片消炎药，就这么顶着。
人都集中在一起，村子里就空了。我们这个铁三角商量了一下，趁着这个机会，把各家的东西整理好。
就是以各生产队为单位，由民兵带头，抽调人员，把每户的椽子、檩、粮食、衣服等有用的东西归集整齐，在院子里放好，用苫布盖上。
谁家再用原来家里的东西，先和所在生产队说，由民兵跟着去，方便监督，也省得以后出麻烦。
登上解放军报和
应对上级“五统一”安排
后来，解放军往黄各庄工委派了医疗队，伤员就到那里去医治，那里医治不了的，就转院到外地。
随队来的还有慰问团，也就是搞文艺宣传的，给我们村民表演他们创作的节目，四六八庄的人，围得人山人海。
还是人家那个节目质量高啊，和电影里的一模一样。
慰问团还采访村里的人，然后，就地取材编排成节目。
第一个采访的是我，五六个女兵和我合影，照片和我的事迹还刊登在了《解放军报》上，主要是讲，我不顾失去家人的悲痛，克服伤痛困扰，把抗震救灾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照片和报纸我一直收藏了很长时间，只是震后我们搬了三次家，在第三次搬家时，我没叮嘱好，给弄丢了。
八月中旬，黄各庄工委组织召开了“五统一”简易房调度会。所谓“五统一”，是指统一规划、统一备料、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
唐山军分区司令员作为分包领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散了会，司令员的车把我们“铁三角”送回大队。车上，司令员又说起开会布置的任务，要求我们回去后马上落实，有什么困难，就和他说，他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当时，我的脑子在开小差，在想“五统一”的各种困难。司令员见我没反应，冲我大吼一声“小王同志，我对你讲话，你在想什么呢？”
我吓得浑身一抖，赶忙回答说：“我在想，怎样落实司令的指示呢。”
“落实我的指示，好，那我先问你，你还想干这个民兵连长不？”
“想干”。
“想干，回去马上落实。”
“好，我们回去马上行动。”
当天晚上，我和刘玉林把大队那帮人聚集起来开会，一直开到十二点多。
大家的意见非常一致：落实“五统一”，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首先，要把各家各户的砖石瓦块、檩等材料都集中到一起，需要大量的人力。其次，原来的基础都不一样。地震前，有的人家是两间房，有的是三间，“五统一”后，要求按人口安排住房，物料会有很大缺口。第三，五统一是重新规划地点，也就是重打鼓，另开张，光打地基都要很长时间，工作量太大。
也就是说，就我们大队当时的情况而言，实行“五统一”，不如在原有地基的基础上，重建简易房，比如说，原来有两间，就盖两间，原来是三间的，就盖三间。
上边的指示与实际情况出现了矛盾，咋办？
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实在不行，就只能咬牙统一了。也有的说，想盖简易房，就得结合咱村的实际情况，先不管上面咋要求，反正上面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咱老百姓好。
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意思是，上面的指示不能违背，先找一块地方 ，把地基打好，应付一下。这边，马不停蹄的在老宅子地基上建简易房，原来几间，还盖几间，一家一户的按着顺序来，地基要打好，房子简易，地基不能对付。
最后，大家同意按我的意见办理。
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双先”表彰会
和丈母娘给我介绍的对象
8月30日中午，我正在“工地”上边劳动边监工，工委的柳秘书急匆匆赶过来。
“恭喜王队长，贺喜王队长了。”
“小柳你给我好好说话，你先给我说说，我有啥喜事？”
“有个唐山丰南抗震双先表彰会，刚才县委办人员打来电话，说让你参加。”
“就这个喜事啊，参加就参加呗，咱王队长啥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个大场面，别说是你，就是咱县委书记，都没见过呢。”
“不就是去市里开个表彰会嘛，有啥了不起的？”
“去市里？市里的庙太小了，放不下你这尊大佛。”
“不是去市里，是去省里？”
“好了，我也不和老哥卖关子，这个会是中央组织的，是去人民大会堂开会。”
我大吃一惊，差点把手里的斧子甩出去。
北京？长这么大，不但没去过北京，更别说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了。
小柳骑自行车驮着我，急匆匆赶回家里，找出我哥前年送我的那身军装。两年多了，我还没舍得穿过一次。
我们骑自行车赶到胥各庄，在胥各庄住了一宿，第二天早起乘火车去的北京。
火车上，还发了钢笔和笔记本，但到了人民大会堂，却没让带进会场。
董各庄一共有三人参会，其中，董各庄三村的刘金成坐在主席台上，他是代表中的代表，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会上，大家都在等着、盼着见毛主席。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主席正是病重期间。会后，我们和中央领导合影留念，我就站在国家领导人的旁边。
从北京回来后，我深受鼓舞，既骄傲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秋收会战和农田改造建设中。
在1976年刚入冬的时候，我的岳母给我当起了介绍人，把她的一个侄女介绍给了我，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我的第二个岳父，是唐山第二食品厂的厂长、党委书记，我们原来就认识，是他帮助我们村办的糖厂。
我现在的妻子比我小6岁，结婚时，她23岁，在董各庄中学当老师。她也是个不幸之人，刚盖的房子就在地震中倒了，她的母亲和一个弟弟都没了。
说句实在话，在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忙得我都来不及去想震亡的娘仨个（大闺女在姥姥家也遇难了），一方面是几乎家家都有人员伤亡，另一方面，我在支部任职，怎么说也是个带头人，带头人就要有个带头人的作用，你不能在工作上表现出来难以克服的儿女情。
1977年的清明节。
那天早晨，社员们都到集中“长坟”烧纸去了，刘书记他们也去了，叫我去，我说，你们先去，我先值班吧。
等他们几个回来，刘书记回到简易房里叫了我三声，我才答应。我也忘了当时在想啥，就是眼睛直直的，反应不过来。
晚上吃过了饭，我又到大队部值班。治保主任马奎增对我说：“连刚啊，给走了的娘几个烧点纸去吧。”
我走出简易房，抱起四捆火纸，走进夜色中。
时间有点晚了，界沟那里燃烧的火纸都灭了。亮起来的，除了村里的几排灯，就是满天的星斗了。
我独自一人走到那条近五十米的“长坟”前，拿出三捆火纸，先给三个孩子烧，最后一捆留给红梅。
火苗把漫天的夜色烧出一个近乎三角形的窟窿。在纷纷扬扬的纸灰中，我看到，我的妻子红梅带着三个孩子，慢慢向我走来，她们的脸上看不到一点悲伤，甚至都还带着笑意。
“红梅，我对不起你，我既没能亲手把你从废墟里扒出来，又没亲自给你埋下一锹土啊。”
红梅没有说话。
“红梅，你和三个孩子在那里过得好吗，妈把玉美表妹介绍给了我，今年二月初二，我们结的婚。”
说完这句话，我有点哽咽了，为了逝去的红梅和三个孩子，也为了我的丈母娘。因为，老人家的女儿、外甥、外甥女都没了，却还惦记着我。
红梅依旧没有说话，还是笑着。慢慢的，她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转身，慢慢消失在了夜色中
我和玉美结婚后，隔三差五，都会到红梅母亲那里看看。后来，我和玉美有了孩子，老人家还主动帮我们带了三年孩子。后来，老人家去了远在大连的她儿子那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逢年过节，过生日，我们一家都要去探望老人。
老人家长寿，活了105岁，百岁生日照片，现在，还被我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