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时，我坐在床铺上
从三楼飞下来
大地震前，我住在位于现在唐山市百货大楼北面，即原来的地区文教局三楼东头南面。对面屋住的是小孙。
住在同楼层中部的还有文教局当时的一位副职老刘，以及文教局临时借调来搞基建的小高、小胡和小杜。
7月27日当晚，天气又闷又热，我当时四十岁刚出头，自己觉得身体素质还不错，但也喘不过气来。
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脱掉了衣裤，只穿背心裤衩在屋里练书法。
我印象特别清楚，当时写的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感觉不错，又临写起孙过庭《书谱》来。
晚上10点半，我的学生肖克找我来(唐山地区戏校毕业生)，要我教他唱歌，我扔了笔，打开喉咙、胸腔，激情满怀的高声唱了起来。
歌声从窗户飘出，传到外面很远的地方。
我清楚的记得，每一句的间隙，就有在院中乘凉的人们的叫好声响起。肖克是京剧科班出身，每个延长的母音都拖着一串震幅大而稀疏的颤音，想改也改不了。
他的这种润腔方法，把歌曲都唱成了京剧味儿，我对小肖说，你这京剧式的美声真是别具一格啊。小肖以为我在讽刺他，就刻意的改变发声方式，结果越改越不对，越唱不好，越是想唱。
我们爷俩一直唱到28日零点以后，直到传来对面楼的抗议声，我们才各自休息。
我住的房子大约15平方米，中间是办公桌，西面靠墙是一溜卷柜橱。我的床铺临门，南北放置，紧贴东墙。床是粗铁管焊接成的老式单人床，十分坚固。床头栏杆南边的高，北边的低。
我头朝南躺下，脱下了背心。把手表、小收音机放在了床东边。撒下蚊帐以后，拿起一本又看了起来。
我记得是28日1点半钟左右关的灯，又合眼听了半小时左右收音机。
正当我迷迷糊糊地进入睡眠状态时，忽的一道亮光闪过。当时，我脸向西侧卧，光闪时，完全能够看清楚屋里的东西。
我以为是打闪，又翻个身侧向东面。接着就传来了让人害怕和轰隆的响声，好像火车就从耳边驶过。
大地马上就剧烈的颤抖起来。先是上下颠簸，人在床上就像被摇的元宵，不能自控。同时传来了楼房的撕裂、倒 塌声。
我清醒的意识到强烈地震发生了。我住三楼，往床下藏无济于事，离楼梯又远，跑也跑不了。于是，忙翻身采取俯卧的方式，把枕头顶在头上，护住要害部位。
刚做完这几个动作，大地就东西方向晃动起来。嘎吧一声连床带人一起，悠了下去。后来，就听到咣当一声，床铺落到了地上。
床又猛烈震动了两次。噼哩叭嚓的碎物落在四周，尘土呛得我透不过气来。
接着，就是死一样的寂静，空气也好像凝固了。我觉着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心里空荡荡地，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
又过了一会，我才知道并没有死。没死就得从床上下去啊。
我先拿掉头上的枕头，发现枕头已经被砸碎，撒了满头的谷秕子。我想坐起来，可是一抬头又被按了下去，真是见鬼了，怎么回事?
我用手在周围一摸才知道，蚊帐也还和床铺在一起，我又摸黑看了看，好家伙，我居然从三楼上面飞了下来，还是和床铺、蚊帐一起，这怎么事能呢，飞了下来，我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我撕开蚊帐，坐起来，活动几下子，觉得没啥问题。渐渐地，北面传来了走动声，低声呼唤声，后来就嘈杂起来。
过了一会，我就听到了一句很大的喊声：“老刘!”
“哎!”——我大声回应着。
“你还活着，受伤了吗?”
“没有。”
“快到这边来”。
“哎!”
我光脚下了床，一下地，又激灵一下，脚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但摸不到鞋，也就顾不了许多了。
我踏着水泥碎块朝呼声方向走过去。
忽然，一脚踩到一个肉乎乎的东西，是泥？不是，是人肉吧？
我弯下身子一摸，是踩在一个人的肚子上。那人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声。不知是哪来的一股神奇力量，我一伸手就挟起了那个人，随人群来到建设路上。
随天光渐亮，我才看清楚这个人，是我对门住的小孙，刚才就是他喊我。
他头上伤势严重，有个两寸来长的口子，鲜血直淌。这时在一起住的四位文教局的同志也都围拢过来了。放眼望去，唐山已成为废墟。
天光大亮，从建设路北头，走过来一列驻迁西洒河桥的人民解放军。我让他们帮我在马路边搭了一个窝铺，我从废墟上拣来一条运动裤，一个女人穿的褂子，一双偏带女鞋，也实在找不到适合我穿的了，就先将就着吧。
穿戴完毕，我就领着解放军同志们开始扒人。
我围着楼房转了一圈，看见肖克已经遇难，被蚊帐兜 住，悬在竖起的预制板上。
不由的头一震，眼前一黑，我差点栽倒在地。多么好的小伙子，昨晚还和我一起唱歌，这才几个小时，就阴阳两隔了!
小胡受了轻伤，神经看起来有些失常，此时，正跪在地上不停的磕头。
刘局在一楼的双人床上，老伴与小外孙被压，当即死亡，他却安然无恙。小杜在废墟深处高声呼救。
我和一位解放军战士把他搀了下来，到下面时，我问小杜：“杜老师还明智吗?”（小杜叫杜明智）
小杜说：“明智，明智”。刚说完，他就吐了一口黑水，倒地死去了!
我们都吓坏了，真的以为他没事了呢，我这玩笑开得也太不合时宜了。
中间休息时，又到我床铺落地的地方看了看，不由惊出一阵冷汗。
原来，我和床铺一起从三楼往东北方向飘落，离楼约四米多远。床头落下来，停的地方，南北各有一段圈梁，床上两侧各压着一块预制板，仅给我留下一个容身子的地方。难怪我臂肘弯处，各刮去一块皮肉呢。
东边那一块预制板，是擦着头顶飘过去的，不但刮破了我的枕头，还从我的右肩头上钩去一块肉。
我走到床边，发现那本书和收音机还在床上，只是手表不见了(半月后，从东边那块预制板下取出来，上了弦就又走了，一点没坏)。
我住进简易房后，写了一个条幅，挂在墙上，借以自勉：山摇地动倾大厦，化险为夷驾飞床，身居陋室心不已，豪情 激荡谱乐章。
来串门的同志们都说好，说，不但我的命好，书法也好，并送我一个“飞床仙人” 的绰号。我便以此为书画笔名，并刻制了图章。后来，简化成“飞仙”,再后来，在前面冠上家乡卢龙县的古称“孤竹”,就成了现在书法作品上经常用的笔名“孤竹飞仙”了!
一条标语也成谶
地震时，我正在唐山路南“五七”干校办文艺创作学习班。
参加学习班的一共60 人，都是中小学教师和农村青年。那时候，五七干校还开设着中小学教师暑期学习班，学校里住满了人。
学员就住在教室里，我们4个人住在与校长的办公小院毗临的一间大客房里。
7月27日，天气热得出奇。第二天，轮到我讲课了，我伏在桌前备课，摇着扇子还挥汗如雨。吃过晚饭，我们几个人走出宿舍，准备到河边散步。刚走到院中，见几个教师正在往一堵墙上书写大字标语：“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
学校的地震小组预测出，将有地震发生，便来写标语。看见这突如其来的标语，我们都笑起来，随即议论起地震的事。
是的，近一两年来，常听到将有地震发生的说法，但人们只是不经意地听听，并没有引起警惕。
我当时还开了个玩笑：“50年到100年内，将有大地震发生。”
我们说笑着离开那里，走出校门。
出校门不远，便是一条河，我们走上河堤，沿着河岸漫步。没走多远，忽然吹起一阵狂风，接着，豆大的雨点吧嗒吧嗒甩下来，我们赶忙跑下河堤，向校园跑去。
雨并没有下起来，大家又在院子里乘凉，直到很晚才睡下。
等同伴们睡去，我又伏在桌上备课，直到夜深，才悄悄睡了。
睡梦中，一声炸雷，我睁开眼，却发现不是雷声，也没有雨点。
放眼望去，见那高高的的木架房梁，变成了一片奇异的红色，就在几秒钟后，大地颠簸，那红色的木架撕裂开来。
我本能地从床上跃下，疾迅地钻到了床铺底下。但是，我很快便觉得房子塌了下来，沉重的砖石瓦块一起倾泻下来，压在我头顶上的床板上。而我跪在地上的双腿，被重重的压着，越压越紧，一点也不能动弹。
我当时想，一定是扔原子弹了。
周围异常安静，大地上似乎没有任何一点响动，像死一样的寂静，寂静得让人害怕。
接着，就听见了外边的呼救声，这里也喊，那里也喊，不知有多少人被压在废墟下面。我这才意识到，可能是大地震发生了。
我的下半身被死死地压住，两只手支撑在地上，支撑着上半身。扬手摸了摸头顶，在床板和头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我的头部和上半身还可以活动，我没有死。
但我的周围黑洞洞的，没有一丝光亮，闷热难当。我是被深深地埋在地下了。
我听到了外面的说话声。似乎还有挺多人走过来，杂沓的脚步声不断，大概是学校的老师们去救校长，而我还听到了“校长已经死了”的议论。
我便声嘶力竭的喊起来，但没有人来救。我又捡起石块，用力敲打着木床，也没有人来接应。
我在里边喊着，敲着，等待着。
我想到了死，想到了家里的人，想到了学习班的学员，想到了我的同事。
当时，我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以为，可能就是在我居住着的这一小块地方发生了地震，甚至是，只在这个学校里发生，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来救我们。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躁热难忍，口干舌燥，浑身被汗水浸透。难道我就这样活活地窒息而死吗?我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
忽然，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马老师在哪儿？怎么找不到他?’
这是小吴的声音。小吴是高中毕业后，当上初中代课教师不久的文艺青年，他还不到20岁，是这个创作学习班中的最年轻的学员。他早就同我们相熟，这几天，他每天都要到这个客房里来，在学习班的学员中，大概只有他知道我们住在这里。
他来了，我也就有救了。
因为埋得太深，我喊了很久，他们才发现了我。那时，学员们死的死，伤的伤，能到这里救人的已经不多了。
他们清理着压在我上面的断梁碎石，进行得很吃力，速度也很慢。但已经有人来救，我的心也就豁然开朗了。
他们一边搬动木石土块， 一边议论：’不行，这太危险!’“先搬这块，再…… ”
我的眼前终于露出了灰色的天空，一股湿润的带着土腥味的空气钻了进来，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然而这时，却听到有人说：“不行，傅老师流血过多，得赶紧转移出去。”
小吴问我：“你能再坚持一会儿吗?我们先把傅老师抬到校外大路上去。’
我说：“能坚持，你们赶紧去吧!”
他们走了，这时又寂静了，但我的心里坦然多了。
又过了很久，他们才回来，把我拉到地面上。这时，已是上午 9点多了，我被压在倒塌的瓦砾堆中有五个小时之久。
虽然我成了这场大劫难的幸存者，但由于下半身被压得过久，出来时，两条腿已不能动弹了。我在那片废墟旁静静的躺着，两天以后，我才能站起来走路。
我们创作学习班的60名学员中，有12人遇难。那几天，我们每天接待死难者家属的来访，帮他们挖找死者的遗物；
我们组织人，护理受伤者，为他们请医找药。五天之后，死者的遗体都被家属运走，伤员被家属接走。
我们又把学员们一个个送走，才离开那里转回机关。主持学习班的4个同志，除了一人因伤势过重，转到外地治疗外，其余都身体无恙。
回想起来，当初学校地震小组的警告，如果引起我们的重视，或许情况会好一些吧!
幸运的我与那块救命的桌板
震前的晚上，在屋里呆着，燥热得实在难受。住校的教师们，多数带着孩子到操场去乘凉。
那些天，我的身体不大好，不愿意动弹，呆在屋里又闷得发慌，也拿着板凳和教师们一块去乘凉。
夜深了。大家先后回了宿舍。我一点不困，但一个人呆在空旷的操场里感到发疹，无奈也只好起身回屋。
刚看了几页书，没想到，出差的大儿子提前回来了，见了儿子，我心里踏实多了。
我和儿子简单的交谈一下，他这几天的情况，洗漱之后，就让他挨着在炕梢摞起来的箱子旁边睡下了。
我把一条被单盖在儿子的肚子上，也脱衣躺下。可我怎么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一直折腾到后半夜。
拉灯一看，已是凌晨3点半了，心想：天都这时候了，快点睡吧。我合上眼，刚迷糊，就听见一阵闷雷似的响声，由远而近的传来，紧接着，大地就上下颠起来。
我大喊一声：“地震了!”
这时，大地由颠改为前后晃动。我随着晃劲跳下炕去， 还没站住，炕头的山墙倒了，正好砸在我睡觉的地方。连在一起的平房钢筋水泥顶盖，轰然呈波浪形断裂。
沉重的水泥块劈头盖脸地向我砸下来，幸亏我用双手捂住了头顶，我的头才免遭击碎。但双手砸破了，没捂住的头顶皮砸破了，鲜血顺着脸颊，脖子、手臂流了一胸一背。
与此同时，感到支撑我身体的脊柱好像紧缩了一下，双腿一软，扑通一下，向前倒在地上。
崩飞的灰土落了我满身满脸，灰粉呛入口、鼻、眼、耳，和头、手上流出的鲜血混粘在一起，头发都成了绺。
这突发的强震，使我产生一种难逃厄运的恐惧，惊惶失措的连声呼唤大儿子。
大儿子没受重伤。因为炕梢的一对箱子，支撑住塌落下来的半片房盖，形成一个不大的三角空间，刚好没有砸着他。
他扒开身上的砖头瓦砾爬出来，从倒塌的后房山，把我背到操场上。
强震过后，到处是一片荒乱，哭声、叫声。
“妈，您先靠在这棵大树干上，我去救人。”可我根本站不住，当时我也被震懵了，以为就我们学校的房子倒了呢。
于是，我忙对大儿子说：“快!给二院打电话叫救护车，我的腰折了!”
大儿子四周一看，没有灯光，一片黑暗，知道房子都倒了，电话没法打，便冒着危险，从后房山拽出一床被子，铺在地上，扶我躺下后，他就救人去了。
那时什么工具也找不到，全凭两只手，为了扒救邻居的几个孩子，他的手指肚都磨出了嫩肉。
天亮了，乌云笼罩的天空一片阴暗。我环顾左右，几小时之前还完好的教学大楼，已瘫塌成一片废墟，校外刚建一年的华新家属宿舍楼也一片狼藉，还隐约听到从底层传来的呼人救命声。
大儿子和几个人去看了看，回来说，上千斤的钢筋水泥梁和预制板横七竖八迭在一起，没有吊车，没法救。
从震后校内宿舍杂乱的呼救声和哭叫声中可以判断：昨晚，还在一起乘凉的几位教师和六七个孩子，已被震魔吞噬了生命。
大儿子说，周老师、孙老师等五家都没了。躺在我身边的惠老师内脏被砸伤，脸色苍白，没有血色，肚子发胀，痛苦地呻吟着。
救援的解放军来了。交谈中，知道这支部队是××军的，大儿子便说：“我妈也是××军的。”解放军一位政委听后便立即来到我的身边问候。看到同军的战友，我激动得泪流不止。
政委拉着我的手说：“战友大姐，你放心，等咱军运送给养的卡车到了，先送你转院!”
7月30日一早，政委要了一辆卡车，说把我和受重伤的惠老师送到机场转外地治疗。
执行命令的四个解放军抻着被角要抬我上车，他们刚抻起被角，由于被软，我的腰顿时成了弓形，腰部一阵钻心的疼使我难以忍受，脑门、鼻尖立刻冒出冷汗，忙喊： “不行!快放下!”
大儿子教过体育课，懂得一些健身知识，马上跑到倒塌的小会议室里，找来一块长约一米，宽约半米的桌板，慢慢地垫放在我的身下。然后，他和解放军托起桌面板，把我抬上了卡车，接着把惠老师也抬上车。
校外的伤员，见解放军要送我们，也争着往车上抬人，由于我和惠老师是重伤员，得在车上躺着，所以只抬上来几个伤员。
大儿子和惠老师的老伴也随车护送。
从学校到机场只有20里的路程，平时用不了20分钟就能到达。那天，卡车却象爬行的蜗牛一样慢，走几步就得停一会儿。
因为路旁倒塌的楼房甩出的预制板块和砖头瓦砾堵住了狭窄的马路，加上坐、躺在路旁的伤员不断地拦车，还要小心翼翼的，给摆放在路旁数不尽的遇难者的尸体让路。
有时大儿子还得下车，帮助解放军挪动一下尸体，卡车才能继续前行。
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挨我躺在车上的惠老师不停地呻吟，流泪，流在腹部的血已经淤成硬块，她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
她有气无力的对丈夫说：“让解放军快点开车，我要不行了，快救救我呀!”
我摸着她发凉的手说：“老惠，你要挺住，到机场把咱们转出去就有救了!”
她流着泪，断续地说：“我……怕是……不……行了…… ”并让丈夫伏在她的嘴边，留下几句遗言，“……你要…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
说话声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忽然，她瞪大眼睛，把头抬起来，用手够着丈夫，想伏到丈夫怀里去。可她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刚抬起的头便又倒了下去。
卡车还没到机场，她就咽气了。
下午五点，卡车终于到达机场。儿子把抵唐不久的上海医疗队的大夫请来为我看伤，说我是压缩性腰椎骨折，没有生命危险，只要躺在木板上，别抻断腰椎的神经，就不会截瘫。
大夫的话，使我对桌面板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到机场后的第二天，解放军用飞机把我转到河北获鹿空军医院。
从上、下卡车，到上、下飞机，直到躺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我始终没离开那块桌面板。
经过X 光片多次检查，确诊为腰椎压缩性骨折。大夫说，我那平直的脊椎骨被砸成外突的楔形，不能翻身，走动，一动就疼，都缘出于此。
由于有桌面板撑护保驾，才没有截瘫。为了让我站起 来，医院从石家庄市请来一位老中医，用推拿疗法，把我外突的腰椎骨复位后，我忍痛先扶床沿学习站立，继而拽着包毛巾的铁丝练习挺腰，再拄着双拐学练走路，直至扔掉拐杖。
出院那天，女军医拉着我的手深情的说：“大姐，有的人缺乏保健知识，背着自己的亲人乱跑求医，抻断神经造成截瘫。而你却没有，是这块桌面板救了你呀!大姐，把这块木板留给我作纪念吧!”
我连声道谢，满口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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