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间总有一种星辰般的精神
我们无法企及，却要顶礼膜拜
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把这些事迹讲给当代的人听，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有人相信这种精神？甚至是否有人相信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我问自己，假设在同样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像下面的二位主人公一样：公而忘私？实事求是的讲，我做不到。
后来，我把实际的场景给换了一下，假设，我在大灾发生时，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在原来的大集体中，我先从灾难中逃出，是先救旁边的工友，还是跑回家，去救自己的亲人？
即使是这个时候，老实讲，我还是在犹豫的，亲情或者说是自己的第一个念头，都在往我家的方向拉扯着我，要我尽快先救自己的家人。
我知道，我和这些先进差的太远了，我达不到他们的境界，他们的精神高高在上，就像天边的北斗。
肯定会有人怀疑这两个故事的真实性，也肯定会有人说，他们在唱高调。
但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你我都做不到舍弃家人于不顾，而跑着先救他人，才显示出你我，与他们的距离之远。
不要因为我们与北斗星相隔万里，就说它不存在，对这些先进人物也是一样的道理，尤其是在那个激情迸发、热情似火的年代。
正是因为他们站得高远，才保证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你还在对这种精神质疑，那就再作个假设，假设当时你也在那个大集体中等待救援，你会支持他们两位的做法吗？
答案是肯定的。
于是这种做法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就像今天，虽然很多人都说，遇到在路边摔倒的老人，不能救一样，有些人还是义无反顾的伸出了援手。
是的，有些事情，有些精神，即使我们做不到，我们也要对他顶礼膜拜。
五个半小时内，他深刻诠释了
1600>8的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
地震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矿上开完回风井工程的施工会，回到家里已经8点多了。
天上的月亮又浑又黄，有人说要起大风，地面却又连点风丝也没有。天气热得人热汗直流，敞着窗子还喘大气。
我多年养成了晚上看书的习惯，吃了个孩子们剩下的馒头，就在灯下摊开书本。当听到西北井粮库传来的机车汽笛响，我看看闹钟11点多，楼上邻居早已经熄灯休息了。再看床上横躺竖卧的孩子，这个睡丢了枕头，那个胳臂压着了胸口，条理了大的又拾弄小的。
自从前年老伴得病去世，我就这么又当爹又做娘，顾了 矿上顾不了家里。
一年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因为矿上定了产量翻番，我忙着解决扇风机加大风量的事，一直没得工夫把她娶过来，日子过得很艰难。
我关灯躺在床上，听着矿里中央风井嗡嗡的扇风机的响声，脑子里还在思虑，天一亮进矿研究配合新采区投产，供风给水的问题。
刚一迷迷糊糊的时候，窗外老牛叫似的大风把我惊醒了。
由远而近传来一声井下冒顶前大板炮一般巨响，紧接着，楼房便左右摇晃起来，把我从床上颠起老高。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地震，伸手打开电灯。
我跳下床头，推开关闭着的纱窗。这时，电灯熄灭了，楼顶预制板嘎嘎直响，轰的一声，上层房间，卷着呛人的暴土，倒了下来。
我摸到一只手电筒，翻身跳出窗口，往四外一望，七高八低的建筑物，成了一片平地。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十几秒钟，来得是那么快，那么出人意外。
我顿时想起矿上井下1600名夜班工友，心里咯登一下。我朝屋里的孩子们喊：“地震了!你们，快从窗户出来!”
我喊完，转身就往矿里跑，身后孩子们一个劲地喊我。
我说：“我到矿里去!”
听着孩子们的喊声，我浑身的毛孔直发炸。我知道，井下保安规程规定，停风不许超过半小时，如果一个半小时不给风，井下瓦斯和有害气体就会急遽增加，空气就会极度稀薄，工人生命就要受到威胁。此时，真是一刻值千金啊!
大汗，披雨似地从头上往下淌。我双腿患有静脉炎，满街筒子的碎砖乱石头，把我浮肿的两只脚，碰得一道道伤口，直冒血珠子。
我一口不迭一口地喘大气，鼻子嘴叫暴土呛得忽忽地冒火，心慌得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跑到文化宫东墙外的时候，有人拦住我，叫我帮他去救人。我说：“实在对不起，我是唐山矿通风区的副区长，井下1000多口子人，等我去解决给风呢，耽误不得呀!”
我把手中的电筒给了他，他才叫我走。
我从唐山矿62号楼，跑到唐山矿西门，4点刚过一点儿。二里多地，大约用了一刻钟的时间。
我进矿一看，矿党委的办公楼不见了，中央风井的扇风机早已断电停转。灰蒙蒙的天空，滴滴答答地掉起雨点儿来。
西门里，矿山救护队的3个小队，值班的27名队员，已经把附近工资科和食堂遇险的人抢救出来了。我见有这帮虎虎实实的年轻人，心里顿时闪开了一道缝儿。
因为他们不光身板健壮，平时受过严格的抢险救灾的训练，组织性纪律性强。他们见我立刻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王区长，咋干，你快下命令吧!”
我说：“大家先在这儿待命，我去党委请示一下，然后按党委的指示行动。
我们唐山矿的行风方式是抽出式，就是用扇风机把风从进风井抽入井下，使它通过井下巷道，再从对角回风井抽出来，保障工人和矿井的安全。
现在风机失去了作用，只有把通风方式由抽出式改成自然压入式。也就是打开井上控制的风门，使自然风流进井下，经过主要巷道，靠自然风压，从对角风井排出地面。
可是，按井下保安规程规定，矿井改变行风方式，必须经矿领导批准。我到党委办公楼前，党委和矿上值班的负责人还没出来。
我对一位刚被救出来的中层干部说：“1000多名夜班工人还在井下，得改变行风方式，把井上安全出口(俗称“马路眼”,即从井下步行上井的通道出口)和风门全部打开。”
他打了个沉儿。眼盯着我问：“你有把握吗?”
我知道，改变行风方式，平日不是我们这些人决定得了的。可是眼前这种情况，风险再大，我作为通风区的一个负责人，也得挺直腰板站出来。
我说：“这样办，才能保证井下获得补充部分新鲜空气。”
他又打了个沉儿。说：“你看着办吧!”
我赶回矿山救护队，向正在待命的救护队员们说：“咱们兵分两路。一路抢救井上遇险的工友；一路跟我去打开风门，抢救井下的夜班工友。同志们，现在是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了!”
我带着队长张玉玲，中队长李季勇，还有阎德祥几个人，用斧头撬棍，很快把中央风井安全出口和3道风门都打开了。自然风，从三道风门可以直通到井下12道巷。可是距离矿里7公里以外的西部老风井，还有四道密闭的风门，如果不打开，仍然形不成自然风流，还会威胁井下工人弟兄们的安全。
我说：“快，开车去西部老风井!”
一个救护队员对我说：“救护车都开出去了，只有一辆等待检修的车了!”
我问：“谁会开车?”
一个大个子站出来说：“我开!”
我见是小队长高汉君。他是个业余篮球队员，矿上赛球，他总当裁判。我说：“你不是司机!”
高汉君说：“对!可是我摆弄过这玩意，能开起来。”
我说：“好!关键时刻，就要有这个劲儿!这车，就由你开!”
高汉君跳上驾驶台，挂上挡，一踩油门，车子发动起来了。
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就是拼命，也得把风门全部打开。”
我跳上车，喊了一声，“出发!”
车子开出矿上的西门，立时摇响警报器。时速由60公里，80公里，加快到百公里，就这样，我还觉得不够快。
灰尘在我们车尾翻卷，车轮子碾得路上的砖石嘭嘭直响。过了市总工会，经过火车站，当赶到铁道学院道口，车身哆嗦了一下，咋也发动不起来了。
我知道，等把车修好，再打风门，可能要误事。于是便说：“高汉君，你留下修车，其他的人带上家具，跟我走!”
我们下车之后，便像冲锋打仗一样，争先恐后的飞跑起来。
到了西部老风井一看，4道风门，如同千斤大闸，虽然下部的钢轨已经被震得变了形，仍然封闭得死死的。
过去，启动它用的是电动绞车，眼下我们手里只有斧头、撬棍。险情不容我多想，上去砸开门上的铁锁，大家便一拥而上，拼出全身力气，硬是用肩扛棍撬，把一道又一道的风门全打开了。
我抓了一把细土面，对准风门口，慢慢地洒落下来。土面很快往风门里抽去，这说明，自然风流形成了，对井下工友脱险十分有利，大家都长出了口气。
随着一阵汽车喇叭响，高汉君开着修好的车子赶到了。我们立即上车往矿里赶。
车进西门，刚好五点，我看见已经脱险的党委副书记赵明，他受伤了，头上缠着绷带，还没等我汇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使劲顿了顿，说：“老王，你干得好，干得对，党委书记杨荫森遇难了，你赶快回家看看老人和孩子吧。”
我看着头上绷带浸血的老赵，说：“领导的心意我知道。现在井下的巷道和设备，是不是被摧毁了？夜班工友，是不是已经往井上撤了？井下的风量，是不是够用？这些问题，都没解决，我不能离开!”
赵明见我说的挺恳切，便说：“你马上准备清点井下上来的人数，了解井下整个情况。如果发现意外，立即组织抢救。”
我说：“你放心吧!”
赵明拍拍我的后脊梁，我觉得脚跟站得更扎实了。
我守在井上敞开的安全出口，雨点打在我的脸上，凉飕飕的，满心的火气，似乎消了好多。
第一个从井下最底层13道巷上来的是通风员田瑞丰。我等不及他开口，就追问：“井下怎么样?”
“人正往上撤!”
“风怎么样?”
“在四号井口处就接着地面的新风了。时间是4点50分。”
“有没有伤亡?”
“都很好。”
我听他这句话，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还想问他什么，这时各采煤区的负责人上来了，他们向我报告本采区人员撤退的情况。
5点，6点，7点，8点，9点，9点30分，老模范、采煤五区的副区长宗爱臣，还有割煤司机小马上来了。俩人浑身被淋水打得精湿。我猛扑过去，把他俩紧紧地搂住问：“下边怎么样？”
宗爱臣说：“各道口我们都察看了，下边的人，都上来了。”
我听到井下1600名弟兄，全部安全脱险，眼泪再也忍不住，一下子流了下来。因为地面上的人伤亡这么大，建筑毁坏得这么厉害，这谁时都担心井下……
这时，女儿秀丽来找我，我才知道老母亲不幸遇难，弟妹也死了，弟弟和侄子受了重伤……
我看着头上黑压压的天，心在腔子里折了几个个儿。我想，老母亲若在天有灵，也会原谅我吧!
带你一起领略
出席全国抗震救灾表彰大会代表的巾帼风采
我们这代人啊，遇到的事可太多了，谁成想，活了半辈子，还摊上个大地震。当时，我18岁的三女儿，被压在倒塌的厢房里，哭着喊着叫我救她。可是我因为延误了抢救她的时间，使我永远失去了她!
女儿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文静静的个姑娘，临走，我都没能和她见上一面，和她说句话……这事啥时候想起来，我就撕心刺肝的疼，总觉着对不起孩子。
我那活蹦乱跳的小儿子，地震之后发高烧，因为我没日没夜的忙着组织居民救灾，顾不上给他及时医治，他手脚都落下了残疾。
我对儿子又欠下了一笔无法偿还的“债”……我是共产党员，可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生儿育女的妈妈呀!看着儿子再也治不好的手脚，我这当妈的心里不平静，有时候就暗地里责备自己。
地震的头天晚上，因为和居民委员会的几个领头人，谈论居委会几摊副业的情况，决定分兵把口，大家第二天到各摊去值班，决心要在林西街道的居民委员会里边争第一。
会散了，我又到各摊察看了一遍，嘱咐值夜班的小心火，小心盗贼，回家很晚了。
我们的居委会地处工房区，既是街道办事处跟群众的结合点，又是矿上跟职工家属的交结处。上边有指示往下边贯彻，下边有事向上边反映。
想把工作开展起来，必须有相应的经费，上级拨款又有限，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再加上我们的工房 区，在林西占的位置又很偏僻，工人和家属生活上有不少不便之处。
我跟副主任万秀英商量，我们居委会头前的几个人，带头集资，发动居民参加，出工凑料，建立了一座托儿所，办了一个服装加工部，设了几个副食摊点，还开了一个饭馆。既解决了双职工生活上的困难，又为居委会辟了一条财路，安置了一批贫困居民和待业青年。
后来，经费富裕了，我们又建了一个小型文化站，把能编能演能唱的人请进来，组织晚会，活跃人们的文化娱乐生 活。
又想起各摊各点今后如何发展，心里更加急躁，通身冒汗…… 不知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突然，身子就像浪尖上的小船，狠劲地摇晃起来。接着，又听见地底下轰隆隆的响，还没等我完全清醒过来，哗啦一声，房盖整个塌下来了，把我们三口子结结实实地压在了下边。
起初我以为是自己家的房塌了，后来才感觉出可能是地震。
丈夫这个终日在井下出煤的老板子，被压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纹丝不动。小儿子在一旁又哭又叫，急着要出去。我的四肢也被压着，动弹不得。
嘴上虽然对他们爷俩说着“一定会有人来救”的宽心话，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急得不行。
约摸在早晨五点多种，听到头顶上有人喊我，我赶紧答了话。
原来是逃脱出来的邻居，来救我们。
我是头一个被救出来的。我出来天上正下着小雨。抬头一看，四外空荡荡的，凡是立着的东西全倒了，到处是哭声喊声呼救声。
我有生以来，也没见过这么惨的。没容我多想，便跟人们扒小儿子和丈夫。就在这时候，在厢屋睡觉的三女儿，听到我的声音就喊：“妈妈!快来救我：我们还活着!”
我见女夫和小儿子有人救，便爬着去救三女儿。
没有任何家具，全凭一双手，不管是断砖碎瓦，苇笆乱草，我拼命地撕拉。
猛然听到，隔我们一排的房子里传来喊救命的声音。 那声音叫人听着发颤。我想起那里住的是一位因病退休的老工人。又听他那声音一声比一声低，一声比一声惨，我扒女儿的手直打哆嗦，连一把土也抓不动了。
我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我顺呼救声奔向隔排房。
那丝微弱的声音，像是一条性命的信号，我顺声音扒去。很快又有人走过来，和我一齐扒。可惜晚了一步，扒出来，他已经气绝身亡了。
这时，我的头嗡的一下，想起副业摊点上值班的姐妹， 一个个熟悉的身影，立时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她们怎么样了？
还有刚从百货公司进来加工的布匹，是国家的财产，可不能有闪失呀!我觉着一腔的血直往上涌，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向副业摊点奔去。
当时我身上只穿着件背心，一条三角裤衩，光着两只脚，分不清那里是房，那里是路，跌跌撞撞地往前闯。
破砖碎瓦不知扎脚，手指头流血也不知道疼，混身滚的像个泥猴。半路上遇到一位姑娘，见我赤裸着身子，把一件小褂给我穿上，我连个“谢”字都没说，脑子里想的全是副业摊点上那几个人和那些国家的财物了。
赶到副业摊点，我吓愣了。我们建的几十间房，和别处一样，全都倒塌了。只有一间小屋，顶子被周围的秃墙烂木头支架着。我心中那团火，登时变成了个冰坨，像走了真魂似的，险些瘫倒在地上。
为了这摊子家业，我和万秀英谋算了多少个白天黑夜呀!筹款集资不说，好不容易邀集起工房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攒聚起个“建筑队”。
我们头前的几个人，白天和灰、搬砖、耍瓦刀，夜里顶着星星备料，脸上脱皮身上掉肉，手上磨出血泡老茧，感动 得井下的工人，也利用下班时间前来帮忙。
千辛万苦创下这份家业，受到群众赞扬，使居委会有了一条财路，街道办事处为我们送匾，区政府来祝贺，眼看着居委会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火爆，真是作梦没想到，老天爷闹了这么一手，一眨眼，什么都毁了。
我在值班的地点，一个一个呼喊着姐妹们的名字。风声雨声，四周哪都有声，就是听不到一点人声。我简直要急疯了，抓着什么算什么，恨不得一把扒出个活人来!
正在这时候，有人过来告诉我，值班的有人逃出来，通过自救互救，已经全部都脱险，被家里人接走了。我这颗悬着的心，慢慢才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服装部房屋趴架了。从缝隙中看，那些成衣布匹，还在案子上压着。这里要出了闪失，不仅是国家受损失，也关系着我们居委会的声誉。
我伏下身子想钻进去抢出来，大地还在不时的颤抖，又怕房盖掉下来，再把我压在里边。
这时我想起，在井下支援高产，遇到危险地段，就要派人“观山”作业。我见矿上一个采煤 区长正在指挥抢救，便把他喊过来给我“观山”,我钻进去把成衣布匹全拽出来，又放进小屋封严。
这时，脱险的人明显见多，我把人分成几拨，分头去抢救。后来统计，共救出70多个人，经我手就救出有20多个，也记不清都是谁，有人就救，见受伤的就抬。
最后扒出来的一个人，已经死了，我一看是我们居委会的委员。头一天我们还在一起说笑，可是现在 ……
我的心忽闪一下子想起自己家人，再也顾不上说什么，急忙往家跑。
天昏地暗，到处朦朦胧胧，也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家的废墟上。见丈夫躺在地上不住地呻吟。大儿子已经赶回来了。二女儿站在一旁发呆，惟独不见我那三女儿。
我预感情况不妙，想知道又怕知道，话在嗓子眼打转，就是不敢出口。大儿子看出我神色不对，似乎了解了我的心情，他告诉我：“三妹被汽车拉走了。爸爸想跟着去看看，可是她 …… ”
我鼻子一酸，眼里转了泪花。急忙伏下身子，见丈夫的肋上，深深地印着他的掌印，一排肋骨明显地全折断了，铁打的个汉子，几乎成了个扁人……
我18岁那年，和丈夫韩俊茹结婚。我们是一条蔓上生的两个苦瓜。在旧社会，他在林西井下刨煤，受尽英国毛子和日本鬼子的压迫。
解放后翻身成了矿山的主人，每天下井两头不见太阳。从1958年，我跟他并肩下井闹高产。他在前边刨煤打柱子，我在后边擢煤供料。
我有他觉着安全，他有我干着有劲。真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就这样，我跟他在井下度 过12个春节，成了全矿有名的夫妻老婆组。
我和他生儿育女，恩恩爱爱几十年，见他伤成这样，心疼得直打颤，扑咚一声坐在地上，听着他深一句浅一句对我的责备，我再也起不来了。
三女儿一去，永远不能回来了。刚刚18岁的她，在妈妈眼里还是个黄毛丫头，就这么走了!
如果我当时不动窝地扒她，她一定会长成一棵成材的树。我真有愧于她呀!当爸爸的对我有声的责备，作儿女的对我无声的责备，我真想大哭一场。
可是事到如今，哭又有什么用啊，只会使活着的更难受。不能再往伤口上撒盐了!
我们居委会，共有200户人家，受伤的不算，大小死去81口。摊上的不只一家两家，李家俩10多岁的大小子，都震亡了。谁家没有亲人？谁家没有悲痛？我是共产党员，居委会虽小，在群众中也算个头前人。
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应该给大家作出个样子来。如果说，人们都各自顾家，恐怕连我也死在房盖底下了。何况我得救之后，是去救别人，去护国家的财产，再想想被我救活 的那几十口子人。
满腔的悲痛，一肚子的委屈，慢慢地也就化解开，心情也跟着平稳下来了。
死者不能复生，可是活着的人怎么办？居委会八百口人，要吃没吃，要烧没烧，要住没住处，甚至连一滴水都没有。
尤其是那些重伤员，虽然把他们救出来了，但随时都会死去。即便有人扒出一点吃食物，自愿分给大家，也解不了燃眉之急呀!
看着一双双眼睛都在盯着我，心里觉着比房盖压着的时候还沉重。
就在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解放军来了。
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我带领群众，配合子弟兵安排伤员转院，掩埋亲人的尸体，寻找水源，筹集食物，搭设防震棚，叫活着的人都安顿下来。
我对大家说，只要有党在，有毛主席在，就会有我们!
八月底，街道办事处党委下来通知，要我作为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的代表，去北京开会。
我虽然为党为群众作了多年工作，也受过表彰奖励，到过区里市里开会，今天要我代表抗震救灾的先进人物进北京，自己觉得没做什么，十分惭愧，那一夜怎么也睡不着了。
地震之后，女死夫伤，我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可是这时再也控制不住了，激动的泪水刷刷地往下流。
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里，坐着我们唐山各条战线上来的代表。
从北京回来后，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是个妇女，也不知浑身有多大的力气。一面团结居民委员，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建造简易房，准备过冬。
接着，又恢复了五十四间营业摊点，陆续开始营业，成为林西所有街道动手早，行动快，营业好，收效高的先进单位，又一次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
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在这段时间里，我跑前跑后，也没个准地方落脚，总是哪里得空，就在那里迷登一会儿。
国家下来的救济物资，都分给了居民。大家的简易房都盖好了，只有我一户仍然住着塑料窝棚，成了党员“特殊化”。这时，丈夫和孩子们不断向我诉苦。
后来大人孩子被冻得实在受不了啦，没办法，我只好去找副主任万秀英，求她并屋子。两家人男一屋，女一屋，躲避冬寒。
就在我忙着救灾的时候，我那十岁的小儿子，因为高烧不退，又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手和脚都落下了残疾，成了我们母子终生的一大遗憾。
但当我看着在地震中被我救出来的人，都在幸福的生活着；看着托儿所那些又跳又唱的孩子；看着新摊点火红的 营业，“年近万元的纯收入；看着满墙的锦旗奖状，听着区领导称赞我们居委会“为群众解难，为国家分忧”时，我感到我虽失去了女儿，小儿子落下了残疾，但还是得到的更有价值。
因为我为居民尽了我应尽的义务，对党我尽了一个党员应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