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唐禹民，原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摄影干事，著名摄影记者。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主动请缨，随原北京军区空军刘光裕副司令员率领的军区机关人员飞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
从7月28日至8月12日，唐禹民同志克服重重困难，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了唐山大地震震后景象，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了详实情况，同时，也留下了珍贵历史资料。
从今天开始，我将用十几篇文章的篇幅，试图站在一位摄影记者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唐山大地震，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本文根据唐禹民同志回忆录撰写。
一语成谶，一梦成真
时间：1976年7月27日晚10：00。
地点：北京军区空军机关宿舍。
天气太热，真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汇形容最贴切。
五个人，穿着背心裤衩，坐在马扎上，围成一圈，手摇蒲扇。汗，还是一个劲的往下淌。
刘干事站起身，到屋外的自来水旁，打了一大茶缸的凉水，几个人转圈喝了几大口，还是感觉暑热难消。
“老唐，你听说了没有，最近，要地震的消息，传得越来越厉害了。”
“听说了，我老婆她们医院，前段时间还搞了几次预演。不过，总说狼来了，结果，这狼连叫声都听不到，她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几个人当中，我年龄最大，大家都叫我老唐。
“那也比不了我们那儿，听说，各县区都成立了地震办，又是看井水，又是测地电，挺热闹的，”王干事说。
“天津都这么热闹了吗？真是想不到啊，”我说。
王干事说：“是啊，前两天老家来信，信里面说的。”
刘干事说：“这么防来防去的，管用吗？”
我说：“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提高警惕，总是有百利无一害啊。”
睡梦中，我感觉自己飞了起来，我感觉是地震。睁开眼睛，发现床铺正在快乐的抖动。不知是墙面还是哪个地方，发出嘎嘎的声响。
地下，还有炮声一样的隆隆声传来。桌子上的暖水瓶倒了，摔在地上，声音很脆。
我摇摇晃晃的去开门，好在，房门顺利打开了。
楼道里漆黑一片，我拔脚就往外跑，却像坐在风浪中的小船里一样，晃来晃去。
我总算跑到了院子里。
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发现三层的宿舍楼，外墙已裂开了好几道口子。
宿舍楼后面是锅炉房，锅炉房旁边是十米高的大烟囱。此刻，烟囱已像积木一样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作为战士，千万不绝丢了自己的枪。
我冒着余震冲进办公楼，把照相机、胶卷、水壶、毛巾等一应物品装进采访包和一个纸箱子，又发疯一般的冲了出来。
早上五点半，有消息传来，唐山市内空军某部通讯全部中断。初步判断，震中是离北京130公里的唐山地区。
后来，又得知北京军区刘光裕副司令员即将率领军区机关人员赶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的消息，我找到政治部有关领导，主动请战。
临行前，宣传部孙健副部长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小唐啊，这次去唐山，你的任务很重啊，要多拍一些照片，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同时，要注意人身安全。”
我郑重的立正敬礼，表示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在千米高空为
唐山市区的灾情拍照
上午9点半，我们一行人，乘坐两辆吉普车赶往通县张家湾机场。
汽车直奔一架里——2飞机。二十分钟后，飞机像一只鸟儿，飞向茫茫蓝天。
飞机飞临唐山市区上空，高度在不断下降。各类建筑物、公路、河流等等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征得机长同意的情况下，我背着相机，系好安全带，机械师打开舱门，一股冷空气立刻扑了进来。
我将半个身子探出舱外，将取景器对准脚下的村镇，咔咔按动快门。
仅仅过了几分钟，我的手就快被冻僵了。
机场上空阴云密布，能见度非常低。通讯员不停的用无线电信号和地面联络，却始终得不到应答。
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分钟，终于，断断续续的应答声传来。
着陆时，天还下着大雨。起落架慢慢放下，像铁犁，在跑道“犁出”道道浪花。
机场的旁边的司令部大院围墙塌了好几处，机场内最大的地勤食堂彻底趴窝，调度大楼房顶坍塌。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机场跑道完好无损。
据说，唐山机场选址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地下的抗震能力。最初勘查时，往地下钻探，打到地下80米深的时候，钻头就不动了，那里是厚厚的岩石结构。
正是当时的正确决策，保证了震灾时飞机起降和空中通道的畅通，否则的话，简直无法想像。
飞行指挥组迅速组建起来，办公地点在机场北侧的一顶帐篷里，组长是刘光裕副司令员。
从28日下午开始，从各地运来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的运抵唐山机场。
在一架大型运输机旁，一位手持转运单的干部指着身旁的物资说，这是从北京送来的大米，还有面包和毛毯。
过了一会，来了几辆卡车，把物资拉走了。
飞机御下物资后，立刻有医护人员身背喷雾器进到机舱里消毒，然后就是往里面装伤员，有用门板抬进去的，有背进去的。
雨越来越大，整个机场上空灰蒙蒙的一片。
拍不了照片，我只好躲到机场北侧一辆帆布篷的卡车上，车斗里不停漏雨，底下铺的稻草早就被雨水打湿……
机场南停机坪西边的草地上，搭起了几顶军用帐篷。
那里是河北省和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紧挨着指挥部的地方又是十几顶帐篷，是工作人员临时住地，其中有我们北京空军宣传部的一顶，我们的三位同事和首都新闻单位的记者住在那里。
帐篷里面铺的也是稻草，上面有四件军大衣，是晚上当被子用的。照明的东西就是一盏马灯。
面对那个断腿的中年男子
我恨自己不是一位医生
7月29日早晨，阴转睛。
机场专门组建了一个炊事班，为指挥部服务。早饭是大米粥、咸菜和一个面包。
吃了早饭，带着几块压缩饼干，背着一壶水，我匆匆赶往市区。
采访包里装的是两台相机和十几个胶卷。两台相机，一台是120型䘵来福来，另一台是135型卓尔基。
7月底的唐山，气温超过35度，走在潮湿的空气中，像进了蒸笼，不到一个小时，汗水就湿透了全身。
唐山车站路，有卡车缓慢爬行。不时，有人挥手拦车，车上拉着很多伤者。车上的人着急，拦车的人更着急。
车不想停也得停，因为路上有很多废墟，更多的是死去的人。
车要想继续往前走，只能把死者搬走。于是，借搬尸的空儿，车厢里又多了几个人，直到再也挤不下为止。
路边躲着很多人，我原以为是幸存者，走近一看，大部分都是遗体。
个别的人躺在那里呻吟，要是不动的话，是很难分清生与死的。
车站路是一条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街。路两旁的废墟上，人们用杂物搭起无数个帐篷。
我拿着相机，小心翼翼的对着这些帐篷和遗体拍照时，耳边不时有这样的声音响起：
“你看这个人，大热的天，穿的挻整齐，还拿个相机拍照，神经病吧。”
“啥神经病，你看人不准，我看，这人是从外国来的敌对分子，搜集情报的。”
“对，还是你说的对，你看，我们要不要报告书记，把他抓起来，审问审问……”
本来，我的心里是很坚定的。对我来说，作为一名军人，我的义务就是把照片拍好，洗出来，然后上报。这从本质上说，和其他解放军救人是一样的。
但后来一想，我何不聪明一点呢，比如找个稍稍隐蔽一点的地方，快速抢拍，拍完后把相机放进包里……
又往前走了几百米，脚底下突然传来一阵压抑着痛苦的声音：“大夫，行行好吧，给我一片止痛片，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低头看去，一位中年男子躺在废墟旁，脸色惨白，嘴唇和眼圈却是黑紫色。
中年男人的下半身用一床破棉被盖着，真不知道他哪有伤。
“兄弟，我不是医生，没有药啊。”
“啊——”
那位中年男人突然大叫起来，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棉被被他猛地掀开了。
“你说不是大夫，你那包里装的是啥，那么多药准备给谁，优亲厚友吗？”
我一下子呆住了，我的目光投向男子的那两条腿。
那好像不是两条腿，看上去肿得有男子的腰粗了，皮肤的颜色已变成酱紫色。
左腿的小腿从中间折断，那里是红白相间的颜色——白花花的骨头茬，顶出了连着一点点的血肉模糊的皮肉，小腿处绑着一块木板，绑着木板的绳子已经松了……
在那一刻，我内心一遍遍自责。
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学医，为什么不是一名医生？
我的这个相机，难道真的有那么大作用吗？我拿着它，在这大灾大难面前，除了愧疚，还能得到什么呢？
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泪水从我的眼眶中奔跑而出。
“兄弟，我是一名记者，没有药的，我把灾情报告给上级，上级好尽快安排医生和解放军来救咱们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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