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老北京的格局，总免不了提及“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这句话。其实所谓的“南贫”并不是指整个儿外城，而是指今广安门内大街、珠市口东西大街至广渠门内大街一线以南。这条路现在全称两广路，其实打明朝就有了，是沟通广安门与广渠门的通道，现称就是因此而来，不过当年叫南大街。
街北、也就是靠近前三门一带可不“贫”，尤其清朝，因为清廷实行旗民分治，就连汉官、哪怕职位再高，只要不在旗基本就不能住进内城。这些官员为了“上班儿”近，就选择在前三门以外居住，笔者曾祖当年在工部做官，府第就离宣武门不远；加上进京赶考的举子也多住在该地，所以这一带官员士子云集，也是老宣武与崇文会馆遍布的原因。
当年有道儿南、道儿北之说，甚至将珠市口称作金十字，就是说道儿北是富人区，道儿南才是平民区。不过所谓的“贫”不等于凄凉萧条，南城照样儿有繁华之地，比如大名鼎鼎的天桥儿。天桥周边的胡同儿也有热闹繁荣的，比如今天要说的灵佑胡同。该胡同位于前门大街西侧、永安路以北，友谊医院斜对过儿；呈“┐”形，从永安路往北，到头儿往西拐，出去是留学路。
该地原称灵佑宫，以胡同北端的庙名为泛指，清代沿称、直至解放后，1965年整顿地名儿时改称灵佑胡同。灵佑宫建于明初，时为真武庙，只是一座小庙，仅一楹。明代的北京到处都是真武庙，皆因朱棣靖难过程中曾遇大败、险些丧命，当晚梦到真武大帝下凡相助，醒来后果然反败为胜，因此他十分信奉真武大帝，甚至自称真武转世，并命令京师各监、司、库、局等衙门均要建庙祭祀，民间也因此广建真武庙。
万历壬寅年（1602）拓为三楹，为十方道院，也叫十方丛林、十方常住。十方庙区别于子孙庙，“当家人”不是师父传徒弟；有传戒之权、但不能私收弟子；可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道教徒，不分全真、正一，庙产也是公有。天启年间，司礼监太监魏学颜辟地十亩，再次扩建，有五座大殿、一座高阁，由此变成规模很大的道观。天启皇帝赐额：护国灵佑宫，并请大学士叶向高撰写碑文。清代古籍、如《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光绪顺天府志》等都对此庙有所记载。
当年灵佑宫往南、不像现在这样街巷住户密集，因为不远处就是山川坛（先农坛）外坛，两者之间有很大空间，于庙前形成硕大广场，正月十五前后还会办灯会。大明开国皇帝朱洪武是平民出身，他就很喜欢过节，尤其灯节，别的节日不给官员放假，正月十五也得放，上街观灯、与民同乐。明朝时也没那多事儿，内城官民混居，因此最盛大的灯市设在东华门外、东单牌楼北，这里因此得名“灯市口儿”。
到了清康熙年间，说是为了内城的安全、避免火患，故将灯会迁至外城。其实就是封建等级观念作祟，以至于后来颁布内城禁娱令，商业、娱乐业全部南迁，也由此造就了前门、大栅栏儿直至天桥商业带的进一步繁荣。内城盛大的灯会便迁至灵佑宫，每逢岁首于庙前广场摆放各色花灯，有纸灯、纱灯、麦秸灯、五色明角灯等；最好看的是走马灯，利用热量产生的气流让灯转起来，上面的人物车马仿佛会走一样（不是有句话形容人或事物频繁转换吗，就叫“跟走马灯似的”）。
现场灯火辉煌、普天同庆，观者如云、热闹非常。康雍年间著名诗人查慎有首诗既证实了灵佑宫灯市是从东华门外迁来的，也形容了其繁华，叫“才了歌场便卖灯，三条五剧一层层。东华旧市名空地，灵佑宫前另结棚”。再后来灯市才又进行分流，迁至崇文门外花市、打磨厂、精忠庙、前门外廊房胡同、琉璃厂、及北部的地安门外等处，其中又以廊房二条灯市最大。
灵佑宫内供奉的神像法器均为历代珍品，价值连城，宫旁还有天仙庙。清末至民国，战乱加上局势动荡导致灵佑宫没落，还曾有人准备偷将庙中文物卖给外国人，但被查获，部分送至先农坛保管。1937年左右灵佑宫被警察局占用，后改为外五区警察局。解放后改为灵佑宫小学，后称福长街小学，再后来学校停办，陆续成为大杂院。
灵佑宫2号可能就是早先的天仙庙，解放后一度作为国安局九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灵佑胡同失去了往日的繁华，逐渐变得普通、平庸，甚至显得杂乱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