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后期，貌似强盛的北宋朝已饱受政经危机之苦。由于无力对外扩张，不得不将大量资源用于社会管控，酿成相当严重的收支失衡。大部分人选择得过且过，不再有动力为理想中的明天奋斗。
关键时刻，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展开变法。不仅要根除制度性漏洞，还为阻止全民躺平设计出多层方案，以求让中原帝国重新伟大。虽然毫无成功可能，还是为历史的演进促成诸多影响。
全民躺平
从仁宗时代起 北宋上下就陷入躺平状况
事实上，王安石开启变法前的北宋王朝，已经在全民躺平的道路上徘徊许久。无论九五之尊还是下里巴人，都选择以最为轻巧的方式度过人生。只要能维持表面繁华，就根本不准备为理想付出任何成本。
之所以会如此颓废，主要是由于王朝初创阶段的扩张失败。尽管在五代的血腥轮回中脱引而出，成功消灭掉周遭割据势力，却无法完成对幽燕要地的全盘光复。甚至屡屡遭宿敌辽国暴打，被迫在本方腹地签署城下之盟。至此再无翻身可能，必须每年向对方供奉大量岁币。哪怕其中有相当部分被用于采购南方物产，但宋人自己也必须靠进口羊肉来满足味蕾与蛋白质需求。等到西北方的党项崛起，连理论上的对外输出窗口都难以保全。
对外扩张失败 迫使宋朝将统治成本全部转嫁内部
既然无力外扩，那么维持秦制社会的成本势必完全仰仗内部提供。于是，宋朝将商业领域定为创收方向，而非单纯依仗农业收成。通过增发货币、放松交易环节管制等措施，发展出史无前例的城镇商业社会。哪怕要忍受周期性通胀，还是可以在间歇期维持军政队伍的海量开支。普通人虽感觉生活压力较大，仍然有一丝喘息空间。商人巨贾们需面临更多摊派，依然有微薄利润进行缓慢积累。地主富户们则尝试多重经营，用放贷得来的高杠杆利息抵消赋税涨价。至于皇亲国戚与官宦世家，更是可以在每一轮财政放水后率先饱尝甘霖。
不过，这种看似美好的通胀循环背后，还是滋生出不少隐藏炸弹。首先就是货币的过量放水，让购买力不断被贬值稀释。以至于严禁铜矿出口，深怕影响钱币的增产进程。稍后又寄出更为廉价的铁钱，乃至全靠纸张印刷的交子，才勉勉强强满足扩表需要。其次就是赋税定额的随之放大，时常与生产力价格的更新相违背。不得不靠加派予以平衡，使上贡方蒙受较大损失。何况货币购买力缩水，还会直接影响到靠俸禄、军饷为生的军政人口。
宋朝一直靠货币超发来维持财政
正因如此，北宋朝貌似经济增涨迅猛，实则是越来越难以为继。例如占人口半数以上的普通自耕农，经常迫于赋税压力而选择放弃土地。好一点的继续为地主富户充当佃农，差一些的索性举家迁徙到中心城市打零工，连走投无路后选择当兵吃粮的都不在少数。对于志在增加收入的朝廷而言，上述三种行为几乎与躺平无疑。毕竟，佃农或帮工的劳动所得可能仅供糊口，而战力羸弱的兵痞更是财政黑洞。每次货币超发的结果，就只能是在特定人群间空转，成为个别关系户的利润源泉。
更为糟糕的是，宋朝为管制日益庞大的食利者与躺平者，不得不咬牙增加财政供养队伍。后世经常批判的冗官+冗兵问题，就是这种矛盾综合体的最直观展现。因为每增加一个正职，就必须安排1-2个附职盯梢，还不能因本地人口流失而予以裁撤。经年累月的边境烽火，更是需要有超量兵丁前赴后继。裁军减费的恶果，只能是在本国境内制造危险盲流。
吃粮当兵 也是宋朝底层的躺平方式之一
打击躺平
王安石变法 离不开神宗皇帝的个人野心
公元1067年，大名鼎鼎的宋神宗赵顼继承皇位，决心修正爷爷仁宗和父亲英宗时代的邪风歪气。故而选择有相似审美的王安石，准备进行大刀阔斧的深化改革，强化王朝的军政管理效率。
此前，王安石曾向仁宗皇帝奉献言辞热烈的《万言书》，因其中思想较为激进而遭遇冷藏。究其原因，便是北宋的通胀经济尚能维持，广大精英阶层都能和谐分享蛋糕。直至不愿继续盲目扩表的神宗来临，才得以由理论层面走向实操，设计出后来几乎被中学课本完全收录的一揽子方案。从表面上看，主要致力于降低行政开支，但真实含义却在于将更多社会资源调配起来。两个部分相辅相成、前后呼应，其精巧程度堪比战国时代的李悝、商鞅，远胜臭名昭著的西汉权臣桑弘羊。
变法中的减少开支措施 往往具有增加赋税人口企图
首先是在缩减开支方面，王安石力主推行州县建制的合并与裁撤，以及针对军事力量的裁并。先后废除的州、军、监共计31个，废除县 127个，清理掉不少过剩官吏。同时要求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都按新建制进行合并，还大力裁汰掉老弱兵士，成功把军队总数收缩到部族80万人，宋仁宗后期少了足足45万人。
其次是在增加效率方面，王安石力主推行均输法与市易法。前者主要是想解决供输制度弊端，通过强制性价格核定，对控制物流市场的富商大贾予以打击。虽然貌似平抑物价，实则仍然要降低朝廷拨款，将成本风险转嫁出去。后者是到开封、杭州、广州、扬州等大都会设置市易务，平价收购不易脱销的商品，等到行情恢复再变卖出去。如果用最直白的话阐述，就是官府亲自下场打击商人谋利，将相当比重的贸易额归入自己口袋。
变法中的平移物价措施 往往具有争夺市场份额企图
当然，以上政策不过是王安石变法的前戏基础，旨在将躺平的人口和钱粮逼出折叠裂缝。真正意义上的收割式调度，则要通过青苗法和免役法完成。其中，青苗法是建立朝廷和农民之间的信贷关系。不但可以压制私人借贷，还可以从根本上绑定农民的长期劳动所得。故而虽利息较低，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强制摊派现象，类似于要求普通人强行加杠杆。免疫法的思路与之趋同，貌似允许民众出钱抵消徭役，结果却是扩大征收人群比例，平白无故制造出一种新兴税收。
最后，我们不妨把王安石的一揽子方案串联起来，看看这套机制的运转逻辑：
1 清退那些依附体制的躺平者
2 打压民间躺平者的折叠空间
3 有效汲取这些突然多出来的人流和金流
商人等民间力量 是许多变法内容的针对目标
当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绝不至于此，还涉足水利修建、鼓励民间养马、科举改革和强化保甲制度。这些设计全都服务于变法的最终目标–富国强兵，希望将全国上下从过去的躺平泥潭中拉出，变得更为“积极”且富有“奋斗精神”。
此外，王安石还不忘指点科举考试类目的初心。他主张废除“通经”和“杂科”等类目，将范围限定于《论语》、《孟子》，以及除《春秋》外的四书五经，显然是要杜绝文人群体的学术或思想躺平。
王安石也为宋朝重新定义了科举
成果躺平
好友司马光 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
讽刺的是，王安石一心要将北宋逝去的秦制色彩恢复，结果却遭到几乎所有精英阶层抵制。除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外，苏轼和苏辙兄弟与元老重臣韩琦等人都激烈反对。这倒不是说其他阶层没有意见，而是很难有机会留下自己的真实意见。那些丢掉乌纱帽的地方官，离开军营的大头兵，以及失去现金流的富户都不可能对改革有好感。
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最大受害群体，依然是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民。公元1074年，许多北方州县遭遇灾害，无数百姓被迫离开脚下耕地。但先前被强制要求的贷款仍需按时奉还，险些酿成王朝建立以来还不曾有过的大型民变。即便没有自然侵蚀，他们仍需每年付出20%-30%利息。这在生产力落后、价格区间遭严格管控的时代，几乎是很难翻身的超级杠杆。
青苗法让许多农民背负着超级杠杆
只不过以皇帝视角来看，这些改革的确能提供账面上的情绪价值。至少每年开支数额下降，而收入的增加相当可观。这也是无数后人会对之顶礼膜拜的根本原因，丝毫没注意到对外战争的习惯性疲软，乃至各类平添出来的隐形成本。
公元1085年，王安石的变法终于随宋神宗驾崩而告一段落。奈何变法的诱惑力太过巨大，仅仅到1093年又被亲政的宋哲宗给全盘恢复。此后就不曾中断，直到关外来的女真把纸面繁荣彻底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