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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籍作家冯立新:

你见过陡河里顺流漂下来的200多具死尸吗?

天已然亮了,但看不到太阳,满是黑灰的云。

我跟着人群往外走,村庄里到处是撕裂的伤口,房子的伤口。村里的房子,像槽头站立的马,地上打了个滚,却失了气力,无奈趴在了泥土上。

只有个别的土墙还挺着,扛着几根檩条。每座房子跟前都有人在哭泣、在喊叫。

让人意外的是,村子外面的几处房子竟然没倒。

我和母亲被邀请到一户人家吃饭。

我记得那餐早饭是大米粥、烙饼,还有炒肉。

后来我才知道那肉是马肉,来自生产队的饲养处。

那时候,我们村有六个生产队,养着骡马牛等大牲畜。

地震了,饲养员死的死,回家的回家。饲养处倒了,牲口拴在槽头不能动弹。

人们拿着刀子,也不管它们是死是活,见到被压住的牲口,照屁股蛋子就割。

天塌地陷啦,谁知道自己的命,阎王爷几时来取?生产队是公家的,就抢了,爱咋咋地吧。

第二天早晨,天晴了。一个人,骑着枣红马来了,腰里别着一把枪,枪把上拴一块红绸。

枣红马小碎步向前跑,红绸子迎风摆动。大人们说,那是公社书记,从震后一直没闲着,骑着马四处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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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从城里赶了回来。

大哥说,城里的房子也都塌了。

他骑车回来路过直属粮库的时候,人们都在那里抢粮食,他便顺手驮回了一袋面。

震后,陡河里的鱼特别多,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多到你下到水里,鱼会咬你的脚,你抬起脚来,鱼会钻进你的脚窝里翻腾。捉鱼,易如反掌。

双喜和双全说:那是因为河里的鱼吃惯了死尸,喜欢上了人肉味。

有一次,我们几个去了陡河埝,翻腾的陡河水里顺流漂下来一拉溜死尸。

我好奇地数了数,大概二百多个。

一个男人头朝上,生殖器已经膨胀,指向天空。

还有一个漂亮的姑娘,身上裹着一块毛毯,一根整齐的半截辫,另一根辫子飘散开,遮住了半张脸。

还有大牲口:牛、马、驴,一些还活着,在河水里挣扎。

老得儿说:村头北坑里也有死漂。

我没见过,却在一次摸鱼时,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捞出来一看,是一个人的头盖骨,我还在头盖骨里抓到了一条黑鱼。

借助高大植物的掩护,越支村外的青纱帐里,跑着很多猪。

那是被地震吓怕了的“震漏儿”,它们躲到了庄稼地里,啃食高粱、包谷不肯回家,慢慢的有了野性。

那时候,民兵手里还有枪,七九、半自动都有。打猪,不仅可以练枪法,履行护秋职责,还有猪肉吃,三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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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作家钱钢:

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如花少女的慢慢死去

我想起了一位死者,一位名叫丰承渤的姑娘,想起了她未能幸免的死。

她是陆军二五五医院的一名护士,大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二楼病区值夜班。她所在的三层楼整个儿倒塌了。

一天一夜之后,有人从外面打穿了几层楼板,凿出了一个小洞,发现她还活着。

但她的身体却被残酷地夹在一块巨大的楼板和一个铁床架中间,下半身死死地嵌入乱石中,上半身完好无损。她就那么站着。

战友们拼命扒开碎石,撬开杂木,可是他们无法掀动那块楼板。

这时,整个唐山灾区还没有开进一台吊车。所有的锹和镐都无济于事。

丰承渤年轻的身子就像被一双恶魔的巨爪拦腰掐攥着,丝毫动弹不得。

她才20岁。战友们都哭了。“能截肢吗?”有人问。

“不行,”一个外科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

丰承渤好像没有听见这些对话,一天一夜,折磨得她像是累了。

她脸色苍白,把头斜搭在自己的臂弯上,依然用淡淡的笑容向着围住她落泪的战友。她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等着。

那天值夜班前,她刚刚洗过澡,蓬松的黑发还没有来得及梳理,正披在她白色的护士服上。

没有比看着一位姑娘死去更残忍的了。有人忍着悲痛送来了半个西瓜,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她。

战友们的心都碎了。她们一个一个轮流钻进小洞去陪伴她,看望她,眼看着小丰支持不住了,一次又一次地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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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太惨了。”她的一位战友告诉我,当她最后一次睁开眼的时候,她的好朋友张淑敏正在她的身边。

“小丰,你还需要做什么?”

丰承渤想说什么,已经发不出声音。

张淑敏懂了。

含着泪,她以十指为梳,一点一点梳理小丰散乱的头发。谁都知道,小丰是个爱美的姑娘。

在那个年代,对她的评价可不怎么好,据说她主要的缺点是“爱美”,“不艰苦”,爱用香皂洗脸,爱在额前做个“刘海”什么的。

那一天,这位爱美的姑娘就在好友为她梳理头发后死去了。

她显得很安静,像是睡去了,永远地睡着了。由于那块无法挪动的楼板,小丰的遗体又在原地放了很久。

“她还像活着。”

这位姑娘在生前未能自由自在地尽兴打扮自己,然而辞别人世时毕竟是美丽的。我仿佛也见着了她最后的形象。一位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你能说,她已死了吗?

我相信,在人类的生命史上,生理上的死,是不能由人左右的,但是,人类可以超越死亡。

一些精神崩溃的蒙难者用自己的手扼杀了自己,而许多像丰承渤那样的人,虽未免一死,却在灾难的废墟上留下了人类精神对死神的胜利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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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解放军某部战士杨俊起:

我救了一位女孩,却深深伤害了他的父亲

8月3日早晨,我去唐山火车站附近找一个亲戚。

上午10多,我走到永红桥西,看到几个蓬头垢面的大妈,围着一个小女孩议论纷纷。

其中一位围着蓝头巾的大妈拉住我的手:“这位同志,把这孩子带到你们部队去吧,要不是大地震,我就把这孩子领养了。”

我一愣,忙问大妈是怎么回事。

这位大妈说:“这小闺女,是震后从前面那家小旅馆废墟里爬出来的,我问她家在哪,他们家的人都有谁,孩子一直摇头,只知道是她叔叔带她住的旅馆,我看这孩子实在可怜,就带了她几天。”

再看这小女孩子,也就三四岁的样子,脸圆圆的,大眼睛,塌鼻子,非常可爱。

我把她抱了起来。没成想,小家伙还和我有眼缘,到我怀里就不哭了,还叫我叔叔。

旁边的那位大妈高兴的说:“你们爷俩肯定是前世修来的缘分,你和他叔肯定很像,快抱孩子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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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犹豫了一会,抱着孩子向启新水泥厂走去。

到了连队驻地,我把情况向王云渥政委做了汇报。王政委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湘潭方言,向所有前来救灾的战士们宣布:“从今天开始,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现失去父母,无人看管的孩子,你们都可以带到部队来。”

当天晚上开饭的时候,在我们那排最南侧的帐篷旁,一拉溜的蹲着5个四五岁的小孩子,其中就有我抱回来的那个小女孩。因为是在雨中抱回来,我管她叫小雨。

上百名战士围着灶台,席地而坐。正当炊事员小李去给孩子们找碗筷准备吃饭时,新蒸的馒头出锅了。

看着那一屉热腾腾的白馒头,几天没吃好饭的小雨慢慢走了过来,怯怯的对我们班长说:“叔叔,我饿了,我也想吃馒头。”

我们那位河南籍的胖班长愣了一下,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赶紧答道:“好,好,叔叔给你拿。”

胖班长拿了几个馒头,轻轻放在小雨掀起的衣襟上。

小雨高兴的向那几位孩子走去,边走边说:“你们胆子真小,都不敢向叔叔们要。”

走到孩子们跟前,小雨又兜着衣襟,让孩子们一人拿了一个馒头。

看到此情此景,好几位战士都背过身去,偷偷的抹起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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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我们接到上级指示,将这5名孤儿送到唐山机场,把他们转到外地。

自从那时起,我和小雨就失去了联系。

当年12月份的一天,我们返回驻地不久,一位中年男人找到我们连队,说要找我。

当时,我在卢龙和侦察兵训练。据负责接待的李振斌同志后来讲,那人说他是唐山人,在石家庄上班,有个女孩放在唐山,由爷爷奶奶负责照看。

地震前,孩子由他弟弟送往石家庄。谁料,弟弟中途遇难。那位中年人说,他在唐山问了很多地方,很多人,才找到孩子的落脚点,听人说,后来被一位叫杨俊起的战士抱走了。

李振斌将小女孩被转走的情况告诉了这位中年男子。

1977年3月份,我接到这位中年人的亲笔信。

信中说,他从我们这里返回石家庄后,又打听了很多地方。在沈阳空中司令部的协助下,找到了当时转运小雨的那个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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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上的工作人员也都对这个可爱的孩子印象深刻。但是,每天在机场上都有等候收养唐山孤儿的人,小雨究竟是被谁收养的,被谁抱走的,已无从查找。

来信中,这位中年人说,这几个月以来,他闯关东、下豫鲁、走太原,奔波万里,却一无所获。

在信的最后,他还以恳求的语气,让我再次回忆事情的前后经过,看看还有没有被忽略掉的线索。

对此,我也只能复信,再次如实相告……

几十年过去了,我常常为这件事情而自责,也常常梦到小雨那可爱的模样。

小雨,你在哪里啊,现在怎么样了,你的生父找到你了吗,你能看到我的这些文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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