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那场大地震，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哑巴”。
“小哑巴”是唐山聋哑学校学生，大地震前，在我们唐钢医院紧急治疗。说起来，这孩子够惨的，本来就聋哑，又被严重烧伤。
说起他烧伤的事来，先要从唐钢中型厂的一次地下油库爆炸事故讲起。
1976年6月19日下午两点三十五分，唐山钢铁公司中型轧钢厂在进行地下油池改造过程中，突然发爆炸事故，造成24人死亡，23 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22万余元。
唐钢中型轧钢厂有一座加热炉，使用重油作燃料，储存重油的地点在地下油池，那个油池的容量是1600吨。
当时，因为重油供应不足，因此，厂里决定改烧原油，
这就要涉及到对储油池的改造。
结果，就是在改造过程中，发生了爆炸事故。
1976年6月18日上午，唐山钢铁公司消防队队长李兆俊到油池改造现场查看，对副厂长张金荣、梁树栋和消防员杜文胜提出更换防爆灯、取油样化验等四点要求。
杜文胜随即找到主管安全的副厂长岳宗义汇报。
张金荣、岳宗义并没有引起重视。6月18日下午，张金荣擅自批准机修工人在储油池上方焊接钢架。
6月19日下午一点，油车开始在储油池卸油，但岳宗义并没有督促有关人员采取应对措施，施工人员继续明火作业。
终于，在下午两点三十五分，大爆炸发生。
唐钢中型厂的隔壁是聋哑学校，当时，谁也说不清“小哑巴”是怎么跑到爆炸现场去的。
我们作为医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
“小哑巴”被炸成重伤，一个劲地发烧、抽风，看见水抽风，看见光亮还抽风，然后就是昏迷不醒。
7月28日凌晨，“小哑巴”再次陷入昏迷，我们切开了他的气管，插管打氧，吸痰，能用的办法都用了。
凌晨两点，终于忙完了手头的工作，我来到一楼护办室休息。连续一周的高强度抢救，终于在此时得以暂时放松，我沉沉地睡着了。
大地震发生时，我还在睡梦中，听到踹门声和声嘶力竭的喊声：
“杨姐，快，快跑啊！”
我慌忙起身，伸手摸电源开关，可哪里还有电啊！
我摸到了木门，却怎么也打不开，原来，震波把我身下的那张床晃到门前，床把门顶住了。
情急之下，我直奔北侧窗口。
谢天谢地，多亏是一楼。我从窗户跳了出去，落地时扭伤了脚趾头，一瘸一拐地跑向楼北侧的空地。
定了定神，我回头看了一眼还在震波中摇晃的大楼，还好，它挺住了。
事后想想，大楼之所以没倒，是因为楼是唐钢自己盖的，用的钢筋也是自家产的，钢筋用得多，还粗。
我在院里遇到同样刚刚跑出来的外科主任刘文棠。
“杨姐，病号们出来不少啊，”刘文棠说。
“大概有一半了，走，咱们再去楼里看看，”我说。
刘文棠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我前面。我身后是七八个刚刚护送病号出来的医护人员。
说实话，走进摇摇欲坠的大楼，我的腿一直在打哆嗦，但似乎前面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
刘文棠从衣兜里摸出打火机，在前面带路，先是二楼，然后是三楼、四楼，每到一层，我们就高喊：“有人吗，赶快下楼。”
喊完，然后再一个个房间查看。
四楼，有个刚做完截肢手术的伤员叫高振静，正绝望地躺在病床上，刘文棠二话没说，背起她就走。
就这样，刘文棠背着高振静走在前面，我扶着一个病号走在后面。我们的前后，不时有砖石瓦块掉落的叭叭声响起。
更让人担心的是余震，好像伤寒病人“打摆子”，时不时的就来上一阵，脚下的楼板也跟着不断地哆嗦。
送完两位病号，我们又赶到一楼抢救室，“小哑巴”还在病床上躺着。因为停电，一切抢救措施已经停止，我们只好先把他背出去，放在楼前电锯房的棚子里。
伤员陆续全部从楼里转移出来，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四周却有更多伤员潮水一样迅速向院里集中。
不到五点，天亮渐渐亮了，下起了小雨。
唐钢医院四层大楼在市北郊是最高建筑，它还在雨中顶立，周围的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就像茫茫大海中，突然出现一座救命的灯塔，所有的落水者都拼命向它游去。
一时间，所有医护人员忙得分不清东南西北。
不断有新伤员加入到等待的队伍中，不断有老百姓给我们下跪。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按伤情的轻重极地急，再参考先后顺序，一个个的包扎、清创。
时间不长，药品告急，敷料告急。
眼看伤员在我面前流血不止，情急之中，我撕开白大褂前襟，用一条条白布条给伤员包扎伤口，嘱咐家属尽快找车转外地治疗。
我印象最深的是给一个五岁男孩做清创。
地震时，男孩脑袋被一根檩条砸中。
说砸其实也不太准确，是连划带砸，男孩头顶有一半头皮都被掀起来，连我这个护士长看了都揪心。
孩子是被他妈妈背来的。
我对孩子妈妈说：“清创不复杂，出血也不会太多，都被泥沙堵住了，就是有一点，麻药用完了，孩子会很疼。”
女人想都没想，当时就表态：“我们不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可勇敢了。”
男孩的创口上，很多血都凝固了，里面掺杂着沙粒、尘土，也没有冲洗条件，只能用刀背刮。
我非常小心地下手，刀背刚一接触到皮肤，孩子就一机灵，紧紧抱住妈妈胳膊。
我虽然看不到孩子表情，但心也跟着一紧一紧的。
妈妈伸手搂住孩子，说：“我们不怕，向麦贤德叔叔学习，记住了吗？”
孩子咬着牙，背起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孩子的勇敢让我至今难忘。
大概上午八九点，一位蓬头垢面的中年女人跑了过来：“大夫，快点，有个要生孩子的。”
那时，唐钢医院还没有妇产科，怎么办？
我和一位骨科医生还有一位护士分开人群往外走，我边走边问那位妇女：“人在哪？”
“牛车上。”
“你是她什么人？”
“邻居。”
“怎么，产妇家属没来？”
“砸死了！”
不远处停着一辆牛车，拉车的牛缺了半个犄角，应该也是被地震砸的。
我和骨科医生一起给产妇做了个初步检查，确诊她是骨盆骨折，必须手术后才能生产。
我们商量了一下，情况没有那么紧急，不用做引产。
我们先把病人情况记录下来，做了一些准备，我和产妇说明了情况，让她先等等，等医疗队来了做手术。
第二天上午，有人从塌了一角的食堂里扒出一些粮食，煮了一大锅粥，我们吃上了震后第一顿饭。
因为没电、没水、没药，很多人在等待和痛苦中死去，两天后，“小哑巴”死了，我们唐钢医院的儿科医生闫清芝也死了。
闫医生患糖尿病多年，需要长年注射胰岛素，这种药平时放在冰箱中，因为停电，药已变质，才三天，闫清芝就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更可惜的是，闫清芝的老伴遇难，儿子被砸成重伤，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顷刻间便土崩瓦解。
7月30日，我们医院来了一支野战军，他们救不了伤员，但把医院空地上一百多具尸体拉走了，然后，到附近的村庄扒人。
7月31日，上海医疗队和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疗队终于赶来，见了他们，我们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们给那位骨盆骨折的女人做了手术，女人顺利产下一子，母子二人平安。
直到这时，我们才有时间回家看看。
我家在路南区建国路开滦矿东司事房，离我工作的地方有10公里。
回到家里时，老伴和大女儿还在废墟下埋着。
老伴是开滦唐山矿干部，和我结婚二十多年，没想到危难之时，我一点忙都没帮上他。
还有我的大女儿，当时在滦南柏各庄插队，半年多没回家了，地震前专程回家，住了没两天，没等我回去，就和他爸一起走了。
二女儿是幸运的，地震时，她住的那间小卧室的屋顶被甩飞，自己爬出来，然后扒出两个弟弟，都三四天了，三个孩子还没吃上一顿饭。
见此情景，我们娘四个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说句实在话，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得起护士长这个称呼，对得起医院，但唯一对不起的，是我的亲人。
和我遭遇不幸的还有刘文棠主任，他也是7月31日才回的家。
他年仅六岁的儿子被砸死，爱人也被砸伤，简单的安顿了一下爱人，第二天，他就返回了医院。
有太多的伤员等着我们转送，他们的病情十万火急。
当时，空军、陆军，飞机、汽车，包括后来抢通的铁路，都在全力以赴向外转运伤员，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在这场天灾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本文主人公杨晓智，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天津汉沽人，1952年到唐钢工作，1960年任唐钢医院护士长）
（感谢您看到文章末尾，如果您感觉上面的文字还有一点点不错的话，那么，可否动动您的手指，点个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