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0年9月住进唐山丰南截瘫疗养院的，到今天已经44年。
44年里，疗养院搬了几次家，每次护理人员都照顾我，把我安排在一个靠窗的床位。
因为，那里可以看看外面的风景，看看草长莺飞，叶生叶落。因为，我是一个高位截瘫病人，胸部以下没有知觉。
1976年7月27日这天，给我的印象比大地震还要清晰，那天特别闷热，一动就一身汗。
本来，应该白天到磨房磨麦子，因为热，拖到了晚上。
晚上11点，我背着磨好的面走出磨房。
路过我老叔家时，他家的小黑狗拦住了我的去路，嗷嗷的一个劲叫，还不住的往我腿上蹭。
我没停下脚步，继续向前走，它也跟着我走，一边摇尾巴，一边咬裤角。
这狗原来和我生分，从来没这样过。
我心想，这么晚了，黑灯瞎火，我的肩上还扛着半袋面，就没好气的一脚踢开了它。
回到家，把面晾在一个大簸箕里，看到脚上都是粉尘，就走到家北边的砖井旁，想摇辘轳打水冲脚。
谁知，井里的水已经漫到井沿，直接用盆舀水就行了。
我睡觉轻，刚一动我就醒了。
听见房顶嘎嘎乱响，我嗖的一下坐起来跳到地上，摸黑跑到堂屋。
我爸正在堂屋开门，当时，门框已经变形，怎么都打不开。
我在屋门口的水缸那，摸到了平时吃饭的小饭桌，情急之下，一下钻到小饭桌底下。
心想：万一房子倒了，有个饭桌护一下，也能减轻伤害。
我刚钻进去，房子就倒了。
我们一家四口，除我弟跑出去外，全被砸在废墟里。
我妈当场死亡，我爸脑袋被砸破，一个劲往外冒血，大腿也被砸伤。
听我弟说，他和邻居把我从废墟上扒出时，我还处于昏迷之中。
我是28日晚才醒过来的，持续高烧，吃不进任何东西。
31日上午，沧州医疗队来到我们这里，我被我弟抬到兰高庄医疗点检查，医生检查完后撂下一句话：“腰椎受伤，先抬回去平躺着，准备转外地。”
尿不出尿来，医疗队那里导尿管早用完了。
憋的实在难受，我们村赤脚医生苏泽英好不容易从兰高庄卫生院找来一根导尿管。
村里史重台老婆腰也被砸伤，也是我这毛病，怎么办？
只好两人合用一根，我用完了她再用，为防止交叉感染，每次用完，将导尿管放入在水中。
7月31日，我老叔骑自行车去了市里亲戚家，回来后跟我说：“听说，市里有伤员往外转呢，在机场坐飞机，有去辽宁的，有去山东的。”
我身上难受，对老叔说：“也把我送机场吧，要不，我也像史重台老婆那样，活不了两天了。”
老叔说：“估计能坐上飞机的，都是大人物，你这样的能轮得上？”
我说：“不会的，肯定是谁的病重，谁先飞。”
8月2日，我们村有两辆骡子车从胥各庄火车站往村里拉救灾物资，卸完车后，我老叔问他们还有没有紧事，赶车的问了问村干部，说没事了，就用一块门板把我抬到骡子车上。
我弟在家伺候我爸，我老叔也陪不了我，我只能自己去的机场。
到了唐山机场。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病号，到处都排着长队，足有两三里远。
有的病号没等上飞机就死了，死了的人，有的拉了回去，更多的是埋在了小树林里。连埋都没人埋的，就那么和伤员一样躺着，区别只是伤员偶尔动一下，他们则永远动不了了。
我对车把式老刘说：“这么排着可不中啊，啥时候能轮到咱们，把车往里赶吧。”
老刘把骡子车赶到机场跑道东哨兵站岗处。
哨兵拦住车，看了看我，见伤的挺重，就放行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挺兴奋的。
有一架飞机正卸东西，老刘和其他三个送我的人半天多还没吃东西。
我对他们说：“你们去那看看，卸下来有啥吃的东西，跟他们要点。”
不一会，老刘拿回一袋火烧和压缩饼干。
等飞机卸完货，老刘跑去问飞行员，得到的答复是飞机一会飞石家庄，人都满了。
老刘又马不停蹄的问另一架，那是飞往沧州的，正好还有位置。
等第二架飞机卸完货，四人把我抬上飞机。
机舱里一共40多个病号。
老刘叮嘱我：“一定要记住自己去的是沧州，有啥事给家里写信。”
两小时后，我入住沧州地区医院。
护士为我清洗身体、消毒，从我屁股上抠出一大捧煤渣，那是房顶砸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迹。
我家是平房，房顶是北方常用的那种煤炭烧过后的炉灰再掺和白灰水做成的。
在家时，我整天穿一件绿色大裤衩平躺着，身下长了褥疮自己居然不知道。
住院一个多月后，我还是高烧不退，医生先是检查出胸十二椎和腰一椎骨折，后来，因为高烧的原因，又多次检查，最后查出的是胸四椎体缩进。
地震时，我自作聪明的钻到小饭桌底下。房顶砸下来后，压在饭桌上，作用于四个桌腿，桌腿太短，压到了我的胸椎。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那天，医生给我做了手术。
手术后挺长时间，我还是坐不起来。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康复，我终于能坐着了，可是没多久，我的胯骨又骨折了。
于是，医生又给我做了一次大手术，取出了碎骨。
之后，是漫长的康复。
直到1980年4月26日，也就是地震发生将近四年后，我才回到老家——唐山丰南胥各庄于家泊北村。
当年，于家泊北村共十个生产队，1000多口人，一场大地震下来，砸死100多人。
我们村光截瘫的就三个人，上文说到的史重台老婆没救过来，死了。还有一个张建文老婆，也是截瘫，但她砸的轻，出院后还给张建文生了一个女儿。
半年后，我住进专门收治地震截瘫病人的丰南截瘫疗养院，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中的大半时光。
越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相信命运的存在。
当初，假如我没主动争取去唐山机场，也许用不了两天就死了。就算到了机场，老老实实排队的话，估计等不到上飞机，也会死掉。
地震时，如果我没往饭桌底下钻，肯定会是另一番境况，不是被砸死，就是安然无恙的被救出去。
地震那年我29岁了，我弟27岁，都还没结婚。
那时，我们家里特别穷，我爸就是40多岁才娶的我妈，地震时，我爸都70多岁了，我妈砸死后，老人家没过几年，也走了。
地震过去48年了，我能活这么久，真的要感谢国家，在沧州近四年的治疗要花费多少，更不用说在截瘫疗养院的这些年了。
我没上过几年学，但原来就喜欢看看书，漫长的病床时光，靠着书的陪伴。
我喜欢看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书。
我看到过一位诗人描写他濒临死亡时的体会。事实上，我被房顶压住昏死过去的那几个小时，也有类似的感觉：
“没有恐惧，有的只是沁入骨髓的冷嗖嗖的遗憾。开始回想，想自己经历过的事，一幅幅图画或场景在眼前叠加起来，闪过……真的，就这样完结了吗？”
“首先丧失的是时间感，时间静止了，不存在了，接着是意识的弥散，不再想自己的肢体、头脑和心灵。好像自己正在渐渐溶解，在渐渐向周围的石头中渗透。”
“最后，一定是在生命绝望的极限处，在视觉性的意识空间，出现了一片极为柔和、静谧、缥缈的蓝色。一种淡蓝，很均匀，有些小点点，很浑厚，犹如我看惯了的机械图纸底色上的那种蔚蓝……”
“据说，国外一些专门研究死亡的学者，采访过许多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记录了他们的回忆，并编成一本书。我没见过这本书，不知道他们所感受的死亡是什么颜色。但残酷的唐山大地震，却给了我这样一个无限接近死亡，又终究没有超过界限，并最后携带生命返回人世的经验。这经验告诉我：死亡是蔚蓝色的。”
说了这么多关于生死的话题，大地震其实就是一台无情的水压机，把我们平日里如水的时光一下子压缩到极致，让我们的一个行动，甚至一个念头就决定了自己的生死。
我想说：如果真有一个叫上天的水压机的话，我想对这台水压机说，不论是予是取，是生是死，来吧，我都会坦然面对。
（注：本文主人公刘宗保，1947年出生，唐山丰南县胥各庄公社于家泊北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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