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选《花鸟图卷》局部 天津博物馆藏
钱选在元初画坛的真实地位及其逐步消隐的原因
一、名震元代初期画坛的真实钱选
明清以来的正统画史画论对钱选的评价都不高，评价其绘画成就、名气、地位、影响都很一般。如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中云：“赵松雪孟頫、梅道人吴镇仲圭、大痴老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彦敬、倪元镇、方方壶，品之逸者也；盛懋、钱选其次也。”又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八《钱舜举画陶征君归去来辞后》中云：“吴兴钱选舜举画陶元亮归去来辞，独多予所见凡数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龙眠、松雪遗意。”从上述两段王世贞记载的有关钱选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他将钱选置于赵孟頫、吴仲圭、黄子久、王叔明、甚至是高彦敬、倪元镇、方无隅、盛子昭之后，对钱选的评价不高，而且还颠倒了钱选和赵孟頫的先后顺序，称钱选有赵孟頫的遗意，甚是可笑。此外，还有董其昌在跋钱选《兰亭观鹅图》中云：“钱舜举宋进士，赵吴兴以先进事之。尝问士大夫画于舜举，舜举曰：’隶法者是。’吴兴甚服膺之。及其自为画，乃刻画赵千里，几于当行家矣。”董其昌称钱选的绘画刻画工整，几于行家者同。并云：“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将钱选完全划归在“北宗”之列，与文人画毫无关系。王世贞与董其昌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董其昌，其画学思想、理论成为后世画界的正统，他对钱选的定位无疑直接影响了后人对钱选的认识与评价。
董其昌 跋钱选《兰亭观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那么钱选在元代的画坛地位是否真如王世贞、董其昌所云的那样呢？其绘画艺术是否也如二位评价所云呢？答案则完全与此相反，现于下文，从三个方面一一详谈。
首先是钱选的绘画艺术。
钱选的绘画艺术从技法与风格上看既不同于宋代院体，又不同于元代文人画，其风格鲜明，独树一帜，得到了时人的肯定与褒奖。元代方万里在《桐江续集》卷二十六《题钱舜举着色山水》中云：“此画老钱暮年笔，真成一纸直千金。”便是一证。赵孟頫在《题钱舜举画》中云：“舜举作着色花，妙处政在生意浮动耳。尔来日夕，沉埋醉乡，吾恐久乃不复可得，觉非其深蔵之。同郡赵孟俯题。”赵孟頫还为钱选所作《八花图卷》题云：“右吴兴钱选舜举所画八花真迹，虽风格似近体，而傅色姿媚，殊不可得。尔来此公日酣于酒，手指颤掉，难复作此，而邻里后生多仿效之，有东家捧心之弊，则此卷诚可珍也。至元廿六年九月四日，同郡赵孟頫。”为《来禽栀子》题云：“来禽栀子生意具足，舜举丹青之妙，于斯见之。其他琐琐者，皆其徒所为也。孟頫。”赵孟頫曾师法钱选，并青出于蓝，他对钱选较为客观的评价也透露出钱选的绘画艺术在元代初期画坛还是比较有影响，所以出现了“邻里后生多仿效”钱选绘画的现象。也难怪钱惟善在《题钱舜举<弁山雪望图>》中发出“一代风流惟见画，令人转忆霅溪翁”的感慨了。元代陈泰在《所安遗集》中《为秋堂题钱舜举所画吴兴山水图》条下云：“吴兴山水虽可摹，老钱丹青今世无。”元代赵汸《东山存稿》卷二《赠钱彦宾序》中亦云：“吾邑令吴兴唐子华，尝为余言：赵文敏公，以清才雅望，见用国朝，名声流于四海。其同时有牟成甫、张刚父、姚子敬、钱舜举，文学之美，皆与公相先后。舜举以绘事擅名，公甚敬其为人，尝赠之诗，有’鲁国万钧王月重，汉天一点客身孤’之句，而不及其画。盖皆一时之杰也。”都说明了钱选绘画在当时的影响。《元诗选》二集卷二中“钱选”条下记载：“霅川翁钱选，字舜举，号玉潭，吴兴人，宋景定间乡贡进士，年少时嗜酒，好音声，善画，山水师赵令穰，人物师李伯时，花木翎毛师赵昌，皆称具体，用笔高者，至与古人无辨，尝借人白鹰图，夜临摹装池，翼日以所临本归之主人，弗觉也。赵文敏公孟頫蚤歳从之问画法，乡人经其指授，类皆以能画称。”这段话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是钱选的绘画临摹水平很高，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第二个是由于钱选的绘画水平很高，所以不少乡人向其学画，这些人经过钱选指导后，皆能画出不错的作品。由此，可看出钱选的绘画水平较高，且得到时人的肯定。
赵孟頫 跋《八花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钱选《来禽栀子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其次是钱选的画坛地位。
元代初期吴兴地区有“吴兴三绝”的雅称，分别指的是钱舜举画、赵子昂字、冯应科笔。这在很多方志、笔记、小说中都有所提及，如《两浙名贤录》卷四十八云：“论者以钱舜举画、赵子昂字、冯应科笔为吴兴三绝。”《湖州府志》卷二十云：“赵子昂字、钱舜举画、应科笔为吴兴三绝。”《徐氏笔精》卷七云：“元季吴兴冯应科笔与赵子昂字、钱舜举画称三绝。”元代朱同《覆瓿集》卷六《书钱舜举画后》云：“吴兴钱舜举之于画，精巧工致，妙于形似……居吴兴三绝之一，其以是与！且其折枝啼鸟，翠袖天寒，别有一种娇态，又非他人所能及者。”
由此可知，在元代初期钱选是以画名世，而赵孟頫是以书法名世，加上钱选比赵孟頫大15岁左右，可以设想一下，当钱选三十岁左右在吴兴地区画坛独领风骚之时，赵孟頫还是个极为年轻的少年，其可能还没有涉足画界也未可知否。
因此，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七中云钱选“入元以工画花鸟名江南”也确为中肯。清代吴升《大观录》卷十五《题钱舜举梨花图》云：“霅溪翁设色山水、人物、花鸟各种精能，乃深探前人名迹神韵而自成一家……名震初元。”也定非虚言。
钱选《白莲图》山东省博物馆藏
再次从钱选作品被造假的角度来看。
钱选由于绘画水平高，在元初名气很大，致使不少造假者把他当成了“发财致富”的摇钱树，大肆制作钱选的伪作。1972年山东省朱檀墓挖掘出土的钱选花鸟画作品《白莲图》中有作者自题，题云：“袅袅瑶池白玉花，往来青鸟静无哗；幽人不饮闲携杖，但忆清香伴月华。余改号霅豀翁者，盖赝本甚多，因出新意，庶使作伪之人知所愧焉。钱选舜举。”钱选还在另一幅作品《红白莲图》中题云：“西母瑶池乐未泱，仙人酲醉在容光。风标自有天然态，又管浓妆与淡妆。右题红白莲图，余爱酒爱画，不过遣一时之兴。而假作余画者甚多，使人可厌，今改为’霅溪翁’，凡无此跋皆假作也。钱选舜举自题于卷后。”据钱选这两段简短的题语中可知，他自改号为“霅豀翁”的原因主要是以他的名字作伪假冒的人太多，造成赝品横行，故改号以使那些作伪之人自惭形秽，杜绝此类形象的流行。试想，倘若钱选绘画艺术低俗，名气不大，那作伪造假之人岂会有利可图，这从侧面透露出钱选的绘画艺术与画坛地位的真实情况。
最后是文学造诣。
钱选早期受儒学思想影响，苦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其还撰写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等著作，可惜在宋元易祚之时，全部都付之一炬，焚烧殆尽，故遗留下来的诗文佳作少之甚少，致使后世无法对钱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甚至产生了误读。如黄子久在《浮玉山居图》的题跋中云：“霅溪翁吴兴硕学，其于经史贯穿于胸中，时人莫之知也。独与敖君善讲明酬酢，咸诣理奥。而赵文敏公尝师之，不特师其画，至于古今事物之外，又深于音律之学，其人品之高如此，而世间往往以画史称之，是特其游戏而遂掩其所学。今观贞居所藏此卷，并题诗其上，诗与画称，知诗者乃知其画矣。至正八年九月八日，大痴学人黄公望稽首敬题，时年八秩。”据此篇跋文可知，钱选长于经史，造诣极高，其能与敖君善讲明酬酢。敖君善者，大儒也，《万姓统谱》卷三十三中云：“敖继翁，字君寿（“寿”当为“善”，笔者注），福州人，寓居湖州。邃通经术，动循礼法。元赵孟頫师事之。平章高显卿荐于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所著有仪理礼集说。”又，《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五中云：“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人，后寓家吴兴。筑一小楼，坐卧其中。冬不炉、夏不扇，出入进止皆有常度。曰从事经史。吴下名士多从之游。初仕定成尉，以父任当补京官，让于弟。寻擢进士。对策忤时，相遂不仕。益精讨经学，而尤长于三礼。尝以鲁髙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仪礼也。生之传既不存，而王肃、袁凖、陈铨、蔡超、宗田、僧绍诸家注亦未流传于世。郑康成旧注仪礼疵多醇少，学者不察，因复删定，取贾䟽及先儒之说，补其阙文，附以己见，名曰仪礼集说，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浙江平章高彦敬荐擢信州教授，未任卒，赵孟頫倪渊皆师事之。”敖继公以经史名世，著书立说，在吴兴一代影响甚大，弟子众多，而钱选却能与其“讲明酬酢，咸诣理奥”，从侧面可以证实钱选的文学造诣之高。此外，柯九思在《丹邱生集》卷二《钱舜举花鸟十幅》中云：“古人工花卉者，有黄筌之精研，有徐熙之散逸，俱属神品，名冠今古，三百年来无有能似之者，至我元有钱舜举，能兼二子之长，盖其质秀才美，词翰并妙，绘事之技，止其绪余。若此数幅，又余事之余，而更清丽不凡，天趣独得，诚艺林中通材也。予闲居观此，不胜敬服，为之击节三叹。”此段文字一方面记载了钱选的绘画实乃其词翰之余事，说明钱选的文学造诣之高。另一方面说明虽是词翰之余事但却达到了清丽不凡，天趣自得的艺术境界，直可与黄筌、徐熙相媲美。
黄公望 跋钱选《浮玉山居图》
也正是源于此，他才能跻身以文学名世的“吴兴八俊”之列。董斯张《吴兴备志》卷十二中云：“张复亨，字刚父，乌程人，力学博闻，仕至泰州同知。时与赵子昻、牟应龙、萧子中、陈无逸、陈仲信、姚式、钱选皆能诗，号吴兴八俊。虞邵庵尝称：唐人之后，惟吴兴八俊可继其音。”由此钱选的文学造诣可见一斑。
总之，钱选在元初的地位较高，他既身居“吴兴八俊”，又跻身“吴兴三绝”，其在绘画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是吴兴地区为数不多的才俊，在这群人中，能够将绘画艺术与文学修养共同融于一身的人很少，而钱选即是其中一个。
二、钱选画坛地位逐渐“被”消隐的原因
钱选既为“吴兴三绝”之一，又为“吴兴八俊”之一，在元初与赵孟頫不分伯仲，相互比肩，甚至在画名上过于赵孟頫，按理当名声远播，影响甚大才对，为何随着历史的演进却逐渐消匿。明清两代不少论家在言及元代绘画时一般都是首推赵孟頫，次云元四家，再次为高克恭，然后才有可能轮到钱选（注意是有可能），这种排列的先后顺序无疑强调了画家的重要性与影响，如明代王世贞所云：“赵松雪孟頫、梅道人吴镇仲圭、大痴老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彦敬、倪元镇、方方壶，品之逸者也；盛懋、钱选其次也。”钱选之画坛地位何以沦丧至如此境地？余以为原因有六，兹罗列如下；
（一）无文集、诗集传世
虽然钱选学富五车，著作煌煌，作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等书，既通音律，又精文史，然而宋元易祚，皆焚于火。史载：“公尝著书，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之目，后皆焚之矣。”众所周知，著作对于一个文人的思想与学说的传播极为重要，也是后世文人对他进行研究时所必须的重要史料。然而，心如死灰的钱选将其付之一炬，这一举动大大消弱了钱选在后世的影响，要知道在古代文字的传播比绘画的传播更快捷、更方便。假如他有一本文集类似于赵孟頫的《松雪斋集》，那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钱选《浮玉山居图》上海博物馆藏
（二）无传派、无著名弟子
钱选在绘画、文学等方面都没有衣钵传人，更没有传派，虽然史料记载吴兴地区的乡人经钱选指导都可以为画，但这些乡人应该都是较低层次的文人，而且他们也不能称为钱选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一个画家在历史上地位的形成需要很多学生辈、甚至是学生的学生来推波助澜，或者说是一个学派、流派的支撑。而钱选则是孑然一身，这和他的归隐密切相连。
与此相反，赵孟頫弟子众多，学派甚众，“晚岁离开大都时，不仅已是松雪体风靡海内外，而且他的学生辈书家如虞集、柯九思、揭傒斯、张雨、朱德润、康里巎巎均皆活跃于大都，赵氏一门除妻管道昇外，其弟赵孟籲，子赵雍、赵奕也都享有书名。”绘画方面，后来的元四家、陈琳等人都或多或少的依附赵孟頫，这无疑使赵孟頫得名气越来越大。
（三）其在开创风格方面的局限性
钱选的绘画在上承北宋工细风格的院体，下开元代文人之写意画风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正是由于这个承上启下的“尴尬”角色，使得他的绘画既有北宋工细的院体特点，又有元代文人的写意风格，与此同时，也显示出他在开创文人写意绘画风格方面的局限性。甚至更多学者认为工细青绿的技法与清静明丽的画风才是他绘画的核心，以至于将其定位于职业画家或北宋院体画家的行列，如元代的夏文彦、明代董其昌，现当代王逊、杜哲森、徐建融。董其昌评价钱选的绘画“乃刻画赵千里，几于当行家矣。”徐建融评价钱选的绘画为“精巧工致，姿韵妩媚，是钱选画风的基本特色，论画法，完全是南宋’近世’’画史’的’恒事’而与文人画的作风是大有径庭的。”这些古代、现当代的学者对钱选不深入的认识与略显偏颇的评价，都是过多地关注到了钱选绘画中职业画家与北宋院体画风的技法因素，而忽视了钱选在文人写意画方面的开创性意义。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钱选的绘画与元代文人写意画在技法、风格上有一定的差别，亦说明钱选在开创新风格上的不足，这无疑使钱选在后世的影响大打折扣。
钱选《梨花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四）无功名，求隐居
无功名，求隐居是钱选名声消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蒙古族对国土的践踏与朝廷的沦丧，钱选选择了将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这只是表面现象。他烧掉的是心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一把火对自己前半生所从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争取功名的事业做了一个了断。从此开始了向往老庄、隐居求逸的别样生活。如他在自题《山居图卷》中云：“山居惟爱静，白日掩柴门；寡合人多忌，无求道自尊。鷃鹏俱有意，兰艾不同根；安得蒙庄叟，相逢与细论。”在自题《青山白云图》中云：“远山郁苍翠，胜境非人间；白云自出岫，高耸谁能攀。隐居得其趣，丘壑藏一斑；扁舟任来往，慰我浮生闲。”在自题《金碧山水卷》中云：“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画图开”、“我亦闲中消日月，幽林深处听潺湲。”像此种言论在他的题画诗中俯拾皆是，这说明他彻底归隐的心态。
钱选是没有功名的，他所谓的乡贡进士与绘画名声也仅仅局限于吴兴地区，而后来的赵孟頫则是飞黄腾达，官至一品，享誉海内外，其历官集贤直学士、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等。赵逝世后还追封为魏国公，谥文敏，这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文人所能期及。钱选与赵孟頫相比，志向差异太大，地位相距何啻千里，因此他们的影响自然大相径庭。此处需要明确的是，钱选入元后选择隐逸，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在赵孟頫出仕元朝后，很多人通过他谋得官职进入仕途，而钱选却丝毫不为所动，隐于诗画，终了一生。对此，张羽在《静居集》卷三《钱舜举溪岸图》中有所记载，其云：“吴兴当元初时，有八俊之号，盖以子昂为称首，而舜举与焉。至元间，子昂被荐入朝，诸公皆相附取官达，独舜举龃龉不合，流连诗画，以终其身。”因此，钱选归隐后不再有任何出仕的想法，也没有任何去攀附权贵的行为，仅仅以诗画为业，隐于吴兴，是真正意义的归隐，。
在古代，文人们对功名何其重视，视为一种事业，是可以付出毕生精力去追逐的梦想。他们对功名的重视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得以体现，在书信称呼、墓志铭、名号中都把官职写在前面，如书信称呼的有《与孙知损运使书》、《与谢民师推官书》、《与张文潜县丞书》、《与陈师仲主薄书》；墓志铭的有《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发架阁郑府君墓志》、《故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于君墓志铭》、《故宋迪功郎庆元府学教授魏府君墓志铭》；对画家的称呼有王右军（王羲之）、薛少保（薛稷）、唐解元（唐寅）、赵集贤（赵子昂）、米敷文（米友仁）；形状的有《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元故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公行状》、《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等等，不胜枚举。
虽然古代也有隐逸的大儒为后世历代吟咏，但隐逸终归是一种求功名未得之后的一种无奈选择，历史上的文人极少有不求取功名而直接隐逸的。取得功名后隐逸与没有取得功名便隐逸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与影响，而钱选是在根本没有取得功名的时候就选择了归隐，这和一些名士取得功名之后，或因仕途不顺，或因惨遭陷害进而归隐的人有着很大的区别。没有取得功名就选择了归隐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钱选的名声。
钱选《山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五）元代以后审美风尚的转变
元代以后审美风尚的转变造成了对钱选绘画评价不高，进而影响了钱选画坛地位的变化。审美风尚的转变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在具体技法上的讲求以书入画。第二，在造型上追求不求形似。第三，色彩逐渐转变为水墨。第四，从宋代绘画追求真实转变为写心。第五，追求书卷气、文人气。如果依此五点去审视钱选的绘画艺术，就会发现钱选的绘画确实与之存在一定的矛盾与距离，当元代后期以及之后的画家、理论家们去评价钱选绘画的时候，就会出现“错打误判”，认为钱选的绘画无论在“以书入画”，还是“不求形似”，抑或是“水墨之变”等方面都存在矛盾，认为钱选的绘画确实比较接近宋代写实性的绘画。这是因为他们过多的关注于绘画中“形而下”的技的层面，而忽视了“形而上”的道的层面，忽视了钱选绘画中写心的境界，以及那种典雅、古朴与充满书卷气、士气的别具一格的独特格调。
（六）赵孟頫掩盖了钱选
这是钱选画坛地位逐步被消隐的很重要的一条原因。由上论述可知，钱选在元初画坛地位上比赵孟頫稍胜一筹，或者说在元初只有赵孟頫可与之比肩。然而，除去绘画艺术本身，不管是身份、家境、经济状况，还是仕途、朋友圈子等，赵孟頫都远远优越于钱选，尤其是赵孟頫仕元后，官居一品，荣际五朝的身份，使其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对象。再加上赵孟頫门徒、传派众多，后世对其推崇备至，于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赵孟頫却逐渐替代了钱选，并成为元代首屈一指的大家。
李永强，美术学博士，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探索》执行主编
注：本文节选自2016年第4期《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