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感不但在人际关系中,而且在文学评判中都是重要的原则,它让我们既能够认清、忍受一个世界,同时仍对另一个理念的世界心生向往并持有信心。我们通过文学在两个世界穿梭,因此可以理解菲尔丁的用意。
“菲尔丁允许汤姆·琼斯得到幸福,不过同时也告诫我们,这等美满结局与现实不符。他在书中写道,有一条言之有理的道德信条,说是好人有好报:接着他补充道,该信条只有一个死穴,那就是它不现实。”
“好人有好报”的现实性就在于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做一个好人,如果在现实中从未看到过好人,那么自己首先来做一个好人;它的非现实性则体现在我们通过汤姆·琼斯、哈利·波特的故事看到它,我们向往但不强求在现实中一定看到它。这意味着,“好人有好报”不是一个经验的事实,而是理性的事实,后者不需要前者充当论据。
①更倾向于暴露问题,并无解决问题的兴趣,“问题永远存在”的特征让它们比多数现实主义作品更贴近现实。
②除了我们亲手构建的秩序外,再无其他秩序。
③对基于因果关系的叙事持怀疑态度,情节是次要的。
④现实主义呈现一个展开的世界画面,现代主义呈现一个文本。
⑤现实主义以问题的解决而告终,现代主义则让主人公独自远行,“他的问题虽未解决,但至少摆脱了社会或家庭的羁绊”。
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如果要从私人性中超脱出来,就要走向诠释,即走向公共性。“意义不是无限的⋯⋯意义之所以相对固定,是因为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事情。它代表特定时空中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体现着共同的行为、情感与感知方式。即便存在争议,人们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就所争为何达成一致,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争议。我认为索菲亚比卡罗来纳更性感(更炎热),而你说不敢苟同,因为我说的是影星,而你讲的是地名。”这说明若不可分享则谈不上意义,意义是一个交流过程,但一定存在某些一致性的东西。
“最蹩脚的文学批评,不过是换换说法,把故事再讲一遍。”
真正的批评则要考虑到如下这些方面:
①它与叙事的流动拉开距离,仔细甄别频繁复现的观念与主题,发现某些平行、对立与关联关系。
②它避免孤立地看待人物,而视之为某种模式中的元素,与主题、情节、意象和象征地位相同。
③探究作品如何用语言营造气氛和情感氛围。
④不止关注故事内容,也关注其形式与结构。
⑤考虑故事对人物所持的态度,查看文本中出现的各类文学模式(现实主义、寓言、幻想、罗曼司等等)。
⑥就小说中矛盾含混之处进行深入探讨。
⑦就小说的道德观提出一些问题,不会放弃追问它的合理性,未必一定要积极认同。
与哈罗德·布鲁姆对文学的严格界定不同,伊格尔顿并不排斥《哈利·波特》,他恰恰从中总结出“故事想要立起来,其人物必定要遭遇不幸”。“事实上,这部小说与悲剧仅一步之遥。就像许多寻求救赎的角色,哈利必须以自己的死换取他者的生。唯有一死,方能彻底消灭伏地魔。不过儿童故事有着大团圆的传统,以免心灵创伤让小孩子睡觉时瑟瑟发抖,所以小说祭起了各式法宝,使哈利免遭死亡的厄运。全书的结束语’一切都很好’道出了所有喜剧末尾的潜台词。”
本书的最后,作者提出了永恒的问题,“将一部作品归于伟大之列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文学评判有客观标准可循吗?”
回答是一系列的否定:并非深刻复杂的就是好的,复杂并无内在价值,表面描写也可以精彩绝伦;并非连贯的、统一和谐的就是好的,“碎片可能比整体更具魅力”,“某些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要的就是不和谐的效果”;情节和叙事并不能保证作品一定优秀,《等待戈多》《尤利西斯》《荒原》都是反例;语言一定要丰富多彩、新意迭出吗?也不一定。
文学是否根本不存在类似于数学的精确性?或者数学有数学的精确性,文学有文学的精确性,二者涵盖的范畴截然不同?伊格尔顿没有给我们答案,他仅仅“狡黠地”提供了几个范例。例如在《洛丽塔》中,亨伯特·亨伯特在高速公路上被私家侦探跟踪的情节就体现了什么才叫有“文学味儿”,而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的一段描写则“看似发自天然,实则遍布心机”,“既缺技巧,也乏节制”。区别就在于刻意和非刻意。
隐隐约约,伊格尔顿又回到了布鲁姆,总是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在严肃文学的世界中发挥作用,这正是文学评论发挥价值的地方。
我们从《文学的读法》中获得的,不仅是如何看待并继承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降的伟大的文学传统,更是如何擦亮并发展我们的眼光;不仅触及了如何读的门径,更获得了如何写的一鳞片爪。
因为事实总是这样的:阅读必须进展到书写的程度才算完成,阅读无法完善自身,书写是前者命中注定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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