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后，我们带着上帝视角看新中国建立的艰苦过程，都会得出几乎一样的结论，那就是：遵义会议是个极其重要的节点，因为，这个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指挥地位。
但，毛泽东指挥地位的确定，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着肉眼可见的博弈。
其中，王稼祥的表现，被很多人认可，包括毛泽东自己，毛泽东曾多次说：遵义会议中，王稼祥投出了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的博弈到底如何？
王稼祥到底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1、“两阵营”的形成，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的处境
要说红军的建立和发展，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就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朱德。
这两人在红军中的威信非常之高。
但是，从组织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被共产国际组织深深影响，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共产国际的分支。
有了这个前提，那些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无论是中国出去留苏的，还是外国派过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往往要占据主要的领导岗位。
至于有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些人丝毫不考虑，这也为后来的红军损失埋下了伏笔。
1931年一月，王明成为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共中央的负责人。
王明“一朝权到手，就把令来行”，先是安排了项英担任中央苏区的书记职位（本来是有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作，无法脱身），后来又安排了新的“三人团”，成员是：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
这三个人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
这第一拨的三人团到了后，根据王明的指示，对项英各种排挤。
不久后，项英被免职，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苏区的临时书记，还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此时，毛泽东可谓是大权在手。
但是，很快王明就后悔了，因为毛泽东过于优秀，而且很有一套自己的思维逻辑和战术，威信也随着判断的准确和指挥得当，变得越来越高。
这不是王明想要的。
1931年10月，王明到苏联工作，兼任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团长，也管美洲的共产组织的一部分工作。
走之前，王明挑定了自己的代理人，有24岁的博古担任中共的总负责。
同年11月，已经下到苏区的三人团成员（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在赣南搞了一个“批判会议”，批判的就是毛泽东。
批判内容有三点：
一说毛泽东的思想狭隘，全靠经验。
二说毛泽东的“富农路线”不合适，毛泽东认为打土豪分田地，要人人平等，均分。而王明的传话筒们认为，富农和地主要赶尽杀绝，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三说，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是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保守主义，是“游击主义”。
这样的批评，简直就是稚嫩到家了。
根据指示，毛泽东的书记、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等职务，都取消了。后来，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毛泽东红一方面的总政委职位算是恢复了。
赣南会议后的那段岁月，确实是毛泽东的至暗时刻。
1932年的5月，王明对毛泽东的批评又来了，认为毛泽东主张的“不要硬碰硬”、“诱敌深入”的游击主义要不得，要和敌人勇敢对垒，要敢“先发制人”。
而毛泽东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最合理的战术，要生存，再求发展，要避免冒险主义。
1932年的10月，发生了著名的“宁都会议”，这又是一次王明势力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
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被迫去养病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再次被撸掉了。
此时的王稼祥、任弼时等人和毛泽东接触了一年多，被毛泽东的领导魅力和军事思想深深折服，思想开始转变，为毛泽东说好话。
但无济于事。
1932年的12月，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虽无职务，也没有参与战争的直接指挥，但朱德和周恩来等人采取的是毛泽东以前的战术，因此，战况相当不错。
1933年初，王明的代理人博古、李德来了苏区，跟着来的还有张闻天（洛甫）。
博古年轻，没有指挥经验，所以，在军事上比较依赖德国人李德。而李德，不了解实情，完全以“苏联攻取大城市的模式”为参照。
战争不是躲在办公室，一份地图，几个电话就能决定的。
李德等人认为可以。
于是，在1933年的九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改曾经的游击战为阵地战，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注定这是一场要失败的战争，毕竟，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打对攻战，红军哪里有胜算？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了。
这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中，很多人都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毛泽东提倡的战术更为实用。
就此，红军迫不得已开始长征。
此时，红军最高三人团是：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三人决定所有的大事。
长征早期，红军的机关和直属队伍分成了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就是“红星纵队”，这就是“中央纵队”。
而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就在第一纵队里。
因为王稼祥有伤，毛泽东有疟疾病，两人都在担架队。张闻天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对李德、博古失望，于是，也和担架队在一起。
就此，这三人日夜交流，相谈甚欢，王稼祥和张闻天越来越敬佩毛泽东。
这份友情，这份志向相投，会影响很多。这是后话，暂时不提。
总之，红军内的两阵营已经形成，一个是支持王明、博古这一派的，另一个是支持毛泽东等人的，包括明着的，和私下的。
博弈开始了。
2、遵义会议，三个人率先发起了“进攻”
第五次反围剿不是博古、李德等人指挥失利的终点。
1934年11月底的湘江战役，彻底放大了李德和博古的指挥水平，红军过了个湘江，人数减员超过一半，从起初长征开始前的8万多人，减员到了三万多人。
革命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了，如此折腾下去，红军可能会消失在华夏大地上。
因此，在1935年1月15日，召开了最为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的召开颇有意思，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多次建议，周恩来也多次向博古做工作，才决定召开的“遵义会议”。
会议的议题，就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中的湘江血战，并决定下一步的走向。
参会者当时有20人。
博古主持，并先开始发言，他主要就是摆出各种客观条件，声明军事指挥存在着错误，但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言下之意，就是王明那一套没有错，他博古也没有错。
不得不说，博古的口才还是不错的，洋洋洒洒说了一个多小时。
接下来，周恩来作为“最高三人团”之一，谈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把很多责任归到了自己头上。
两个人的发言，一个找客观理由，一个主动承担，姿态高低，立下可判。
周恩来的发言，受到了大家热烈的肯定和欢迎。
接下来，博古让大家讨论一下。
张闻天马上站了起来，拿着准备好的提纲，上来就开门见山：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下来，张闻天侃侃而谈，指出博古、李德的错误在哪里。
最后，张闻天说了一个结论：华夫（李德）同志等，表现出了在战略问题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倾向。
从张闻天一说话开始，全场的人都静静地听着，虽是会议，但大家感觉到了针锋相对的博弈。
张闻天讲完话，博古和李德表情极其怪异，没有想到张闻天如此敢说，敢如此批评他们。
而另一个重型炮弹马上来了！
毛泽东常常是在会议的后面讲话，而这一次，直接接着张闻天继续开讲。
毛泽东深谙语言的艺术，看似长篇发言，但语言生动，举例恰当，既分析了游击战在当时情况下的重要性、合理性；也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的战略错误，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娓娓道来。
毛泽东发完言，现场的大家才回过神来。
两个字，精彩！
当时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的地位不同，他只是个委员，因此，有人在支持毛泽东的问题上，还是有犹豫的，毕竟，支持毛泽东，意味着要站队，要站到毛泽东这边了。
谁会是第一个跳出来支持毛泽东的人？
王稼祥。
毛泽东讲完话，掌声过后，王稼祥直接站了起来，发言简单、干脆、粗暴：第一，完全赞同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的发言；第二，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有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
现场众人直接呆了，敢如此站出来力挺毛泽东，王稼祥真的是太过“勇敢”了。
很多年后，毛泽东对外赞扬王稼祥：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如此表现，那么，其他人该如何抉择呢？
3、毛泽东成了红军真正的领导，带领红军走向了新生
王稼祥表了态，振聋发聩。
这时候，老同志朱德站起来了，他不想再等，他知道这个关键的时候，必须坚决亮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那可是他的老搭档。
朱德的话，不激烈但有温度，而且很有力量：“毛泽东是红军的主心骨，因为他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因此，红军能从小变大，有弱变强。李德顾问来了后，不调查，光是靠地图指挥战斗。我们这些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战斗，这不就是有问题了吗？……”
重锤一记一记砸向博古、李德，此时，一个人跳了出来：“毛泽东懂啥？不就看了《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吗？”
这个站出来的人叫凯丰，是博古的同学，他要给博古站台。
毛泽东冷静地反问：“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有几章吗？”一句话，直接点了凯丰的死穴，他无言以对。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后，凯丰等人开始四处拉拢和联络20人中的英才们，但效果并不好。
16日、17日，对博古等人的一波一波的攻击又来了，彭德怀等人先后表态：坚决支持毛泽东。
最后，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一个人头上，那就是周恩来。
当时的周恩来，影响力还是很大，除了军事指挥能力不如毛泽东等人，论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周恩来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周恩来是“最高三人团”的一员。
儒雅的周恩来发言了，此时，哪怕地下掉下一根针，大家都能听见，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会成功。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的，我建议，今后有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行动！
周恩来此言一出，大家都知道，此事盖棺定论了！
后来，李德说道：“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
最后，经过统计，20位出席者中，有17位支持毛泽东，只有博古、李德、凯丰三人抱成一团。
这一次之后，毛泽东重新进入了核心队伍，先是辅助周恩来指挥军队，同时，毛泽东提议“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是为了暂时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不和其搞对立）。
1935年3月11日，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于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为了新的三人团。
这之后，大家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历经各种挫折，终于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创造了伟业！而建国时，距遵义会议只有14年。
遵义会议是红军和中国革命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如果那时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依靠李德、博古，红军一定走不远，甚至消失。
那天的会议有争执，但王稼祥简单干脆的语言，吹响了支持毛泽东的号角，成为了毛泽东口中“最关键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