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哈斯是个模范公民，敬畏上帝，勤俭持家，忠厚待人。“因为他乐善好施，仗义执言，乡亲邻里没有一个不喜爱他。一句话，要是他能明哲保身，那他定会得到天地的护佑。可是，到头来他的侠义情肠却使他变成了杀人越货的强盗。”我们从一开头就知道了结局，一个好人变成了坏人。一个大大的问号出现在眼前：他为什么会变成坏人？是什么造成的？
科尔哈斯的妻子仍然残存着希望，认为选帝侯一定被蒙蔽了，不知实情。她自告奋勇前往宫中，希望面见君王，陈述冤情。但没想到却被警卫刺中胸部，不日身亡。
科尔哈斯不愿生活在一个“无人愿意保护我的权利的国家”，原因就是我们每个人没有说出但从未消失的朴素观念：“为人与其受人践踏，宁愿为狗！”妻子的死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像生活中百般寻求正义伸张而不得的人一样，只有一句话回荡在心间——“如果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科尔哈斯于是落草为寇，自称“只服从于上帝的帝国及其边界的自由民”。他火烧了容克的特龙肯堡，追杀逃跑的容克。当他的队伍逐渐壮大，势力迅速增长的时候，甚至选帝侯都感受到了威胁，下令围剿。马丁·路德博士试图将科尔哈斯拉回人间秩序的正道，发表了一篇文告四下张贴，警告对方地狱的惩罚。
故事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科尔哈斯对信仰惊人的虔敬和对政治可怕的天真。他找到神父，表明只要当局公正审理自己的冤案，他就会解散队伍，回归正常生活。神父答应向选帝侯说明情况。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石乃在于法律秩序，科尔哈斯和神父都坚信这一点。对于科尔哈斯，法律能够保护他太太平平地做生意，是他身处这个共同体的原因。对于神父，人的法律居于神的法律之下，理所当然对所有上帝的子民都有效。
有人说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最重要贡献就是让我们看到政治的真相是什么，在他之前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只能看到政治应当是什么。如果以为应当就等同于现实，面临的就是科尔哈斯的困局。他满怀希望解散了队伍，回到家中等待消息。但现实永远充满了偶然与诡诈，没有人真正关心他的冤案。各级官僚不以为意，从前的同伙以他的名义行鸡鸣狗盗之事，引起选帝侯的怀疑，亲王派来的卫兵变成了看守者。阴谋仿佛环绕着正直之人，让他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科尔哈斯终于被逮捕，被押送至柏林。部分源于莫须有的罪名，部分源于政治势力的勾结与妥协。
故事的现实主义特征直到吉普赛女人的出现才被破坏。她对选帝侯作出过某种预言，而预言的纸条交给了科尔哈斯。我们都知道，吉普赛人在故事中从来都意味着灵异事件，他们仿佛代表着不可言说的或黑暗或光明的力量，让贫弱之人心生困惑，高位之人心生恐惧。命运的天平发生了颠倒，好像选帝侯变成了被诅咒的人，而科尔哈斯的幸运之路刚刚开启。没有人知道纸条上的答案，但选帝侯看到过预言成真的例子，于是千方百计想要拿到纸条。因为纸条上写着让他胆战心惊的三件事：“家族中最后一个王爷的名字，他亡国的日期，以及用武力征服他的国家的那个人的姓氏。”
科尔哈斯拒绝交出纸条，柏林的死刑判决已经下达，一切都已无可挽回，选帝侯面如死灰。吉普赛女人写下的纸条仿佛地狱的判官，没有给骡马贩带来正义，作为补偿，它给选帝侯带来了毕生的恐惧与绝望。恐惧唯其不可知的时候才是最大的恐惧，绝望就像潘多拉根本没有关上盒子，于是丝毫的希望都丧失殆尽。
克莱斯特创造的戏剧性充满了迷惑，想要拥有一根忒修斯的毛线绳用以走出叙事的迷宫，并非轻而易举。
昆茨希望为选帝侯做最后的努力，他断定骡马贩已经忘了吉普赛女人的样子，于是在柏林街头拦住一个老妇，许以重金，让对方到监狱骗出纸条。不过，昆茨的最大失误是，那人偏巧就是吉普赛妇女本人。她告诉科尔哈斯真相，后者说出了一个父亲能够为子女做出的最重要的事，“孩子长大以后会称赞他的做法；他现在能为子孙后代所做的唯一好事便是将这张字条保留下来”。字条仿佛象征了正义的惩戒，一个父亲为正义之事所做出的行动绝不可能对后代毫无影响，现世的利益具有暂时性，精神的作用却是永恒。
在“大洋国”（代表着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程的国度）纷乱的历史进程中，街头上人们正在抗议政府的腐败与不公，死亡随时都会降临。男人要出门加入抗议的人群，老父亲劝阻他说要想想孩子，孩子不能没有父亲。男人说道，正是因为将来提到这段历史时不想让孩子鄙视自己，这即使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原因迫使他必须出门。
这有没有令你想到囚室中克里托对苏格拉底的劝阻，同样也有孩子的理由，但苏格拉底拒绝逃走。这三个男人的言行都体现了“父亲主要意味着精神的传承”这句教育的断言，但这已经是题外话。
我们的问题和骡马贩一样多。“比如她究竟是何人？她的法术得自何方？字条既然为选帝候的命运作出了批注，为何不将字条交给他本人？为何在千百人中偏偏将这奇妙的字条交给他，交给他这个并不热衷于法术的人？”故事的魅力就在于不会给出答案，因为否则我们就会放下书本，拂袖而去。
当行刑日期就快到来的时候，仿佛选帝侯才是被判决的人，“他像一个彻底崩溃的人那样闭门不出，两天中粒米未进，简直无法再活下去”。骡马贩却过得安静而又满意。
刑场成了科尔哈斯伸张正义的殿堂。勃兰登堡选帝侯（柏林）宣布容克被判处两年徒刑，所有被夺去的东西都归还给科尔哈斯。另一方面，他对国内治安的破坏需要以死刑来赔偿皇上的损失。正义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权利的归权利，罪行的归罪行，惩戒的归惩戒，一切各归其位。
故事的结尾如同《死神与少女》弦乐四重奏第四乐章的骤然的、疾风暴雨般的结束，因为极致的高潮后一秒钟就是绝对的戛然而止，生命不会给我们一丝滞留其中的机会。科尔哈斯一步走到选帝侯面前，将字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一口吞下字条。选帝侯登时昏倒在地，浑身抽搐。“科尔哈斯走向断头台，在那里，刽子手用斧头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
斯蒂芬·霍尔盖特在《黑格尔导论》论及“艺术与人的完整性”时说道：“艺术以一种理想化了的形式向我们显明，我们在我们的精神与它自己的统一性之中、在自由的自我规定性之中，发现了我们真正的人性。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艺术并不给予我们直接的实践指引，因为它所呈现的那些男女英雄们是审美的理想形象，而不是伦理的或社会的理想形象。然而，艺术使我们欣赏到统一性与和谐的价值，宗教和哲学把这种统一性与和谐转变成了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术语。然而，如果我们丧失了对自由的、和谐的生命之可能性的信仰，如果——正如克莱斯特所做的那样——我们展现的世界图景中异己的力量占据着统治地位，那么，我们就不仅令我们的审美经验贫乏，我们也有丧失文明价值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审美的环节——的危险。”
他是不是在说那种“异己的力量”具有表面上的最大的迷惑性，我们会有以为吉普赛女人必定存在的错觉——也就是说，必定存在奇迹。康德在他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哲学中都警告我们说，不要相信奇迹，现象界只有因果，本体界（道德、自由）都来源于不可认识只可行动的纯粹理性。相信奇迹意味着我们放弃了精神的自身，瞬间踏入了不可知论，仿佛做什么都无关紧要，真正决定命运的是命运三女神或某些不可知的力量。
如果《米歇尔·科尔哈斯》没有让我们发现某种“真正的人性”；在科尔哈斯身上，没有“审美的理想形象”与“伦理的理想形象”的高度和谐，或者存在着和谐我们却没有发现；或者我们没有对本真的生命可能性的信仰⋯⋯我们就陷入了克莱斯特设置的迷局中，就像大多数时候一样是被“异己的力量”而非“自我的力量”所支配，面临着审美与文明的双重丧失。
吉普赛女人也许是需要被忽略的最无关紧要的角色，但科尔哈斯的死必须让我们意识到了什么。死亡常常意味着绝对的终结，但还有一种可能，它还意味着绝对的永恒，有关法律的、秩序的、正义的、精神的、艺术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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