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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记得到学界广泛关注，成为备受出版社青睐的出版品类。各类日记以影印、点校等形式陆续出版，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也对整理者和出版社提出更高要求。与稀见日记备受追捧相比，经典日记的再整理似未得到应有重视。如果说稀见稿钞本日记的出版代表学术研究的开疆拓土和日记整理的广度，那么经典日记的修订重刊等工作，则代表日记研究的高度和日记整理的深度。日记出版市场上的这两种趋向，共同搭建起日记整理与研究的基本框架。唯其根基牢靠，近年日记出版市场的繁荣才不致沦为昙花一现。

△ 《湘绮楼日记》（全五册），岳麓书社出版

在这方面，岳麓书社近期出版的《湘绮楼日记》新整理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部日记的作者王闿运（1833-1916）是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号湘绮，居室名为湘绮楼，为近代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和诗文大家。王氏为清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入肃顺、曾国藩等人幕府，长期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长沙思贤讲舍主讲等，民国初年一度担任国史馆馆长，所著《湘军志》《湘绮楼诗文集》等均有盛名。所著《湘绮楼日记》与《越缦堂日记》《翁文恭公日记》《缘督庐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今存《湘绮楼日记》起同治八年（1869）正月初四日，止于民国五年（1916）七月初一日，时间跨度四十八年。值此古籍整理出版迈入新时代之际，《湘绮楼日记》新整理本的推出有特殊意义，兹略为揭示。

明清以来，日记文献蔚为大观，至于近代，堪称浩如烟海。以“烟海”形容明清以来的日记，既表明这类文献规模较大，描述其存世数量、整体价值等难度较大，也表明探清此类文献的深度尚有大量工作亟待着手。最近几十年来，日记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试图廓清明清日记之烟雾，以为学界呈现明清日记的基本面貌。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中国日记史略》以及陈恭禄、冯尔康等人所撰《中国近代史》《清史史料学》等，都从不同层面勾勒出明清日记的轮廓。而如《历代日记丛钞》《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等大型日记影印丛书，则为这项工作的深入奠定坚实基础。最近十年来，北京大学张剑教授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搜寻、统计近人存世日记多达1500种以上。不过，考虑到明清以来日记往往以稿钞本等形态藏于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乃至私人手中，则这项工作仍未探得囊底。

随着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高度重视，公藏机构开放程度大为提高，互联网和数字化工程飞速进步，学者所能见到、出版社所能影印的日记远非从前可比。再加上文史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和文化史研究日渐兴盛，学者对日记的需求与日俱增，日记整理朝着规模化推出的新阶段大踏步前进。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凤凰出版社《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等以日记为主体的大型出版项目重启或新设，可视作如烟海般的日记的集体亮相。越来越多的稿钞本日记，尤其是小人物日记的出版，在给学术界增添新鲜史料的同时，也引发学界同仁诸多讨论。例如，在短期内日记总体规模及特色仍难全面掌握的背景下，大规模整理稀见日记是否只意味着文献体量的增加，而于探索日记特质助益甚少？前辈学者并非未注意到日记，只是他们多关注“晚清四大日记”等重要日记，如今这些日记却因“过熟”而受到冷落，这种学术的“趋新”是否需要重估？甚至，一些重要日记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等至今尚无标点整理本，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日记出版的不均衡状态，受学术观念及日记资源开放程度的影响。民国学人的日记观及获取日记的方便程度与今天差异较大。在蔡元培、鲁迅的时代，重要人物的重要日记才被视作有价值的材料，方能为学界普遍重视，获得刊行与流通的机会，而一般日记往往珍藏私家，只在小范围流通。至于今天，则任何一部日记都可能被研究者高度重视，获得出版机会，而经典日记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学界因经典日记研究成果丰硕，难以出新，故热衷于寻找稀见日记，而出版界则因稀见日记容易获得，且更易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倾向于出版稀见日记。诸种因素作用，使得“晚清四大日记”之类的经典日记，在当代日记出版市场上反而影响较小。

岳麓书社《湘绮楼日记》新整理本，其缘起和意义应当置于如上的学术史和出版史维度考察。《湘绮楼日记》之重新整理出版，不仅是一次市场行为，还应当视作日记研究范式探寻的一次回归。在近十几年的日记研究中，学者普遍重视稀见日记，从中抉摘的材料往往尖新，可拓展新的学术园地，可激活既有学术成果，还能与时兴的新文化史等研究思潮并向同行。只是，当研究者试图推动“中国日记学”研究，探寻中国日记之本体特色时，不能不面临如何把握中国日记基本面貌这一难题。由每一部稀见日记出发，研究者固然可觅得许多新材料，但此类日记于揭示中国日记之特质则助力甚少。而考虑到中国古代日记文献的规模，短期内难以实现悉数整理而后系统研究。此时，回归经典日记，由标杆式的经典日记出发，探讨中国传统日记的基本模式，无疑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毕竟，“晚清四大日记”概念的成立，正是一大批学人研究日记形成的重要学术积淀。这些已完成经典化的经典日记，涵括中国古代日记的各种基本样式，堪称中国古代日记的缩影。以它们为研究对象，不啻为探寻明清日记的“烟海”觅得一根探针。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经典日记如《湘绮楼日记》的重新整理出版，是图书市场的客观需求，也是学界心声的反映。

重新整理经典日记，在学理上也有其必要性。这批日记多数在清末民初以石印或铅印方式公开出版，限于彼时的印刷条件、文献整理观念等，部分日记略有失真，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为蔡元培有意删改。凡此，皆为后来的重新整理埋下伏笔。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经典日记陆续排印整理。以《湘绮楼日记》为例，手稿从王闿运家中流出，后为湘乡彭次英所得。1927年，商务印书馆据彭氏所藏稿本排印。1964年，台湾学生书局据以影印。1973年，台湾广文书局又重印。1997年，由吴容甫点校的《湘绮楼日记》在岳麓书社出版。这一版，吴容甫等人访得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廿三日至同年十二月底的日记佚稿，并订正商务印书馆版的部分讹误。近年又有出版机构再版吴容甫等整理的《湘绮楼日记》。2023年，岳麓书社出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王勇教授重新标点整理的《湘绮楼日记》。此次整理，“采用简体横排，以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为底本校点整理。校点过程，参考了1997年整理出版的《湘绮楼日记》及相关研究成果。……同时，利用《湘绮楼诗文集》等，增补了部分底本的缺字”（《湘绮楼日记·前言》）

2023年版《湘绮楼日记》的问世表明经典日记值得一再整理，而每一次整理总能在旧有版本基础上有所增益，或增补内容，或校订讹误等。比较2023年版《湘绮楼日记》与1997年版《湘绮楼日记》，可知新版在校勘方面取得诸多进展。

首先，新版《湘绮楼日记》依照底本，精细校勘。1997年版《湘绮楼日记》限于当时的整理条件，外加篇幅过大，因此，校勘学上的“讹脱衍倒”问题所在多有。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一月至二月的日记为例，可知1997年版涉及各类校勘问题共计8处。如：一月廿一日，“至夕又舁来”，“舁来”前脱一“以“字。一月廿二日，“无油暝坐”，当为“无油瞑坐”。又正月廿四日，“竟为搢子借去”，其中“子”当作“生”。二月廿八日，“吾未如之何”，当作“吾末如之何”。此外，尚有标点不妥者。如正月廿日，“借轿，许家轿未至”，当作“借轿许家，轿未至”。粗略统计，2023年版《湘绮楼日记》改正此类问题约1200处。此番修订后，一个更为准确可信的《湘绮楼日记》新整理本得以诞生。

其次，2023年版《湘绮楼日记》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底本，如对所载词谱等内容，做了谨严的处理。譬如，1997年版《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十九日日记有云：“杨诚斋说’塞翁吟衰飒，帝台春不顺。隔浦莲奇煞，斗百花无味’，今谱此四调于下……”旧版整理者把杨诚斋所言处理为五言诗。然考清代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卷三所载“杨诚斋作词五要”，有所谓“第一要择腔。腔不韵则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飒，《帝台春》之不顺，《隔浦莲》之寄煞，《斗百花》之无味是也。”其间载有方氏两条按语，认为杨诚斋“当是守斋。张炎得音律之学于杨守斋，陆辅之又学词于张，故撰《词旨》而载守斋之说，讹为杨诚斋耳。守斋即紫霞”，又说“奇煞”应是“寄煞”之化。方氏所言，均可从。2023年版《湘绮楼日记》此处标点为：“杨诚斋说’《塞翁吟》衰飒，《帝台春》不顺。《隔浦莲》奇煞，《斗百花》无味。’今谱此四调于下……”且脚注云：“’诚’，应为’守’之误。杨缵，宋代词人，号守斋。”另外，日记此处所录词调符号，1997年版保持商务印书馆1927年排印本原貌，2023年版则在尊重底本的基础上，稍作调整，使之更符合词调实际，也便于横排阅读。

此外，2023年版《湘绮楼日记》还据《湘绮楼诗文集》改正《日记》底本中部分诗词的脱讹等问题，且每一册均添加细分目录，为翻检提供较多便利。

当然，新版《湘绮楼日记》仍有提升空间。如湖南省社科院藏有《湘绮楼日记》稿本一册，该册日记开篇为“辛巳岁八月庚申……”，而新整理本未据以校勘，此处仍作“八月庚申……”。另外，如此皇皇的日记，尚未编制人名索引，读者使用亦感茫然。这也表明，经典日记值得继续深度整理。唯有如此，日记研究的文献依据才能更加牢靠，相关立论方能更为坚实，而日记研究者也才更有文献自信的底气。

△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手稿

任何一类新文献的大规模整理，其目的都是为了推动学术研究，以便更好地为学者所利用。近年来日记文献整理的繁荣，也是学术风气变化转移的结果。岳麓书社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日记的刊行，所出版各类日记除《走向世界丛书》所收数十种之外，大部分都是重要人物的重要日记，如《曾国藩日记》《郭嵩焘日记》《曾纪泽日记》《湘绮楼日记》《能静居日记》《何绍基日记》等。这些日记均多次印行，且陆续有新修订本。这表明，经典日记是古籍出版的长销品，也是学界信赖的基本读物。深度整理经典日记，可表征学界日记研究的前沿成果，更能为日记整理事业树立行业标杆。然而，目前中国古代日记的整理与出版虽十分热闹，却也隐忧不少。

第一、主要集中在明清两朝，而以近代最著，对其他时段日记的整理稍显不足。这固然是由于明清以来日记存世较多，其他朝代日记存世较少。可即便在明清时期，研究者也主要关注晚明清初及晚清日记，而对明代中前期、清代中前期的日记关注较少。个中原因，恐怕在于部分时段本身研究较热，日记也易于获取，故容易吸引研究者介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学界和出版界更加关注“冷时段”的日记。

第二、重点不突出，对经典日记、重要日记的整理力度稍显不足。譬如《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等均无整理排印本，而《郭嵩焘日记》《曾纪泽日记》《郑孝胥日记》等重要日记亟待修订重版，而目下无人着手。至于潘祖荫、汪荣宝等人日记，则反倒各有多个整理本。如此分配日记整理资源，将不利于经典日记的深度整理研究。毕竟，经典日记所蕴含的信息量及其典范意义，非一般日记可比。因此，学界和出版界应集中更多力量投身于经典日记的整理工作。另外，对经典日记的整理，不当止步于简单标点，还应悉数深度整理。如通过汇校、笺注、编制人名索引等方式，最大程度地揭示其价值。

△ 王闿运致郭嵩焘书札

第三、基于日记文献特殊性的相关整理标准规范亟待完善。日记多为稿钞本形态，且有特殊的文献内容，这就使其整理有别于通行的古籍整理规范，而须遵循一些特殊规则。例如，日记中的诸多词谱、批注、图画等符号，日记的夹页、账目等内容，此类信息如何在日记整理本中有效呈现，值得深思。凡此，有待业界从实践中总结规律，提炼出整理的适用标准和有效法则。

为推动古代日记整理出版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规划日记整理布局，解决好“冷时段”日记和“热时段”日记、稀见日记与经典日记整理出版资源的分配问题。还需要业界针对不同日记，制订相关整理标准规范，以便各类日记都能发挥最大价值。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整理、深度整理一批经典日记，呈现学界日记研究的高精尖前沿成果，为行业树立标杆，则是重要且必须引领的一步。

△ 王闿运行书横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