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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战略大转移的漫漫长征路。

长征到底往哪里去？终点在哪？按照中共中央最初的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这是首个也是长征出发时唯一设定的目的地。但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国民党军判明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后，迅速布好口袋阵，就等红军来钻。

在这危急关头，李德、博古无视敌情，仍坚持北出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挺进。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万万火急”的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最终决定西进贵州。这是毛泽东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并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18日，黎平会议明确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此后，中共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先后在贵州遵义、云南扎西、四川会理和两河口召开一系列会议，作出在川西、川滇黔边、川西北、川陕甘等地创建根据地的决策。

之所以频繁改变长征落脚点，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妄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面对严峻形势，红军必须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目的就是争取有利条件取得作战胜利。

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决定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这是中共中央在极端困难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不得已作出的一个仅具有原则性方向性的落脚点计划，具体在哪落脚也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就这样，怀着找寻新根据地的期盼，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后率部继续北上。

1935年9月18日，在红军长征史上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中央红军于前一日经过英勇战斗，攻克天险腊子口，成功打开北上通道。越过岷山后，在向甘南商贸重镇哈达铺进军前夕，毛泽东专门召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并强调说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在紧张的革命岁月中，毛泽东一直有个好习惯，每到一地，都要求部队尽可能地找些报纸来给他看。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多次派人到白区买报纸甚至是“抢报”，通过报纸来了解敌我情况。

肩负这个特殊使命的梁兴初和曹德连都是江西人。梁兴初是江西吉安人，曾获“模范连长”，被授三等红星奖章，由一个“打铁的”学徒变成“铁打的”红军战士。曹德连是江西南康人，长期担任红军基层部队政治指导员。两人于1930年分别在家乡参加红军，都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前又同在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尽管一起搭档的时间不长，但相互比较熟悉，工作配合默契。

接受任务后，梁兴初和曹德连很快拟定化装为国民党中央军的侦察方案。经批准后，他们分别着国军中校、少校军服率侦察连于当日傍晚大摇大摆开进哈达铺，并立即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这时，镇内各方头面人物齐聚欢迎“中央军”，恰巧从兰州回来路经哈达铺的国民党军一个少校副官也前来拜会。待完全控制局面后，梁兴初亮明身份。

《统领万岁军——梁兴初将军的戎马生涯》一书中这样描述：“镇公所里刚才还在摇头晃脑、高谈阔论的头面人物们，仿佛遭了雷击，一个个呆若木鸡，张着大嘴，两眼直愣愣地望着梁兴初，傻了。少校副官捧着烟盒的手，好半天也没放下来。”就这样，梁兴初和曹德连率领的侦察连不费一枪一弹智取哈达铺。

随后，梁兴初和曹德连从镇邮政代办所和少校副官的随身行李中搜获了一些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登载了陕北红军的消息及“匪区略图”。他们看到后非常高兴，红笔圈出后连夜将报纸和被俘的少校副官送往军部。聂荣臻收阅后觉得“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又急忙把报纸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的侦察兵，这次出去收获最大，把刘志丹根据地给’抓’来了。”

据来自江西宁都的毛泽东警卫员陈昌奉回忆，9月20日毛泽东进驻哈达铺的第一站，又到镇邮政代办所翻阅了《大公报》《民国日报》等报纸。

红军在哈达铺作了几日休整，梁兴初、曹德连为毛泽东找报纸获得喜讯的消息越传越广。谢觉哉等其他领导人也从另外的一些报纸、布告、传单中看到了类似消息。时任中央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后来回忆说：“这个消息给历经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的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

梁兴初和曹德连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交办的任务，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找到了最为宝贵的“精神食粮”。

在哈达铺获得的报纸让党中央和红军全体指战员看到了找到落脚点、寻定根据地的希望。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了报纸上的消息后，一致认为要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与那里的红军会合。9月22日，在哈达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议，争取红军落脚陕北。同日下午，在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并说，在座的有不少同志是革命知识分子，你们把我讲的这些编一个《到陕北去》的歌子，编好后教大家唱，边唱边走！

歌曲不仅是红军全体指战员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更是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长期在红军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江西奉新人彭加伦立即响应毛泽东号召，当晚就编出《到陕北去》一歌，并教大家唱。此后行军中，《到陕北去》像是一首胜利的凯歌受到广大指战员喜爱。

第二天，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27日抵达榜罗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这里的一所小学得到的报纸上，看到了更多关于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这些信息进一步证实了陕北不但有红军，还有一个拥有较好群众基础的根据地。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综合在哈达铺和榜罗镇报纸上了解到的情况，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榜罗镇会议是对哈达铺会议选定长征落脚点决策的正式认定。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此后，中共中央逐步把陕北这个长征的落脚点发展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梁兴初和曹德连这两位为红军落脚陕北作出特殊贡献的江西老表，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再一次或并肩或搭档，为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1955年，他们分别被授予中将、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