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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外，诗仙李白自称“维摩转世”，白居易晚年病中也曾作诗自比维摩诘。不仅是唐代的顶流文人喜欢仿效他，到了宋代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也在诗中写到“再见涛头涌玉轮，烦君久驻浙江春。年来总作维摩病，堪笑东西二老人。”明清的名流袁宏道、龚自珍也对他顶礼膜拜。

为什么维摩诘能够成为时代偶像们的偶像呢？今天的文章，我们就一起走进天下第一居士：精通佛理、家财万贯、居家修行的维摩诘。

维摩诘居士是佛陀为在家修行者树立的“大乘菩萨”榜样。他修的法门是：不二法门。

那么什么是不二法门呢？

不二法门出自《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意为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法门。在佛教中，对事物认识的规范，称之为法；修有得道的圣人都是这里证悟的，又称之为门。

不二法门是佛教八万四千法门中的最高境界。后比喻最好的或独一无二的方法。

从佛教哲学观来看，“不二”即是“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众生平等”、“自他平等”、“心佛平等”等，是佛教认知世界万事万物的方法与观念，演绎阐述的是世间万物本质与表象的关系。

《维摩诘经》被鲁迅先生誉为文化人必读书，也被南怀谨先生誉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佛经，在家修行必读经典。它引领了“佛教世俗化”的潮流，也塑造了一个文化人们都喜欢的形象：维摩诘居士，他有四大特点：

因此，谁也辩论不过他，谁也不敢真得辩过他。他常与三教九流高谈阔论，还代表佛陀指导弟子们修行。

这样的形象《维摩诘所说经》所描绘的维摩诘，具备了儒士的操守，同时又有道家的风范，这与古代士人“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理想追求高度符合。

当然，这非常符合名流们的俗世理想：物质享受、世间功名和谈玄求道两不误。很多士人便以“亦官亦隐”“亦僧亦俗”的生活方式，将世间与出世间融为一体，把现实人间社会生活与佛教解脱之道融为一体。

在中国，维摩诘不但是最著名的佛教居士之一，而且也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最喜欢比附的佛教人物，其风度卓姿成为士人效仿的对象。

这也是“小马三十万”每次推送佛教艺术相关内容时都喜欢用到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以入世之事修出世之心。喜欢的话可以关注“小马三十万”，很多文章都会涉及到这一点。

《维摩诘所说经》被士人广泛接受，以及士人对维摩诘的效仿，极大促进了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也有力推动了早期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我们在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里，都可以看到《维摩诘经变图》，是根据古代三大译经家之一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经》绘制的。

敦煌莫高窟第332窟里的北壁壁画非常经典，维摩诘直接就被描绘为一位穿着士人服饰的中国长者。

文殊菩萨坐在高大方形莲台，顶悬华盖，神情安详，正在倾听维摩诘的演讲。文殊身后和莲台周围是来问疾的诸菩萨、天人、佛弟子和帝王群臣。

东侧维摩诘居士坐在高大豪华挂帐帘的胡床中，身披重裘，凭几探身，手执麈尾，胡须上扬，激亢地向文殊陈说争辩。

在文殊的莲台和维摩洁的方帐中间，画观众生品中的“天女散花”故事。“天女散花”的场景大家都很熟悉，故事的内容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

说的是维摩诘帐中有一天女，当两位大士说法辩论时，天女将鲜花撒到众人身上，花散到诸菩萨身上，便落地了，散到佛弟子身上却不落下。

大弟子舍利弗竭力抖落身上的花，花却牢沾不落。天女问舍利弗：“你为何抖掉鲜花？”舍利弗说：“这花不入法”，天女说：“不是花不入法，而是人没入法”。天女以此嘲弄佛弟子尚无解脱俗世红尘。

那么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又为什么要辩法呢？辩的就是他的红尘修行。

维摩诘是个神通广大，能言善辩的居士。他不出家，却精通佛理。他经常在家称病，人们去探望他时，即向人们宣讲他的大乘佛理。

有一回，佛派弟子去探望他，当然，重点不是探望，是去辩法的。诸弟子都不敢去，只能让“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带着大家一起去。全经以在家居士维摩诘为中心人物，通过他与文殊师利等共论佛法的方式，基于般若性空的思想，阐扬了大乘菩萨的实践之道，说明在家居士应行的德目。

这里的故事就非常精彩了，不过故事太长，大家有兴趣可以仔细看壁画。结论是：维摩诘“虽为布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

维摩诘在家修行的居士形象，既打破了佛教“出家”与“在家”的界限，又打破了出世与入世的界限，使佛教具有融合现实人生倾向。

《维摩诘相》宋·李公麟·绢本

总之，《维摩诘经》里的故事，实在是适合豪门贵族、士大夫们信仰的需要，因为这些人拥有妻子儿女、奴婢、田园宅第、甚或家财万贯。

他们一方面信奉佛教，一方面舍弃不了这些。而《维摩诘经》的内容又符合了这些人的意愿。因此从唐代起《维摩诘经》备受大家的推崇和接受，一直流传至今。

维摩诘逐渐“士人化”的过程，是古代士人阶层与佛教界相互联动，共同推动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一方面，佛教经典在汉译的过程中，注重适应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士人阶层的认知习惯；另一方面，占据当时中国文化主流的士人阶层出于文化上的喜好，对佛教经典进行中国化的改变，并且将其广泛运用于包括文学、绘画等各种直观性的艺术形态中，促进了其思想更加广泛地弘传。

正是佛教界和士人阶层的合力，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最终使来自异域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