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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统治者变得不受欢迎，他的一举一动，无论好坏，都会招致人们的厌恶。
——塔西佗
巴士底狱有明确的所在地：圣安托内路232号，乍一看，就好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大型宿舍，驻防部队和三教九流的囚犯充斥其间，根据贫富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关押的地方也有所不同。
监狱外边的庭院（除了在7月暴动期间），平常一直是对外开放的，人们可以进来和站在岗亭里的看门人闲谈，在人挤人的店铺里转悠，要么就看看典狱长的菜园子操持得如何。
但是与此同时，这里还是一座堡垒，整座建筑由八幢圆塔构成，塔身砖墙厚达5英尺，它比军火库要更加高大，突兀地耸立在巴黎近郊。那些描述攻克或者推倒巴士底狱的作品中，它都无一例外地显得比实际尺寸更崔嵬高大。它的多棱堡离地至多不过73英尺，但是大型建筑遗址专家于贝尔·罗贝尔（Hubert Robert）却把它画得如同巴比伦花园一般，直插天穹。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城墙简直如同悬崖绝壁，若没有超乎常人的勇毅，根本不可能攻破这座堡垒。
人们对巴士底狱投射了对旧制度的恐惧，感官上放大了它的规模。实际上巴士底狱只有22.5米，大约七层楼那么高。
和很多一开始便对它着迷的人一样，于贝尔·罗贝尔自己最后也在大革命中身陷囹圄，但在1789年的时候，他却对浪漫主义美学产生了狂热的迷恋：那种在埃德蒙·柏克早期的伟大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庄严压抑、阴森摄魄的气氛让他如痴如醉。他向姜巴列斯塔·皮拉内西（Giambatlista Piranesi）学习视觉艺术，掌握了砖石结构古建筑崩落倾塌的构图技巧。
因此，很有可能他曾经和皮拉内西做过同样的噩梦：悠游于臆想中的，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监狱，在那里，现代世界中的机械装置的发明就是为了把人囚禁起来加以折磨的。在他的作品中，巍峨耸峙的巴士底狱，在战场上卖力地跑来跑去的小人的映衬下，更像是一幢庞大的哥特式城堡，显得极其阴郁惨戚，诡异逼人。人一旦被关进来，就别想活着出来，准会悄无声息地彻底消失，从此与朗朗乾坤再无相关，直到最后在大革命期间，尸骨才被掘墓人从地底下刨出来。
上面都是关于巴士底狱的种种传说。可是实际上，巴士底狱的历史并没有那么恐怖，也要比这个生动有趣些。它始建于14世纪末，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抵御英国人的人侵。一直到了查理六世的时候，才下令将它改为国家监狱。但是真正使它恶名昭彰的，却是红衣主教黎塞留，凡是被他关进这里的政治犯都永远神秘消失了。在整个波旁王朝统治时期，那里绝大部分的囚犯未经任何审讯程序，只是凭着国王颁发的密札便给抓了进来。
黎塞留的统治手腕远比路易十六强硬，他执政时期处决了大量反对者。
一开始是那些反对国王或者大臣的阴谋家，都是出身高贵之人；另外就是宗教罪犯，有的是新教徒，还有到了18世纪出现的天主教“痉挛派”，也被抓了进来，罪名是散布异端。此外还有两类重要犯人：一是作家，凡是谁写的内容蛊惑人心，伤风败俗，有碍人伦的，谁就被认为是危险分子，就得下狱治罪；二是少年犯，通常都是年轻人，都是应家属的请求，才把他们关进来的。
监狱里条件差别很大。待遇最为恶劣的是地下单人牢房，泥泞潮湿，虫子又多，到了路易十六时代就不再关押犯人了，但是仅仅加盖了一层屋顶板的 “冰室” 的条件也不见得好多少。冬天雨雪交加，夏天烈日熏烤，让人简直无法透一口气。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认为：“对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对于大多数囚犯而言，这里的条件总算要比其他的监狱好得多，特别是和比塞特的恐怖相比（从这一点上讲，和20世纪那些暴政下的人间地狱相比，这里真的称得上天堂了）。专门有一笔款子拨给典狱长，用于不同级别的犯人的日常开销：高等法院的推事一天15利弗尔，有钱的平民一天9利弗尔，普通囚犯3利弗尔。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把监狱的暴行肆意夸张到匪夷所思地步的“耍笔杆”的文人，享受的却是每天19利弗尔的最高待遇。这里甚至允许典狱长手下人明目张胆地拿回扣，大多数法国人做梦也没有过这样滋润的日子。
大多数犯人关在八角形的牢房里，两头大概16英尺宽，这些牢房集中在第5到第7层之间，处于塔楼中间位置。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每个犯人都有一架挂着绿色哔叽布帘的单人床，还有一张或者两张桌子，再配上几把椅子。囚房里有一个炉子，有时候是个烟囱，好多牢房在靠近墙根的地方有三级台阶，犯人可以从这里走到一个带着三条铁栅栏的窗门口。大多数犯人都能把私人物品带在身边，并且可以在牢房里养个小猫小狗，好抓个老鼠或是虫子什么的。
巴士底狱的犯人享有单人床、桌椅和炉子，还允许饲养宠物、携带个人物品，居住条件在当时来说相当不错。
那个一直关到巴士底狱陷落前一个礼拜才被释放的萨德侯爵，就一直充分享受这种特别待遇。他带进来（包括其他东西）一张桌子，一只五斗橱，还有供他换穿戴的“必需品”；全套的衬衫，丝质的马裤，黄褐色礼服，各式的晨袍，靴子和鞋子若干双；他特别钟爱的柴火盆和拨火钳；四幅家人肖像，白色石膏墙上的挂毯，垫子和枕头都是天鹅绒的里子，厚厚的褥子铺在床上，真是又暖和又柔软；帽子各式各样，可以细细挑选一番；三种香料-玫瑰水，橙子水，可以往身上洒的古龙水，另外还有好多蜡烛和油灯。之所以非要带这些东西，因为在1784年的时候，他获准搬进来一大堆各类书籍，总共133卷，包括休谟的历史著作，费奈隆（Fénelon）的全集，菲尔丁和斯摩莱特（Smollett）的小说，《伊利亚特》，还有马蒙泰尔（Marmontel）的戏剧，库克和布甘维尔写到南海的旅行文学，还有《名媛传》（Histoire des Filles Célèbres）和《埃米尔历险记》（Danger d＇Aimer Etranger）。
如果说这些囚犯当中谁是真正的罪有应得，那就得说是萨德侯爵。在他被抓捕归案之前，他所犯下的罪行实在是让人憎恶不已，不过他在这里过的日子却是另一番景象。差不多每个礼拜，他那个伤心欲绝的老婆都会前来看他。因为读书写字过分劳神，他的视力持续衰退，这时候还会有眼科医生定期来替他诊治。和其他犯人一样，在这所“自由”监牢中，他可以在四周带有高墙的花园里随意游逛，或者爬到塔顶上去四处走走。但有时他得寸进尺，对着底下路过的人大声欢呼，有时候还恶狠狠地从嘴里蹦出脏话（1789年次数特别多），放风的时间才有所缩短。
巴士底狱是一座“自由”的监牢，犯人可以在花园里四处游逛、闲聊。
食物也是监狱里的重要事项——也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果是因为1775年的“面粉战争”关进来的普通囚犯，估计只能喝上稀饭和菜汤，有时候能够排队排到咸肉或者是带肥油的火腿，甚至还能吃到可口的面包，品尝到葡萄酒和奶酪。也不见得说非得是贵族出身，才能吃到好一些的饭菜。作家马蒙泰尔回忆起“菜汤鲜美，牛肉多汁，清汤鸡腿，渗出油脂（这个在十八世纪算是好东西）；小盘煎炒腌洋蓟，或是菠菜，克雷桑梨子甚好；新采葡萄亦美，勃艮第陈年葡萄美佳酿一壶，上好摩卡咖啡”就垂涎欲滴。没有人愿意住进巴士底狱。可是一旦住进去了，享受到种种优厚的待遇， 可能让人觉得还是过得下去的。
在里面还能够抽烟喝酒，到了路易十六时代，同囚室的还可以打牌，并满足布列塔尼贵族的要求，增加了台球桌。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犯人甚至考虑轮流入住，以此标榜他们反对专制暴政的清白之名。那位莫雷莱神父便是这种人物，他曾经这样写道：
“我看到文字的光辉照亮了我监狱的墙壁，如果遭到迫害，我就会更加出名·····在巴士底狱呆六个月是一个极好的选择，绝对可以让我名利兼得。”
从莫雷莱的自白书可以看出，当关于巴士底狱的事实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时代的错置的话，那么关于它的妖魔论在界定当局的反对者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既然王室已经（并非全然捏造）被写得如此独断专行，极力掩盖其黑暗勾当，对老百姓生杀予夺，为所欲为，那这个巴士底狱，就真的是这些罪恶的极佳象征。完全可以说，如果它不存在，那也必须发明出一个来。
少数法国知识分子妖魔化旧制度、标榜受害者身份是为了增加在文人圈子中的声望和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它实在是被一批批曾被关押于此的文人一再夸大编造成这个样子的，这些人在这所监狱里受了苦倒是不假，但是所有的描写都比他们在狱中的真实经历有所夸张。写得倒是曲折生动，读来让人欲罢不能，这样的一个集中了旧制度下种种弊政危局的极端反动机构，就这样被他们成功塑造出来了。
摩尼教中禁锢与自由的冲突；隐晦和坦诚无私的反差；残酷折磨和人性本善的矛盾；剥除人性和强调个体的对抗；开放的天空和禁闭的灰暗都被用作浪漫主义预言的基本元素，成为了反巴士底狱的文学作品特有的语言。抨击的声音实在是太强烈了，所以当这个监狱被攻占，却总共只释放了7个人（包括2个神经病， 4个造假币的，还有1个和萨德很谈得来的贵族公子哥儿），实在是太煞风景了，决不能让这些事实破灭了人们奇妙的想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革命当局将要利用宣传手段，重新塑造巴士底狱的历史，通过文字、图片和物证，来更加充分地印证人们奇思妙想出来的神话。
路易十六优柔寡断，只愿在旧制度框架内做出有限度的改革，这激起了民众更大的不满。
1780年代是监狱文学的黄金时代。几乎每年都会有相似题材的作品问世，标题躲不过是些诸如《巴士底狱揭秘》（LaBastille Dévoilée）之类的东西。情节通常都是怪诞诡谲，孤险阴森的，就是要让人看了之后毛骨悚然，心跳加速，产生一种紧张刺激，又充满期待的快感。正如莫妮克·科特雷（MoniqueCottret）所说，这类小说勾起了人们对地下死尸复活的恐惧，当时这类可怕的传说是非常流行的。而在18世纪末（不光是法国），这也是个让人痴迷不已的话题，人们可以委托一些专门的机构，他们会派人钻入某人的墓地，查探动静，以确保没有活人被草草埋葬。
在所有最伟大和最称得上风靡一时的反对巴士底狱的书中，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一书将巴士底狱描述为一个人间坟墓，在一些最为激烈的章节中，兰盖将这种监禁看作一种死亡，更痛苦的是，那些被官方消籍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被彻底抹去了。
大革命前的畅销书并不全是启蒙经典，还有各种荒诞不经、低俗猎奇的政宣小册子。
兰盖因其个人所遭到的背叛而怒火中烧。据他说，他在1780年的时候被从英国骗回国内，在那里他一直在出版他的《政治年鉴》了，出版社当时认为他不会因此受到迫害。可是刚一回到法国，他就被突然带走，说他攻击马雷夏尔·杜拉斯，就将他关进了巴士底狱。他在狱中所遭受的痛苦，远远超出了莫雷莱、马蒙泰尔和萨德。有些事情在巴士底狱的档案中无法得到印证，不过并不能就此认定他在说谎，书中这样写道：
两张被虫子蛀坏的床垫；一把只有几根细绳绑成的藤椅，一张折叠桌……两个瓷盆，其中一个用来饮水。还有两块铺路石用来生火。”（过了一阵子，看守给他拿来火炉，他还埋怨说没给他把铜火钳拿来。）螨虫和蛾子的卵破了壳，他可就惨了，床垫上、内衣裤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蝴蝶”斑。
条件恶劣，环境肮脏姑且不论，精神上的痛苦超过了身体所遭受的折磨，这使得兰盖极度不堪忍受。他在小册子中发挥了极大的想象来表达这种痛苦。这本回忆录实际上也就成了西方最早的监狱心理学作品。对当代读者来说，可能这种预设伏笔，频频打断了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写作手法，让人不胜其烦。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猜想可能监狱中对囚犯分门别类，区别对待，是最让人感到压抑屈辱的，但事实却绝非如此。兰盖最为反对的就是监狱搞一刀切。“进到这个巴士底狱，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他哀叹道，“它使所有被它吞没的人都平等起来：既有沉思着毁灭自己祖国的亵渎者，也有仅仅因过度热衷于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有罪的勇者”（也就是他自己）。最糟糕的是不得不与那些因道德败坏而被监禁的人共享同一空间。
摘自《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
监狱中的一切管制措施，尽管表面看来是要磨平犯人桀骜不驯的野性，但是仍然显得十分邪恶，它夺走的，是犯人的自我意识：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出发，“我”这个字就是生命本身。举例来说，在交代时，一些有潜在危害的东西，包括剪刀、钱财都会没收，由狱方保管， 什么时候出狱，什么时候再还给本人，这个和现代的监狱程序非常相似。之所以要没收东西，原因也跟囚犯讲明了，照兰盖的话说纯粹就是对人格的侮辱：就是要把有头脑的成年人慢慢地降格为连生活都没法自理的小孩子。他总算搞清楚这一点了，而且后来碰到的那些道德卑下、脾气暴躁的狱吏也证实了他的猜测。打个比方，就算是在监狱大院里头溜达溜达，四周高墙耸立，空间狭小逼仄，也照样有看守一步不离地跟在身后。
群众攻占巴士底狱的第二天，巴黎市政厅就下令夷平这座旧制度的堡垒，于贝尔·罗贝尔的油画《巴士底狱拆毁初期》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更可恨的是，犯人不能和别人随意交谈。对于作家而言尤为痛苦，特别对那些刑期未定的人，更是如此。抓捕没有警告——通常在晚上，从居住地被绑架的受害者于是就被剥夺了所有告诉他朋友或是墙外的家人他的现状的方式。对大多数囚犯来说这不算什么，但是有时候兰盖甚至无权写任何东西，这种无助感实在将他压抑得非常难受。厚实的大墙，使得交谈或者听到别的囚犯说话也不可能，突然感到不适，想找个医生也没人搭理，更加增添了这种人间地狱、生不如死的感觉。于是巴士底狱成了活着的人和不存在的人之间的一个分界线。当监狱理发师被带到他面前，兰盖冷冷地说了一句妙语，非常有名：“师傅，你手中有剃刀吗？为什么不把这监狱修葺一番？”。/
图书简介：西蒙·沙玛在这部充满挑战性、波澜壮阔的的编年史中写道：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旧制度远非奄奄一息，而是充满了活力和能量的迹象。这颠覆了许多传统观点。沙玛主张，大革命并没有产生一种“公民的爱国文化”，相反，在此之前这种文化就已经存在了。他认为，特权等级对新鲜血液持开放态度，“资本主义贵族”深入参与工业企业，支持技术革新。如果沙玛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路易十六政权的财政危机并不必然会导致革命的结果，相反，是一种在浪漫主义支持下的、对暴力的崇拜引发了一个被偏执狂笼罩的国家的历史巨变。
作者简介：西蒙·沙玛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和历史学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专长于艺术史、荷兰史、犹太人史和法国史。同时他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撰稿人和解说。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曾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教，1995年被遴选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荣誉成员，2015年成为英国学术院通信会员，2017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2018年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代表作有：《爱国者和解放者》（获得1977年度沃尔夫森奖和列奥·格什伊奖），《富庶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获得1987年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获得1989年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图书奖和约克郡邮报图书奖，2008年被选入每日电讯报110种最佳图书），《风景与记忆》（获得1996年莱昂纳尔·特里林图书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英国史》（获得2001年广播出版业杰出作者奖），《艺术的力量》，《犹太人的历史》等。
祖国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和英汉笔译方向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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