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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白-海派重彩-《魔都千里图》2024年

外滩工部局大楼（又称老市府大楼）占地宽广，江西中路、福州路、河南中路和汉口路四面围合，曾先后作为租界最高行政决策机构工部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经历和见证了上海新旧交替的诸多重要历史时刻。

1922年，最终建成的工部局大楼外

这幢具有独特地位的上海历史建筑，日前正由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英国建筑师戴卫·奇普菲尔德领衔设计和更新改造之中。原先留有缺口的福州路河南中路处，已按当年设计方案重新建筑围合，新旧建筑浑然一体，历史与现实也刹那呈现在人们眼前。不久以后，这幢地标性历史建筑，将以全新面貌对公众开放。

1949年10月2日，工部局大楼升起了五星红旗

一、上海租界权力中心工部局

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国人首先在外滩一带建立起居留地，1845年设立租界。1854年，英美法租界在“道路及码头公会”基础上，改组成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但不久后法租界另行成立了自己的权力机构公董局，与英美租界分道扬镳。

工部局对中外居民行使行政管辖权和征税权，拥有警察、人事任免、征收捐税、管理公地、市政建设等权力，甚至还有一支准军事力量，即有各国侨民组成的万国商团，执行各种治安任务，人数一般维持在上千人左右。工部局下设机构十分庞杂，巡捕房最多时达十几个。20世纪初期，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外常住人口近50万，占当时整个上海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工部局因此每年掌握的税收等收入，已接近200万银两。工部局也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发电厂、自来水厂、煤气厂等，都在租界范围内率先建设起来。

但早期工部局并没有办公大楼，只有简陋的办公场所，大部分还是租借的。

上世纪2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侨民兰宁、库龄受工部局委托，利用大量工部局档案，撰述成《上海史》一书，其中对工部局早期办公地点和建造大楼起因，有比较详尽的描述。据载，“至于工部局选址，1866年时位于河南路，大约在11号—15号，既是工部局办公所在地，中央捕房也在此。租金为每年4500两白银，还可以租用9年”。另上海市档案馆藏《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也有类似记录，1866年9月24日会议记录，董事会就在河南路12号召开，第一所巡捕房则启用于1855年。

1869年，工部局在未得到纳税人大会同意的情况下，“毅然决定自作主张购下此地”，《上海史》继续写道，“两年后，人们起了打算建造市政大楼的念头，以召开会议，保存档案，也为了租界的尊严”。

1871年2月17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总办约翰斯顿说：“应该承认，上海巳达到了如此重要的程度，可以承认它应该拥有合适的市政建筑，以及可在其中召开大会的市政厅。”

工部局看中的新大楼地皮，位于河南路和汉口路、福州路之间，前已述及，早在1869年他们就部分买下了这块地皮，并开始零星建造和租用房屋办公。如果从这一年算起，到1922年工部局大楼建成，其间整整经历了50多年光阴，才打造出这一片规模庞大的办公区域。

二、工部局大楼的筹划兴建

随着租界权势的不断扩大，建造一幢新大楼的方案，不断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04年工部局设想将汉口路、江西中路、福州路和河南中路所围合的街区全部买下，并为此与业主进行了多轮谈判。1910年，工部局董事会专门任命了一个工部局大楼委员会，负责新大楼筹建事宜，制定新大楼的设计方案。

工部局大楼立面设计图，原有高达50米的塔楼（钟楼）

工部局工务处建筑师特纳（T.C.Turner）被任命为大楼委员会的秘书长，有他负责主持工部局大楼的设计。

特纳是英国人，长期生活在上海，爱好园艺和音乐。1916年12月16日的《字林西报》刊载过他在上海的低调婚礼。在新大楼落成启用仪式上，总董西姆士曾专门对特纳表示了感谢。

1913年2月，工部局大楼委员会完成最终报告，该报告中包含四份经过挑选后入围的工部局大楼平面图，现藏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历史档案案卷内（U1-1-169），其中方案一右下角，标有数字“12．12．12”（1912年12月12日），并标明设计师即为T.C.Turner。

四份设计方案中，方案一与二类似，方案三与四类似，前两者占地面积小，不包含东南部地块171号册地，后两者则包纳其中。其时工部局已经购买下167号册地，但东南部的171号册地仍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因此特纳提交了两套不同方案。

3月底，公共租界纳税人大会对该报告进行了审议并选定第三设计方案。该方案为四面围合建筑。但地块西南部的卫生处、救火站和巡捕房三处已有建筑，尚能满足使用需求，暂予保留，形成后来新旧建筑并存的建筑风貌。

至于东南部的171号地块，董事会最终以50万两银子价格买下，这样江西路、福州路、河南路和汉口路的整个街区就形成了一个围合，建筑新大楼没有了任何障碍。

工部局大楼设计定稿后，由工部局派人送去英国伦敦，请当时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主席审定。

此公对特纳的设计表示满意，除略微修改外，建议外墙用花岗岩代替原设计中的人造石材，以体现行政大楼的庄重性。这一意见在董事会之间引起争议，虽然认为花岗岩确实更胜一筹，但其费用也更昂贵。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这幢大楼的建设。最后他们到外滩考察各大楼石材之间的差异，才最终确认“无论如何，首先要在二楼用花岗石装饰”。

1914年工部局大楼开工建造，但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些进口原材料无法及时运抵，施工进度缓慢。另外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沉降问题，也困扰着施工方，直到1922年11月，工部局大楼才基本建成，并于11月16日举行新大楼启用仪式。

竣工后的工部局大楼呈周边式布局，原定三层，局部四层（后普遍加建四层），有出入口十处，东北角即汉口路江西中路转角处为正门，前面为凹面扇形门廊，上筑平台，是观景检阅之地。时值一战刚刚结束不久，从正面进入的二楼门厅显眼位置，镌刻有“工部局一战阵亡雇员”纪念碑。上海解放后，此碑被陈毅市长题词所覆盖，他的题词是“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建筑外形呈新古典主义式，并带有巴洛克风格的装饰，外墙用苏州花岗石砌就，外表硬朗坚固，俗称“石头房子”。内部空地较大，可停汽车和万国商团的装甲车，靠福州路一侧向北延伸的大房子，即是万国商团训练大厅，附属有室内汽车库和马厩。上海人熟悉的市政府大礼堂，就是由训练厅及其附属设施改建而成。

特纳主持设计的工部局大楼平面图

当年11月22日的《申报》记载：整幢大楼“占地十二亩，统计办公房屋共有四百间，办公西人约有八百名，全部建筑经费共耗银一百七十五万两”。

在启用仪式上，总董西姆士将工部局大楼称之为“一幢杰出的行政办公大楼”。

英文《字林西报》对工部局大楼的评价为：“是屋也，不啻一石制之寓言，所以纪念过去、启示将来者也。”

工部局大楼二楼门厅陈毅市长的题词

寓言者，当然含有深刻寓意，在工部局董事们看来，这幢大楼肯定代表了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巨大成就，以及他们在上海居高临下的地位，但在启用仪式上发表致词的西姆士总董，却一再强调“实为吾沪国际和谐之明证”，并邀请众多华人名流到场参与盛典。时过境迁，时势所迫，毕竟已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姆士也算面对现实。

三、留存在档案里的塔楼

工部局大楼威严庄重，内部配置也属一流，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自动电话交换机，低压热水供应系统由为伦敦市政厅设计供热系统的英国设计师诺布斯设计，卫生设备、电梯、热水汀等都是进口名牌。窗洞口均安装从英国伯明翰进口的霍普父子公司生产的钢制窗框，地坪用英国麦金洋行马赛克磁砖铺砌，主入口和通往董事会会议室的楼梯，采用泰康洋行黑白相间的大理石铺砌，卫生设备则全部为美国“标准牌（Standard）”，办公室铺设洋松、柳安木地板，超豪华的装饰配置，可以与当时上海最好的大饭店相媲美。

工部局大楼设计方案中，有一座极为引人注目、高达50米的塔楼。

塔楼位于大楼东北主入口上方，呈陡直的方形尖顶状，塔身四面设钟，顶端有圆形宝珠。如此刚劲有力的造型，如同大楼上方的一柄镶钻宝剑，并在相对低矮的大楼视觉观感上，构成美学上的均衡，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但遗憾的是，塔楼最终未出现在大楼上。

从一开始，这个塔楼方案就存在争议，工部局董事会曾对此进行了多次讨论。1914年3月4日，董事们讨论新的设计，一致认为，“经过布洛姆菲尔德（即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主席）先生修改过的原始设计图样更为可取。一张从更近地点观察塔楼的放大图纸已呈报，此图更逼真地显示将来在租界内塔楼的面貌。董事会提出将此图用石印印刷，分发给纳税人会议”。

虽然塔楼一直存有不同声音，但基本倾向于保留，或者以某种形式代替。

工部局总董皮尔斯非常欣赏这一塔楼设计。他说，他和布洛姆菲尔德先生也专门商讨过大楼设计方案，“对方特别强调把塔楼作为大楼的一个重要特征”，显然他把皇家建筑师学会主席的权威性，作为自己立场的背书。另外，他也提出至少要提交纳税人大会讨论。

在另外一次会议上，他说，上星期五他与工务处长、建筑工程师以及美里门先生一起去看了工地，当时建筑工程师指出在江西路汉口路转角上特别设计了一座塔楼，如果没有这一塔楼，那么这个设计就会显得很异样。这位建筑工程师很可能就是特纳。

总董强调说，该大楼如果没有塔楼，看上去是蹲伏式的，并不美观；即使不造这座塔楼也省不了多少钱，而以后再造的话，费用大概要加倍。在总董力挺下，“董事们最后同意按原计划批准建造塔楼”。

对塔楼有不同看法的原因，主要在于经费紧张。从有关史料看出，董事会从计划购买地皮建造大楼起，一直为经费问题斤斤计较，千方百计压低地价和造价。在1913年通过的大楼预算费用为75万两白银，由于建造过程延长、运输费用和进口原材料涨价，造价节节上升，因此才有塔楼是“不必要的”的说法，毕竟塔楼中看不中用，实用性不强。

但经费不足，还不是取消塔楼的根本原因，后期大楼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地基沉降，才是董事们最终忍痛割爱的终极原因。

也许是设计师对大楼地基的承重考虑不周，或者是新大楼所在地的土质特别松软，工部局大楼在建造过程中地基出现下沉，并且沉降不是均匀发生，沉得最深的偏偏是塔楼所在的主入口位置。

据1919年《工部局年报》记载，由于工部局大楼所在地块“具有不同寻常的柔软性质”，大楼在建造过程中发生了“超过一英尺的沉降”，在拟建的塔楼部位，下降了18英寸，且在持续下降，“直到用打桩的方式对筏基进行加固，才控制住沉降问题”。

为此，工部局董事会又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论证。建筑师认为地基下沉不影响塔楼的建造，而专门负责工程建设决策事务的工部局工务委员会则认为地基下沉太厉害，再造塔楼的话，对建筑威胁太大，主张取消塔楼。为了取得有力证据，工务处甚至进行了模拟塔楼加重试验，结果再次出现沉降现象。

本来董事会就对塔楼是否建造争论不休，又碰到了地基沉降问题，即使再投入一笔额外资金，用于控制沉降问题，结果也难以预料。

工部局董事会最终取消了塔楼，美丽愿景化为泡影。这就是人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幢大楼，为什么占地宽广而高度却只有四层的原因，正如总董所言看上去是蹲伏式的，以建筑美学而言，这的确令人遗憾。

上世纪30年代以后，原存救火站和巡捕房建筑被拆除，保留了卫生处红楼，迄今仍存。巡捕房后被改建为停车场，因此工部局大楼西南处留有一个较大的缺口。这次新进行的改造，便是将此缺口堵上，恢复了四面围合的设计方案。

在建筑史上，图纸与建筑不对应的状况比比皆是，一座延续上百年的历史建筑，已经成为不可移动的文物。这次工部局大楼更新围合后，成为外滩地区唯一一幢围合型建筑，复建了特纳当初的设计方案，这固然令人欣喜。而那座昂首向上的塔楼，却仍旧留存在历史档案里，也让人低徊不已。

(作者邢建榕为上海市档案馆原副馆长，《档案春秋》原总编，现为上海市档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级档案专家，研究馆员，担任上海市委讲师团“四史”宣讲团、党史宣讲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