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传说中的“苏维埃”戳记红军币逐渐浮出水面，民间传说化为现实，同时也填补了我国钱币历史上的一项空缺。特别是近百年来备受争议的袁大头银元“苏维埃”签字版，终于水落石出，为人们呈现出“庐山真面目”，各种争议也得以了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西苏一带的红军军旗
红军币历史渊源：
加盖“苏维埃”戳记的红军币（又称工农红军代用币，以下简称“苏维埃”戳记红军币），即在现成的银元上加盖“苏维埃”的标记，并压印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图案。
洪湖文史封面图
资料出处
最早关于加印“苏维埃”字样的记载可追溯至1932年12月19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中提及：“有一时期将现洋上面印’苏维埃’三字，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阻止现金出境。”
从1931年11月至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在石首、监利、洪湖等地设立了造币厂，据此推断出现洋上加印“苏维埃”三字的苏区币大致制造于这一时段。
草案对应内容
1930年11月出台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草案》里，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中国各苏区用旧金钱上加盖“苏维埃”印章的办法解决根据地金钱不足的问题。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该决定采纳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信函的意见。同时指出，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使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货币一律兑换已加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政府自已发行的货币。
据《洪湖文史》第十七辑《湘鄂西苏区经济建设》记载，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以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名义铸造、发行了铜币，在洪湖苏区流通。
破旧立新，推翻传统认识：
市场上一直以来流传着一种声音：为什么加盖的都是民国三年的袁大头，而不是八年、九年、十年等其他年份的袁大头！
从众多相关的历史文献来看，中共中央所有文章都没有规定：只在三年袁大头上加盖“苏维埃”三字。根据目前发现的加盖“苏维埃”戳记的红军币实物，不仅有民国三年的，而且有八年、九年、十年和孙小头开国纪念币，甚至发现当时少量流通于苏区的英国站洋、墨西哥鹰洋和西班牙双柱银元上都有加盖“苏维埃”戳记，而且还加盖了五角星内有交叉的空心镰刀锤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徽”标志。
中华民国三年
中华民国八年
中华民国十年
孙小头开国纪念币
在红军形成初期，其“军徽”尚未正式确立。直到1930年4月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的颁布，才明确了各级军旗一律采用五角星红旗，星内排列交叉的镰刀和斧头的设计。这一规定为红军军旗和红军帽徽的图案确立提供了指导，即五角星内镰刀和斧头相交的设计。
然而，由于战事频繁、物资匮乏等原因，这一规定并未在全军范围内推广。同时，由于当时并未详细制定具体尺寸规格以及镰刀和斧头的方向和角度，导致后来各红军部队出现了不同的图案，有些甚至与后来的党徽对比时方向相反。这一历史遗留现象在红军军旗和红军帽徽上得到了佐证，说明五角星在红军时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军徽”作用。
带有“立成”字样的戳记
“苏维埃”戳记红军币具备这些特征，与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完美契合。一些“苏维埃”戳记红军币还带有“立成”字样的戳记，这是当年八大钱庄之一的“立成钱庄”加盖的戳记（立成钱庄成立于1912年7月，位于安徽大通，负责人是谢晴轩）。这一戳记的出现充分证明了“苏维埃”戳记红军币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所以目前业内认为的只有三年大头面上有个苏维埃戳记，这个是不对的。确切的说，所有年份的银币跟铜币上都加盖过，并且不光是一个苏维埃戳记，必须还有五角星戳记跟镰刀锤子戳记，这才是真实的。
苏维埃戳记币的市场现状：
目前市场上见到的袁大头“苏维埃”签字版绝大多数都是臆造品。有资料显示，1936年上海广东路（即原公租界五马路）226号的一家麒麟泉币社，就曾伪造过民国三年加盖“苏维埃”戳记的袁大头签字版。而真正的“苏维埃”戳记“红洋”或者铜币系列的所有记值和版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全部带有“党徽”或者红军“军徽”戳记标志，而臆造币则没有。
权威杂志期刊
红色货币文章
由此可以断定，目前市面上所见到的民国三年袁大头“苏维埃”签字版绝大多数都是伪造，该币在网络上更是层出不穷。由于真正的“苏维埃”戳记红军币少之又少，几乎没有人见过，致使人们把臆造币当成真品，在大陆横行了近百年，这个只有三年袁大头加盖苏维埃戳记的历史性错误至今未得到纠正。
近百年来，市场上民国三年袁大头“苏维埃”签字版的真伪争议就一直未停息。但没有见过的东西未必不存在，见过的东西也未必是对的，只有历史真相是不容篡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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