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最盛大的时刻，当大唐的名声声誉遍布天下，那场被后人称为“安史之乱”的叛乱突然席卷而来。这场乱象，实在是难以形容的混乱。然而，要理解为什么这场叛乱会在盛唐的鼎盛时期爆发，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内外情势。
当年，唐玄宗年轻时，被誉为特别有前途，他秉承了太宗、高宗和武后的政绩，实行礼贤下士，重用贤臣，不遗余力地治理国家。这一系列举措使大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代。
如果一切继续如此，唐玄宗可能会超越太爷爷太宗李世民，成为史书上的伟大君主。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却在唐玄宗老去后出现。他开始变得不再睿智，反而变得荒唐，渐渐寻求以自己独特的帝王术，玩弄内外庭院，将政治权谋运用到了极致。他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但这却导致了内朝外朝的不满和权臣的崛起。
内朝出现了像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权臣，他们争夺皇帝的信任和支持，试图左右朝政。而外朝也涌现出了像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他们看到了唐玄宗的荒唐和内部纷争，便蠢蠢欲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谋取更大的权力和地位。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个时候的唐朝内外局势并不乐观。可以说，它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唐玄宗变得懒政，好像把皇帝的职责当成了一种甩手掌柜的游戏。国家面临着多重危机，无论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还是贫富差距的激增，都让唐朝岌岌可危。
在这个充满权谋和野心的时代，唐朝最终陷入了混乱和动荡之中，而“安史之乱”成为了大唐辉煌时期的伤疤，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这段历史，就如同一部悲壮的史诗，讲述了权谋、背叛和荣辱交织的故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记。
混乱的时代，国防压力愈发沉重。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唐朝，表面上看似歌舞升平，一片繁荣。然而，实际上，外患已经开始积聚，而且各个方向都异常复杂。自从唐高宗时代，大唐的国土达到了辉煌的巅峰，但从武则天开始，唐朝的外部战略逐渐由进攻转向了防御。到了唐玄宗后期，曾经的四夷臣服逐渐成了不安定的因素。
北方有强大的突厥势力威胁。
东部有奚、契丹、室韦、靺鞨等各种游牧民族，对唐朝构成潜在威胁。
西方则有来自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突骑施和坚昆的压力。
而在西南，吐蕃和南诏也对唐朝的领土构成威胁。
无论是北、东、西、南，都没有一个方向是平静的。
这种局面迫使唐玄宗在开元年间采取了节度使制度，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唐朝建立了著名的九镇节度使体制。
然后，在国防的层面上，这个制度似乎是完备的，但问题在于唐玄宗的个人私心对其运作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执政期间，特别是他对待安禄山的态度。正如一位古代智者所言，国家的繁荣和安定建立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唐朝的盛世之时，唐玄宗却纵容了安禄山一人兼任三镇节度使的荒唐安排。
这一决策将本来应该用于边疆防御的节度使体制，转变成了一个酿成灾难的机制。安禄山、哥舒翰等节度使逐渐壮大了拥有庞大军队的军事势力，他们的野心和野心逐渐膨胀，开始企图左右朝政，置唐朝的稳定于不顾。
这些军阀不再只是边防的守护者，而是成了割据一方、实力强劲的强者。他们的野心和军力不断增长，让唐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这是一个充满政治斗争和野心膨胀的时代，唐朝内外形势不断恶化，而唐玄宗的私心决策成为了这场灾难的根源。
同时，大量兵力集中在边防，导致了京畿地区的兵力锐减，不仅数量不足10万，而且这些部队的战备状况也岌岌可危，已不再是昔日的强军。
这是一个国家防线的坍塌，一个在权谋和野心中迷失的时代，唐朝的国防不堪一击，而内外交困的局面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注定命运。这段历史，充满了权谋、野心和危机，如同一出精彩的戏剧，注定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一页。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大唐，那就是土地兼并的严重问题，它引发了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和民怨的沸腾。
唐初之所以能够强盛，关键在于两个制度的妙用——府兵制和均田制。这两者相辅相成，成就了大唐的辉煌。
府兵出征无需国家提供军饷，因为他们会因为征战而获得土地奖赏，这正是均田制的精髓所在。无论是在边疆还是关内，这一制度让每个唐朝人都有自己的土地，社会因此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也因此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风貌。
然而，即便再多的土地也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在武则天后期，唐朝的人口从唐初的200多万户增加到了900万户，土地已经不足以分配给每个人，均田制开始瓦解。
与此同时，府兵制失去了以军功授田为基础的支持，因为土地不再充足。曾经因为军功而拥有土地的府兵们成了地主，贫穷的农民子弟成了府兵的来源。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装备自己，于是无法胜任战斗，府兵制变成了一个虚幻的概念。
在唐玄宗时代，唐朝被迫采取了募兵制，这导致了军费的激增，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
土地兼并问题也使人口流散和流亡的问题凸显，而募兵制的实施又进一步加大了国家的军费支出。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正如《唐会要》中所说，“江淮苦变造之劳……数倍加钱”。
这一切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升级。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民生困苦，人民的怨声载道，大唐的盛世如梦初醒。这是一个纷乱和危机四伏的时代，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引发了人心的波涛汹涌，成为唐朝最大的隐患。这段历史，充满了矛盾、危机和挑战，就如同一部令人唏嘘的史诗，将永远被铭记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之中。
然后，唐朝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平衡，这也是导致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唐朝一直奉行的三省六部制度，最初是出于一份崇高的愿景——确保国家的领袖权力被多人分享，以便有更多的贤士来辅佐，共同商讨国家大政方针。这个制度创造了政事堂，一个汇集了大唐智者的殿堂，他们集思广益，用集体的智慧和共同的努力，为唐朝的辉煌黄金时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开元中期，这个制度开始出现了问题。直到开元十一年（723年），政事堂逐渐演变成了“中书门下”，能够参与政务决策的宰相从原来的10人减少到了仅有2-3人。原本的唐朝分权制度彻底瓦解，给了不肖的宰相们独揽大权的机会。这时，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权势不断膨胀，形势迅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权力的争夺战。
政事堂，曾经是贤者们共商国是的殿堂，现在变得危险而不可控。它的沦陷成为了唐朝政治格局的分水岭，政权的核心渐渐失去了掌控，而这也成为了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崭露头角的机会。唐朝，曾经的辉煌盛世，开始迈向了不可逆转的衰落之路。这段历史，宛如一部政治阴谋与权谋交织的史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篇章之中。
不仅宰相出了问题，权力机构的制衡体系也出现了漏洞。
李世民为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设立了“三省三分制”。
这意味着：
中书省负责发布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
门下省负责审议决策和法令，拥有对皇权的限制甚至“封驳”权。
尚书省负责执行政策，监督各级政务的实施。
这一制度有点类似于三权分立，将立法、监督和执行权分开，三省地位平等，相互制衡，只有合作才能高效运行。这有助于防止中央集权，也有效减少了腐败。
然而，在玄宗执政中后期，这个制度失去了效力。
举例来说，按照三分制的规定，各个节度使和边镇将帅应该每四年轮换，不允许长期驻守一个地方，以避免他们积聚过大的权力和势力。然而，安禄山却连任了十多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培养了自己的个人势力，为叛乱埋下了伏笔。
这是一个权谋缠绕、政治机制失效的时代，大唐的统治体系渐渐崩溃，让腐败和野心开始滋生，而这一切都将成为唐朝盛衰的重要转折点。这段历史，就像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充满了权谋、背叛和政治斗争，注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章节。
最后，唐朝动荡的最关键问题在于唐玄宗的怠政和昏聩，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待安禄山的两个小事中窥见一斑。
史书记载：“天宝十三载，禄山，求兼领闲厩群牧。又求兼总监。” 安禄山竟然敢提出这么大的要求，企图掌握全国军马的管理职位，这本应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信号，帝王应该警惕才对。然而，唐玄宗却轻易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甚至还给予了便利之门，让他可以积累大量的战马和军资。
随后，安禄山又提出将胡人替代汉将，这无疑是为了叛乱而明目张胆地做准备。然而，唐玄宗竟然也答应了这个危险的要求。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安史之乱几乎不可避免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史之乱的逻辑线应该是这样的：外部边防的压力催生了节度使制度，经济压力导致了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虚内实外的军事部署削弱了中央政权的警惕性，政治制度的失灵让制衡机制失效，于是野心家们得以崛起，叛乱的苗头开始萌发。
在这一切背后，最可怕的并不是外患的威胁，而是君王的独断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因为经济问题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如果不看清这一点，再强大的帝国也会在内忧外患之下岌岌可危。
这段历史，就如同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充满了政治权谋、明哲保国和国家兴亡的较量，成为中国历史上永不磨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