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概述
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商务印书馆汇集不同版本史书拼配而成，犹如 “百衲衣”，由张元济主持，历经波折完成，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诞生可谓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座丰碑。张元济耗费巨资搜访宋元善本，从 1920 年商务印书馆开始辑印 “四部丛刊” 时便注意到《二十四史》版本问题，历经十余年努力，期间不断汇集珍贵版本。
1926 年，商务印书馆发布预告称除《明史》仍用殿本之外，其它各史都将以珍罕的宋元古本为底本影印。1930 年，“前四史” 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以宋版古本影印，正式宣布 “百衲本”《二十四史》公开发售。然而，1932 年 “一二八” 事变中，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部，导致大量图书、印版焚毁，甚至馆藏的宋元古本也未能全部抢救运出。但张元济并未放弃，在各方努力下，1934 年发布了 “重订百衲本二十四史” 的预约样本，最终于 1936 年大功告成。
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的版本极为讲究，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等，除《旧五代史》《元史》《明史》等数种以明清时的版本作为底本外，均以宋元版为主要底本。这种精心挑选的版本使得百衲本在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最接近原本的史料。同时，其极高的收藏价值也吸引了众多藏书家的关注，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二、独特魅力与价值体现
（一）珍贵的版本特色
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宋元古本为主要底本，这在版本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史记》选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此本创三注合刻的体例，极大地方便了《史记》的研究，奠定了《史记》版本学的基础，同时对《正义》的流传有保存之功。又如《汉书》选用宋景佑刻本，景佑本源自北宋太宗淳化五年的刻本，虽已不完整，但尽可能地保留了《汉书》的原始面貌，传误情况较少。再如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等，多数版本都是精心选取几个不同版本配补而成，这种做法使得百衲本二十四史犹如一件由众多珍贵碎片拼接而成的艺术瑰宝。
（二）学术研究价值
百衲本二十四史对殿本、局本中的谬误有所匡正，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史学界一致公认为 “中国最佳全本正史”，其价值可见一斑。在历史研究中，准确的史料是至关重要的。百衲本通过选用珍贵的宋元古本，并进行精心的校勘和配补，为学者们提供了最接近历史原本的史料。例如，在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上，百衲本可能会提供更为详细、准确的信息，有助于学者们更深入地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和影响。同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百衲本也可能会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促进学术研究的多元化。
（三）收藏价值之高
百衲本二十四史在收藏市场上价格高昂，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在拍卖市场上，其价格常常令人惊叹。如一套二十四史书价高达 38 万，足见其珍贵程度。百衲本二十四史因其稀有珍贵，成为藏书热点。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旧书价值陡然高涨，以北京嘉德的一次拍卖活动为例，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市场价约二万，拍卖至十七万成交。这不仅体现了其经济价值，更反映了其在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地位。百衲本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藏书家来说，收藏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不仅是一种投资，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三、版本比较显优势
（一）与其他版本差异
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二十四史虽点校质量高、阅读体验佳，但百衲本二十四史在版本选择上更具优势。中华书局版主要以整理校勘为主，而百衲本则致力于搜寻最古远的善本，如大量选用宋元刻本，使得其在版本的原始性和权威性上更胜一筹。
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俗称殿本或官本，是清代乾隆期间刊刻的正史。然而，殿本后出较晚，流布不广，且在版本的古老程度上不及百衲本。百衲本通过精心选取不同版本配补，尽可能地还原了史书的原始面貌，而殿本在多次转抄和刊刻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遗漏和传误。
和刻本正史在国内知名度不大，但对于寻找明监本的读者有一定吸引力。然而，百衲本在版本的丰富性和权威性上远超和刻本。百衲本收录了众多旷世善本，涵盖了从《史记》到《明史》的各个历史时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和准确的史料。
（二）异本惊世罕见
百衲本二十四史收录的旷世善本，如《史记》的黄善夫家塾刻本，被誉为 “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此本创三注合刻的体例，方便了后世对《史记》的研究，奠定了《史记》版本学的基础，同时对《正义》的流传有保存之功。
景佑本《汉书》是现存最早的刻本之一，尽可能地保留了《汉书》的原始面貌，相对其他版本因多次转抄而致的遗漏、增佚，景佑本传误的情况较少。张元济在编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特意选用铁琴铜剑楼所藏的北宋景佑本《汉书》作为底本。
珍贵的明代开国第一朝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列传，在史料价值上更高。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只能通过《元史》了解其事迹；纂修者违反修史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
此外，百衲本二十四史还收录了宋代绍兴年间井宪孟在眉山刻印的《七史》，即《宋蜀刻七史》，包括《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这些史书原由曾巩等人校定，宋徽宗时颁行。靖康之变后，中原沦陷，《七史》很难见到，后经四川转运史井度重加收集补缀，在四川眉山刊行。明代，书版入南京国子监，称 “南监本”；元、明续有修补，称 “三朝本”；清嘉庆时毁于火灾。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有宋蜀大字本及明递修本《眉山七史》，其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无与伦比。
四、艰难诞生历程
1930 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发布《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标志着这部巨著的出版发行工作拉开序幕。然而，命运多舛，1932 年 “一二八” 事变中，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部，已印好的大量图书、印版毁于一旦。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等全部中弹起火被焚毁，东方图书馆的 46 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 3700 多种、35000 多册也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在世上绝迹。
面对这一沉重打击，张元济并没有被击垮。1932 年 2 月 6 日，商务董事会特别委员会立即设立善后办事处。3 月，即发布了 “重订百衲本二十四史” 的预约样本。这份重订的预约中，刊载了经历浩劫之后商务印书馆的特别启事，声明书馆损失惨重，同时强调续印的第三批图书已于 1933 年底印制完毕，且续得版本视初印较为完善。
为了能按预定计划及时出书，并减轻张元济在具体工作中的负担，1930 年 8 月，商务印书馆专门设立了校史处，聘用十余人，协助张元济工作。张元济自 1926 年退休后，已集中精力专事其职数年，先后校勘了多部断代史，并撰有后跋和校勘记。仅校勘记的异文，就多达千余条。
在这艰难的历程中，张元济秉持着对文化传承的坚定信念，克服重重困难。他广泛搜求各史善本，字字精校，页页修润。单是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做《校勘记》就达百余册。他亲自挑选纸张、监督印刷，历经 1932 年的 “一二八” 事变，仍不放弃。终于，在 1936 年，百衲本《二十四史》大功告成，完成了这部卷秩恢宏的巨著。
胡适在看到样本后评论说：“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估量！” 当时已整整 70 岁的张元济对好友顾廷龙说：“能于文化消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诞生，不仅是张元济个人的成就，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座丰碑，它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里，文化人对历史传承的执着与坚守。
五、文化传承意义重大
百衲本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在文化传承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它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最接近原本的史料。百衲本通过选用珍贵的宋元古本，并进行精心的校勘和配补，尽可能地还原了史书的原始面貌。这使得学者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和影响，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在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上，百衲本可能会提供更为详细、准确的信息，有助于学者们更深入地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和影响。同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百衲本也可能会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促进学术研究的多元化。
其次，百衲本二十四史对于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它涵盖了从《史记》到《明史》的各个历史时期，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阅读百衲本二十四史，后人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伟大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同时，百衲本二十四史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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