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进，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杭州人。银匠出身，但少年时即受其职业画家父亲的影响，并显现出了相当强的观察与造型天赋，后改攻绘画，出入宫廷，颇多坎坷，终生贫困，情志郁郁。系“浙派”的开派领袖。山水、人物、花鸟全能，风格多样。仅就山水而言，也有雄健苍浑、恣肆放逸、宏伟阔大、空灵清淡、深秀典雅等诸多面貌。
明 戴进 三顾茅庐图
关于戴进山水画艺术的文脉传承，李开先《中麓画品》说：“文进其原出于马远、夏圭、李唐、董源、范寛、米元章、关仝、赵千里、刘松年、盛子昭、赵子昂、黄子久、高房山”，《明画录》则讲“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圭，而妙处多自发之”。实际上，荆浩、李成、燕文贵等对他也不无影响，他对于五代、宋、元诸多大家笔墨都做过深入具体的探讨，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广议博考，兼收并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转移多师，学养丰厚而多能固然是件好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戴进没有照搬他人的笔墨，而是“妙处多自发之”，“纵逸畦出，卓然成家”，创造出了包蕴丰富、变化多端、可塑性强、且具有个性风采的形式语言体系——以南宋院画尤其是马远夏圭的苍郁遒劲为主线，纵横逸肆一以贯之、结构严整而又富有张力、“南”“北”交相融汇，於清媚典雅超凡脱俗中凸显放逸开合，这显然是一个丰富多彩、充满了矛盾对立统一色彩的形式语言体系，足以令世人瞩目，明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中说的一段话可为佐证：“其画雄骏高爽，苍郁浑深，古雅不群，超然自得。虽云行家，骨气非凡，仙仙乎飘飘乎，若乘风云跨赤龙，纵横天上，亦国朝圣作也”。
明 戴进 春游晚归图
明 戴进 春游晚归图 局部
被笔者敬请到拙著这个章节现身说法的北宗骨干，都有令人尊重的学术建树，戴进当然也是如此。如上述文字所言，他最突出也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他的以“融创”为主旋律的审美创造——悉言之，所谓“融创”，即广议博考、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化生再造。
由于戴进涉猎广泛，又能够“妙处多自发之”，在融会贯通、生发再造之中构成了可塑性很强、且拥有鲜明个性色彩的语言体系，故在拥有了超强语言表现力的基础上，形成了风格面貌的多样化——或许我们可以认定：基于形式语言的卓异表现力、且又隐涵着美美与共、化生再造而趋向“语境升华”的风格多样化，正是戴进山水画艺术的总体风格。
有了上面的认识，我们在浏览戴进的山水画时，自然会发现：被他收入画图之中参与形式建构的语汇，大多各得其所，相当积极地完成了造型、造境、“图真”、营造不同意境和不同审美趣味的任务。其间，既没有王履所反对的那种可以套在任何一个马嘴上的“马络”式套话，也没有语焉不详、不知所云，画语与文心格格不入的无奈与尴尬，当然，也没有学谁就“复印”谁的被动的重复描摹。我们会看到，即便是在那幅与马夏颇有些相似的《风雨归舟图》中，戴进所倚重和遵循的原则，也是真切而又能动地表达个性化的切实感受、以及阐发特定的精神情境，笔意为此而有所变化。否则，那种元气淋漓幛犹湿、彰显纵肆开合之宏大气势、与自然造化“一起摇摆”的动感和与众不同的氛围无从谈起。
明 戴进 风雨归舟图
明 戴进 风雨归舟图 局部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的，是戴进最“名不副实”的一幅画——《仿燕文贵山水》。从史论家们相关研究的记载中可以断定，这张画的标题不是画家自己确定的，而是出于董其昌的题跋。董其昌显然相当喜欢这幅画，故一反崇南贬北、特别瞧不起浙派的常态，在作品的显要位置题写道：“国朝画史以戴文进为大家，此学燕文贵，淡荡清空，不作平日本色，更为奇绝”。有意思的是，这张画的形式语言和风貌，与燕文贵的“燕家景致”并不相符。燕文贵是浙江吴兴人，北宋名家，李成门下，尽管《圣朝名画评》称其“不师于古人，自成一家”、其画风也确实变李成清刚文秀而为质朴温穆、清媚典雅，但李成及其传派所拥有的那种蓬勃劲健的骨力骨气，依然存在。准确地说，《仿燕文贵山水》所展现的这类风格，乃是戴进“融创”所得，是这位“心中颇有许多事业”的艺术家独出心裁、与“北宗主旋律”拉开距离最远的一种视觉表达。这幅画最突出的特征，一是审美情境“淡荡清空”、文逸气息浓郁；二是笔墨含蓄温润、舍弃了骨力雄强的“笔”，而凸显出了妙不可言的“墨”。
明 戴进 仿燕文贵山水
戴进还有一类作品，如《雪景山水图》和《雪山行旅图》等，着眼就会让人感觉到郭熙的影响，甚至使人得出了出自郭熙笔意的结论。然而，深入具体地品读戴进的这类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在审美意趣与精神气质以及笔墨语言等方面，与郭熙的艺术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从而引发以下感慨——戴进的“妙处多自发之”、“纵逸畦出，卓然成家”着实精彩！王履的“宗与不宗”不乏知音矣!
明 戴进 雪山行旅图
先从“笔”、笔线上看，尽管这两幅画的笔墨也有些区别，《雪景山水图》的笔意趋向疏放粗壮朴茂，《雪山行旅图》的则有些细劲犀利畅达，但它们却拥有一个鲜明的共性：以率性为之、遒劲流畅的意笔书写作为骨干，以变化多端、略有乱柴解索之意的中性点划为皴，形体与形势结构极富跌宕放逸纵横捭阖之美。这样一来，书写意趣和主观表现色彩都得到了显著的强化，就此而言，称之为浙派乃至后世纵逸书写的滥觞，亦无不可。
从皴法上看，戴进在这两张画中，进一步凸显了笔线“骨法用笔”特质与彰显风骨的作用，大幅度地减少了皴法的运用，以少胜多，收到了良好效果。而由李成始创郭熙完善的“卷云皴”则另有特点：其轮廓与结构线多为曲线，圆笔中锋侧锋兼有，形态更多变化，方、圆、阔、细兼而有之，而且“内力”强劲，绵里藏针，富有弹性和张力。皴纹的用笔及笔触形象变化也很多，侧锋、侧卧旋揉、点厾以及中侧之间的拖皴并用，形态变化自然，多顺应屈曲之结构而呈圆弧状，因势利导、就迹成形。用墨则灵动不拘，大体上以泼墨（勾、皴、染、点一遍完成）为主，积墨为辅。“笔”与“墨”高度契合，尽显“石如云动”之妙。
自然而然打出的“石如云动”，恰好道出了一个小秘密——戴进这类作品之所以会让人联想到郭熙，关键就在造型样态上。换个说法，戴进这类作品之所以会让人觉得与郭熙有关，其原因与其说是拥有“郭熙笔意”（由于“某某笔意”之类词语内涵颇为宽泛，用它们来解释上述问题亦无不可，但毕竟笼统了一些），不如把这疑问落实到更为确切的“造型样态”上，因为，让观众感到“此图与郭熙有关”的，正是影影绰绰的“郭氏云山感”。
明 戴进 洞天问道图
展开戴进丰富多彩的画卷，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作品大多拥有“融创”之妙。《风雨归舟图》与《仿燕文贵山水》的反差固然令人拍案，戴进其他一些类型的作品各美其美，也都能带给我们惊喜，比如《三顾茅庐图》、《关山行旅图》、《春游晚归图》、《聘贤图》、《洞天问道图》等等、等等。
明 戴进 关山行旅图
然而，“融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姑且不谈什么“故步自封”、“老子天下第一”以及狭隘的宗派主义之类陋习的影响和桎梏，也不谈“广义博考”“有容乃大”之类的大道理，只从专业角度探讨一二。首先，专业眼光是一定要有的，这样才能做到“取法乎上”，看清楚引发我们学习探讨兴趣的东西好不好，究竟好在哪里，以避免误入歧途。就以浙派为例，刚劲逸肆之美神采奕奕、充实而又灵动，甚至与趋于狂放的人格理想的追求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毫无疑义，这些文化积淀肯定会在重铸山水精神、振兴北宗的努力之中推波助澜，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其末流画家的剑拔弩张、霸悍粗俗，尽管与浙派精英们所开创出的风格取向仍然保持着某种联系，但路岐语哗，已然形成了一些令人生厌的杂音，无论今天的人们怎样推崇、强调阳刚之气，也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
明 戴进 聘贤图
这里，还要点击一下同样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拼凑”——在传统宝库中找到好东西，只是个前提，还要有办法融而化之，并成为自己艺术生命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要以为像当下不少人所热衷于做的那样，把经典中的一些“华彩乐段”搬来拼凑罗列在一起就成了现当代的自己的创造。实际上，“拼凑与“融创”无关，与音乐界洋溢着再造精神的“重新编曲”，以及把小便池之类现成品搬到展览馆使之成为艺术品等举措，也不是一回事儿。
以笔者几十年“二次造山”实践积累的经验，融创的最有效途径，是把那些宝贝放到“形式语义场”中运化再造。“形式语义场”是我根据长期审美创造实践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详见拙论《再造水墨山水语境》（《美术》1997 年第8期），“形式语义场”中的运化再造，不仅意味着笔墨形态的变异，还意味着内在精神的熔铸，意味着语言生命境界的升华，与画史中对传统大家笔墨的花样翻新以及时下常见的克隆拼凑，本质上大不相同。就此而论，戴进的审美融创，其境界还有提升的空间。
明 戴进 聘贤图 局部
戴进因其丰富多彩、“妙处多自发之”的艺术和承前启后的切实影响，得到了广泛的高度赞誉，其中大部分我赞同，比如：“国朝画史以戴文进为大家”（董其昌语）、戴进“兼善众美”（郎瑛《七修类稿》）、“凡一落笔，俱入神品，为本朝画流第一”（何乔远《名山藏》）。至于韩昂说他“不下于唐宋先贤”（《增补图绘宝鉴》）,乃“画中之圣”（郎瑛《七修类稿》），则觉得还稍有商榷的余地。戴进作为浙派领袖，其艺术丰富多彩，而且其间贯穿着一条纵横逸肆的主线，在山水流变过程中的影响和贡献确实令人赞叹不已。然而从内在精神的熔铸与生命语汇创构的视角探究，似乎还有所羁绊。
由于没能找到更多的资料，对戴进人生及其周遭环境的了解没能进一步深入，故束缚他的究竟是什么我无法断言，只是感觉他稍微少了那么一口“气”儿和一点“劲儿”。据说他个性倔傲，连画画都不囿成法而多出新意，应该不乏登峰造极之襟怀与机遇，若能紧密结合自己的情性意旨和生命旅途中隐涵着的深层动因，再往高处攀登一步，使已经自成体系、拥有了诸多可能的“融创”，升华成为更加恢宏壮丽的“生命交响诗章”，岂非就真的“超凡入圣”了？
明 戴进 金台送别图卷 局部
戴进一生，怀才不遇，屡遭压抑坎坷，被皇家画院逐归故里之后，颠沛流离，“嫁女无资，以画求济，无应之者”（李开先《中麓画品》），“死后人始推为绝艺”（《明画录》）“身后名愈重而画愈贵”（明李开先语），生前作画却难买温饱，终贫困而死。磨难对于艺术家来说，固然是一种伤害，但也可以成为文化积淀和激励，戴进也应如此。大约在中年，戴进曾长叹“我心中颇有许多事业，怎奈世无识者，不能发扬”（《中麓画品》），古语云“不平则鸣”，戴进心中的这股子不平之气在他的笔墨之中也有所体现，但似乎还不够。
明 戴进 春酣图 局部
唉！拥有如此丰厚的专业素养和超强语言表现力的艺术家没能更上层楼，太遗憾了……
不过不用急，因为一个气壮如山、为所欲为且运气相当不错的人已经来了——他，就是以“豪纵”、蓬勃的艺术促使“北宗”山水步入一个新境地的吴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