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本文作者，原基建工程兵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张佩芳，参与了兵种撤销前基建工程兵纪念画册的编辑工作。本文通过对画册光荣榜的深入解读，展现了基建工程兵部队在激情岁月里所获得的众多荣誉与贡献。这部纪念画册，是对基建工程兵18年辉煌业绩的倾情讴歌，是对部队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深情咏叹。
基建工程兵部队撤销前夕，兵种政治部经请示领导，拟出版一部全面反映基建工程兵部队业绩的大型画册。
兵种政治部领导牵头筹备，召集政治部有关人员反复研究，对画册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框架结构等形成共识后，做了分工：画册的主体部分，即摄影作品、美术作品和文字撰写，由宣传部、文化部和报社合作完成。画册的光荣榜部分，刊登全兵种部队所有获得二等功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等有关资料，由组织部负责汇集提供。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画册于1983年初出版，成为部队撤销后留下的珍贵纪念。
画册光荣榜收录了先进集体149个，先进个人226名。
如果说其中有什么特点的话，数量可观倒在其次，最主要、最突出的一点，是实施表彰奖励的部门五花八门，奖励名目繁多，蔚为大观。
例如，实施表彰奖励的单位除了军队以外，还有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冶金部、煤炭部、地质部、化工部、交通部、电力部、二机部、三机部、七机部，以及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北京市、广东省，共十六个部门(省市）。
再如，表彰奖励的名目，先进个人除了部队授予的荣誉称号和军功(一等功、二等功)，还有地方性质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等，可谓琳琅满目。
这种现象只有在基建工程兵才可能发生，而在全军所有部队，各个军区、军兵种里，是绝无仅有的。原因很简单，基建工程兵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全兵种十多个指挥部（兵办），各有各的行业领导，十多个行业系统各有各的奖励名目，这是基建工程兵独有的特色。
这个特色的优长是显而易见的，部队担负的任务，涵盖国家众多的经济建设领域，涉及重要的国计民生，社会影响力广泛。
英模人物对部队和社会公众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个年代，建设“四个现代化”口号响彻全国，各项工作大干快上，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事业云蒸霞蔚，英模人物们凤翥龙骧，是他们，在为这支50万大军壮焰增辉。
在基建工程兵历史的天空，那些名字是闪亮的星。
兵种组织部是负责奖励工作的职能部门。但先进典型的发现、宣传和褒扬，组织部与宣传部、报社的工作各有分工，当然也就互有交叉与合作。
基建工程兵历史上，12支队111团姚虎成，是唯一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英模人物，兵种机关专门召开命名大会，兵种领导全部出席，国务院副总理、基建工程兵第一政委谷牧颁发奖状，可谓影响巨大。
我到兵种组织部工作时，姚虎成荣誉称号的命名大会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从兵种机关到部队基层，学习、宣传姚虎成的热潮依然在持续。
发掘和报道姚虎成事迹的同志，主要是由宣传部的同事们，在姚虎成所在部队的协助下共同完成的。一场接一场姚虎成事迹报告会，由宣传部领导或同事出面去讲，许多报刊没有发表的细节，都可以在报告会上畅所欲言，加之报告的语言都是口语话化的，比报刊上的文章更生动，更富有生活气息，所以受到领导和基层官兵的广泛欢迎。
组织部有一个内部刊物《组工通讯》，下发全兵种组织部门，用以交流工作业务。王玉凌部长让我去找宣传部的同志，索要有关材料，在《组工通讯》上刊登姚虎成事迹报告，以及那些鲜活的部队学习姚虎成活动动态。
我去新闻科长兰书臣办公室，他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了采写姚虎成事迹的体会。他谈到了一个独到的细节：姚虎成雪崩遇难，遗体从七八米深的雪堆中挖出来后，已经没有心跳了。战友们从他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在耳边听听，它还在滴滴嗒嗒分秒不差跳动着。
兰书臣说，他在姚虎成事迹报道中使用了这个细节，编辑称赞，读者感动，作事迹报告的领导讲到这个细节，会场上都是一片肃静，人人为之动容。
中央军委授予的荣誉称号，事实上是国家最高荣誉，因为，授予荣誉称号的命令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签发，而我们国家的体制，军委主席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所以说，基建工程兵部队奖励规格最高、奖励等级最高、影响最大的英模人物，非姚虎成莫属。
基建工程兵全部历史上，共有4个人曾获得过军队荣誉称号。除了前面说过的姚虎成，还有55团谢成华和301团马如飞，他俩的“模范共青团员”荣誉称号，是基建工程兵党委授予的；211团战士杨太平的荣誉称号“抗洪抢险英雄”，是南京军区授予的（杨太平牺牲于画册出版半年之后，故未能收录）。
授予荣誉称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的最高奖励，是国家和全社会对军人的崇高褒扬，除了打仗时涌现的“战斗英雄”，在和平环境，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在活着的时候得到过军队的荣誉称号。
以上4人，或牺牲或病故，他们获得的荣誉称号，都付出了年轻生命的代价。
采写报道马如飞事迹时，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曾有一个细节，让我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
马如飞的主治医生告诉我说：马如飞患上的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脑干肿瘤，有病理学研究价值。马如飞去世后，医院决定取出他的脑部，用福尔马林液保存在玻璃器皿中，供科研和教学使用。
医生一再叮嘱，这事千万不要在公开报道中出现。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说出来，恐怕不必有什么顾忌了吧？
军队之外的荣誉，在那个年代，唯有全国劳动模范能与之相比。特别是遇到重大庆典，比如国庆活动每十年一次的“逢十大庆”，全国推选出来的劳动模范代表进京，参加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大会，表彰令由国务院总理签发（那时国家尚未恢复国家主席制），逢这种机遇受到表彰的劳动模范代表，就属于地方性质的国家最高荣誉了。
画册光荣榜上，全国先进集体801团（原名为全国先进企业）；全国劳动模范，24团解治国、401团杨正明，就属于上述情况——
1979年国庆节，恰逢三十年大庆，国务院召开的表彰大会，他们被推选为全国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来京参加大会，表彰嘉奖令由尚在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华国锋签发，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大会上颁奖。
我认识杨正明时，他早已经是受过表彰的全国劳模了。
那次，组织部领导派我去河南平顶山煤矿，深入了解杨正明所在的401团8连团支部和青年团员，在施工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情况，打算通过总政报给团中央，为他们争取“新长征突击队”称号。
那时，杨正明还在8连当连长。到了平顶山，他首先领我去煤矿井下，让我对他们的工作有个直观印象。
401团承建的河南省平顶山煤炭，是国内少数大型煤矿之一，号称“高温矿”。由于地质情况特殊，水患、塌方和瓦斯事故等复杂情况偏多。
杨正明带我去下到地下近700米深的矿井，在掌子面上，实地体验官兵们掘进作业。
35度以上高温，蒸笼一样，井下基本上没有女性，许多战士光着上身，只穿一个裤头；震得耳膜几乎破裂的各种机器轰鸣，对面说话听不见；呛的胸闷的瓦斯气味，高强度的体力劳动，401团的官兵们在这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同行业全国第一名，井巷掘进连续3年超万米。尤其是8连，连续3年荣获井巷掘进国家等级队称号。
至于杨正明个人，得到的各种表彰和奖励，就太多了。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感到他确实挺了不起，全国劳动模范的盛名之下，是常人难以达到的业绩指标。
基层官兵得到这么高的荣誉，是评选活动中优中选优，在精英中选出更精英的结果，绝非偶然和侥幸。
这样优秀的连队，又有这样的先进人物作支撑，我撰写的8连团支部事迹材料内容就感觉太充实了。经组织部领导审核后报到团中央，最终如愿以偿，8连团支部被团中央评为“新长征突击队”。
共青团组织那几年开展“新长征突击手”命名表彰活动，全国县级以上共青团组织，先后命名了一百多万“新长征突击手”，可谓数量庞大。
基建工程兵画册光荣榜上，有7名团中央表彰的“新长征突击手”。他们7人中，只有904团技术员刘晓平，曾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1981年11月召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表彰大会。
这次大会，是开展“新长征突击手”活动那些年，唯一的一次全国性表彰大会。
那时团中央颁发的奖状，“新长征突击手”前面，原本是没有“全国”二字的。（画册光荣榜上的“全国”二字，是编者添加的。）受到这次大会表彰的“新长征突击手”，才可以视为全国性荣誉。
那次，团中央分给全军部队10个“新长征突击手”代表名额，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军委直属单位，共二十多个大单位竞争，最后，基建工程兵组织部推荐的刘晓平脱颖而出，完全凭的是过硬的事迹材料。
刘晓平事迹“牛”在哪里？撰写报给总政的刘晓平事迹材料前，我和刘晓平进行过比较细致的交谈，她的情况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四点：
一是她所从事的水文地质工作，搞孢粉分析，给人以神秘感，极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二是她有知识分子背景，许多专业上的事，人们闻所未闻，使人有新鲜感。三是她刚刚二十几岁，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就是中国古生物学会会员，中国孢粉学会会员，“招牌”比较亮眼。四是在实际工作上的确“有两把刷子”，凭苦干做出了贡献。如此而已。
刘晓平受表彰后，《解放军画报》曾对她有个专题报道，摄影师把她的彩色照片拍的很漂亮，她不仅在水文地质部队，在全兵种也有了名气，曾多次为部队做事迹报告。我们组织部的同事，参与了刘晓平事迹报告的整理，并把它用小册子印发到全兵种各个部队。
来之不易的荣誉，代价也是不小的。除了苦和累，没完没了的在实验室耗费青春时光，顾不上考虑个人婚恋问题。因为长时间接触化学药品，她得了接触性皮炎，起了一脸疙瘩，又痛又痒，一直发展到面部变形。
这对一个爱美的姑娘家来说，压在心头的重量是不言而喻的。我和她谈话时，她说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但脸上仍有隐隐约约的带血丝的红斑痕迹，虽然用药和化妆，依然瞒不过人。
以后是什么情况？兵种撤销后就完全不知道了。
光荣榜上先进个人中，除了国务院各部委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等地方性荣誉44人之外，还有一等功的12人，二等功的156人。批准立功的机关，有部队，也有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因为缺少原始资料，是否所有的人都是军功，待考。）
在和平年代，等级较高的军功，比如二等功，特别是一等功，其条件是很严格的。例如，多年后享誉世界的任正非，那时研制成我国第一台“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支队党委给他记的是二等功。立一等功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那些数量不多一等功的荣立者，无非是两种情况——要么功绩卓著，有重大贡献；要么就是在非常时期，在随机事件中有特殊成绩，且社会影响较大。
例如，7支队61团战士张国安，63团工人万有，就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一特殊时机，各记一等功的。
张国安和万有同在一个吊车组，吊车组与陆军38军官兵互相配合，在倒塌的楼房废墟中救人。那时我还在7支队宣传科当干事，奉命抽调到唐山救灾指挥部材料组，在救援一线，亲历了那个特殊事件。
地震已经过去13天了，倒塌的楼房废墟中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他俩操作的59号吊车，吊开楼板，救出了一个还活着的名叫卢桂兰的中年妇女。此事很快在救援一线引起轰动，军内外报纸电台争相报道，称之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他俩荣立一等功后，又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的表彰大会。
在北京指挥部所属的6、7支队广为流传的“蒋林川事件”，则属于一种更为特殊的情况。
蒋林川原是6支队51团一名战士（该团1978年划归9支队）。1976年，“四人帮”最猖獗时期，蒋林川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写出煌煌十二万言意见书，属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所在部队番号，上书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痛斥“四人帮”祸国殃民。
随后，蒋林川遭到拘捕关押，开始接受没完没了的审讯。“四人帮”垮台后，蒋林川解放了，被破格提升为连队副指导员，荣立一等功，并当选为第十届团中央委员。人民日报曾于1978年刊登长篇通讯，报道蒋林川的事迹。
1978年，51团划归9支队建制后，有一次蒋林川到支队政治部来，准备由这里去参加团中央的一项活动，我和他有过简略的交谈。
蒋林川个子不高，略有些黑瘦，普通话里带着明显的江南口音，语速不紧不慢的，语气沉稳温和。如果不了解，真看不出他在面临大是大非时，那件皱巴巴的军衣所包裹着的身躯里，曾经一腔热血，壮怀激烈。
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这份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胆略，得到一等功的荣誉，可以说是实至而名归的。
这部纪念画册，是对基建工程兵十八年辉煌业绩的倾情讴歌，是对部队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深情咏叹。
抚今追昔，除了感慨，还有一个困惑不解之处。
光荣榜上一百多个先进集体暂且不论，先进人物除去当年已经牺牲和病故的，还有二百多人。这么多人，唯有二等功名单中的任正非，如今举世瞩目经常露面之外，其余所有人，可循音讯的渠道除了官媒，还有那么多自媒体和公众平台，以及各种各样的群团活动，却见不到一点今天的踪迹，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
才四十多年时间，一个非同寻常的群体，在公众视野里销声敛迹，该不会这么彻底吧？他们都在哪里？
作者简介
张佩芳 军人，曾任基建工程兵七支队和九支队宣传科干事，基建工程兵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副院长，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