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是一座人文荟萃的千年古城。近代以来因为位于津浦铁路的要冲地位，更是名人辈出，法学家张庆桢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张庆桢（1904～1998）字济周，清末生于滁州，中国公学大学学部学士，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律博士。著有《中国法制史》（英文）、《海商法论》《刑事政策》《刑法总则》等法学理论著作。
根据张庆桢先生在安徽大学、中央大学、监察院任教职时留下的通讯地址，张庆桢家在滁县中心桥街的源泰纱莊。张庆桢之子张灏（1936-2022），是我国现当代名历史学家。据张灏回忆，张庆桢有弟兄五人，其中之一是中国著名耳鼻喉科专家、协和医院前副院长张庆松教授。张庆松教授同样也获得了美国的医学博士学位。可见张庆桢家族教育的繁盛兴旺。
法润百年人生路
——记滁州籍著名法学家张庆桢
李学鹏|文
1935年9月，张庆桢以厦门大学法学教授名义，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举行的全国司法会议，向大会提交《检察制度亟宜裁撤案》《县长兼理司法制度亟宜废止案》《儿童法院亟宜筹设案》等建议案，猛烈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下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司法体制，从学术角度呼吁司法改革。
1935年9月16日，全国司法会议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作为国民政府改定新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门，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国民政府当局十分重视，因为事先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虽然会议仅有四天时间，但是还是取得了一系列现实的会议成果。张庆桢在会议上提出的几项议案是基于在域外深造的法理基础和在安徽高等法院从事推事的具体审判实践得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性。所以在会上提出后就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
1935年媒体报道张庆桢在全国司法会议上的提案
张庆桢提议废除国民政府检察官制度，设立儿童法院，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区别审判对待。停止县长兼任审判官的传统县太爷断案这一行政和司法不分的封建残余。由于存在历史、时代局限性等原因，张庆桢的建议案虽然没被完全采纳，但是1935年的司法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改革了国民政府检察制度，其中多项改革的措施正是出自张庆桢的提议。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新中国在1980年代，走出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砸烂公检法的浩劫后，从新开始法治重建时，也注意到了这次司法会议上对于检察制度的检讨，并且将张庆桢等人的言论编辑成册，作为历史资源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20世纪30年代，张庆桢由安徽大学法学院远赴东南，转任教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除了进行专业的民商法学教学研究之外，也时刻关心时局，担心民族危亡。他曾多次应邀在校内集会上发表公开演讲。
“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夕，张庆桢于1937年4月12日在学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日有亲善可能吗？》的演讲，深刻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打着“日中亲善，东亚共荣”的幌子行侵略中国之实的丑恶目的。
1959年和妻子汪慧芬，送儿子张灏赴哈佛大学留学摄于台北松山机场
张庆桢先生严正指出：“中日两国亲善问题，全在于日本之诚意，然就日本对于中国所表现之各种情形来看，不但不能使吾人感到诚意，且在在均有以亲善为名，而行其侵略之实，故日本如乏诚意，则亲善恐无可望云云。”正如张庆桢的判断，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在宛平城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庆桢也带着全家走上了内迁大西南，开始了与全国军民抗战坚持对日抗战到底的艰难奋斗历程。
1937年7月，厦门大学法商学院中的法科停办，张庆桢离开厦门随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抗战时代的重庆生活是极其艰苦和危险的，张庆桢之子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灏回忆：“警报和防空洞，构成人生最初的记忆。一次轰炸后，他和父母从防空洞回来，家已沦为废墟，一片碎片瓦砾中，还剩下一个棕绷床垫躺在地上，中间有一块不知从哪飞来的巨石。”张庆桢时常教育小张灏唱《满江红》《松花江上》等抗战爱国歌曲，张灏几十年对于这些童年父亲教唱的歌曲仍然记忆犹新，时常张口就唱。
张灏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迎新联欢会上高唱《满江红》
重庆和伦敦成为东西方法西斯国家轰炸最多的城市，重庆大轰炸炸死了太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无辜百姓，但是炸不倒陪都人民的抗战意志。张庆桢在英雄的抗战首都重庆，在敌机的轰炸和物质的匮乏状态下，坚持了八年艰苦的教学行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张庆桢、汪慧芬夫妇与二女和儿子张灏1938年抗战时代摄于重庆沙坪坝
1939年8月张庆桢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1940年7月因病辞职。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沙坪坝期间，张庆桢再次受聘担任中央大学训导长、法学院教授兼司法组主任。
1990年，任职台湾“最高监察”机关负责人的王作荣（1919-2013）回忆自己和妻子范馨香（1921-1987，任台湾“最高司法机关”大法官，东吴大学和政治大学教授）在中央大学共同的大学老师张庆桢时说：“张庆桢老师在学校教书时便极为严格认真，好学生、坏学生分得很清楚，评论时事及当时人物标准也很高，对于不喜欢的人不假以辞色。对于打压我的人如果在电视上出现，他会将电视机关掉。他对先室助力很多，对我也十分照顾，教我如何应对高层人事，也喜欢读我的文章。看见我在报刊发表文章，他便高兴不已”。这段几十年后的回忆，让我们知道张庆桢教授在抗战烽火中，是如何尽心培养满园桃李的先师之风的。晚年张庆桢在台湾患病住院，子女因为工作在美国一时不在身边，张庆桢在不同时期的学生到医院轮流照顾老师的饮食起居，一时传为佳话。
1959年和儿子张灏，妻子汪慧芬摄于台北寓所
张庆桢除了在教学方面不遗余力的言传身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在中央大学担任训导长、司法组主任的行政职务也十分出色，使得抗战时代沙坪坝艰难环境办学的中央大学造就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南京大学的基本力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参事，张庆桢一家搬进了南京广州路的公教三村。不久出任敌伪产业清查团沪浙组委员，参与战后对日伪汉奸的依法清算工作。张庆桢刚正不阿的行事作风，对待汉奸的嫉恶如仇，让他成为国民党战后五子登科式“劫收”的一股清流。
1950年，于佑任写给张庆桢的书法
监察院长于右任选择监察委员的标准十分严格，必须才德俱佳，且不在自己的旧交故旧中寻找，只在大学中寻找品德良好的著名学者。曾长期担任监察院秘书长的杨亮功后来回忆说:“右老为国家网罗人才时，都从国内的各大学中去物色。许多人与右老根本不相识，但右老往往因为看了他们的文章或听到了他们的才名而去找他们。”张庆桢正是这样进入了于右任的视野，被选为监察委员，也与于右任结成了一辈子的忘年之交。直到2020年代的张庆桢之子80多岁的张灏教授家中客厅，还是悬挂着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作为行事做人的时刻提醒。
1947年媒体报道张庆桢调查弹劾宋子文案
1947年2月，发生了震撼全国的“黄金风潮”，直接责任者是行政院长宋子文与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1947年3月2日，监察委员张庆桢等对宋子文、贝祖贻等提起弹劾。弹劾书指出，日本投降时，中央银行有库存黄金500余万两，外汇美金6亿余元，还有接收敌伪银行的存金，金融状况不谓不丰。但宋子文指挥贝祖贻等人运用黄金政策不当，欲以抛售黄金收缩通货，却泄漏国库黄金的存数，使几家钱业机构大量收购黄金，结果黄金日少而通货日多，横溢泛滥永无回笼之望。弹劾书尖锐指出：“宋子文的财政政策无一不与民争利，无一不在培植官僚资本，无一不为洋货张目，人们讥为买办政权。”弹劾书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当局财政政策的强烈不满。宋子文在这种强大的制度压力下，于1947年3月1日下台。张庆桢的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精神赢得了国统区民众的赞许。
张庆桢晚年和张灏、儿媳妇廖融融合影
晚年的张庆桢在台湾和美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据张灏教授在父亲张庆桢以94岁高龄逝世后回忆，“我1949年离开大陆跟我家庭有关，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是立法委员，属于中上级官员，父亲当时认为只有一条路，就是走。不少人在犹豫，走还是不走。但我父亲没有选择……那是上海龙华机场一片慌乱的景象，到了台湾整个气氛很恐慌，很低迷，国民党政府信心动摇…..惶惶不可终日。”
由此可见，张庆桢在去台湾更多的是大时代裹挟下的无奈。张庆桢到台湾后，继续担任所谓“立法委员”，从事台湾地方法规制定工作。任教于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高等学府，为台湾地区乃至整个华人世界培养了大量的法治人才。张庆桢教授晚年的交际圈主要有王世杰、张其昀等台湾上层政经名流，《王世杰日记》中对于张庆桢的台湾岁月有十多处记载。大陆改革开放后，张庆桢时刻关心祖国大陆发展和法治建设，鼓励两岸法治建设的交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
他的这种家国情怀，也深深影响了其子，著名历史学家张灏教授的为学和为人。张灏教授一生探索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和谭嗣同，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正是由他的父亲那里生根启蒙。接触过张灏教授的大陆学人都为张灏教授的大中国情怀而动容。这正是张庆桢教授强烈支持祖国统一，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的家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