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导致政权更迭频繁，摧毁了北方的经济基础。
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规模南迁。从唐末至宋初，南方人口占比从约45%增至64%，总迁移人数估计达400万。
唐末宋初有大规模的人口向南迁移
随之而来的是继南北朝以后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再次重新定义并扩充了汉族的内涵和外延。
在这一次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文化和制度的传承再次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维系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纽带。这与后来西方文化中以强调生物特征为基础的民族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一段民族融合的历史，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权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的探索史。
唐朝的军事制度崩溃后，中原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武力输出模式，因而造成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宋朝则矫枉过正，形成了畸形的军事制度，以至于长期偏安一隅。
少数民族政权虽然武力强悍，但缺少成熟的政治制度。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文化。军事上的征服者，纷纷成为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但它们也始终没有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直到明朝整合了这几百年的历史经验，中原王朝才在军事上和文化上重新确立了双重优势。
明朝骑兵出征图
不过，后人的成就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这四百年民族融合以及制度探索的历史，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
契丹改制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并每年献帛三十万匹。对于一个契丹人建立的政权来说，这份厚礼却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统治难题。
晋高祖石敬瑭
契丹崛起的根基是游牧经济，其社会组织是建立在草场公有、全民皆兵基础上的部落制。
燕云十六州位于如今的山西、河北、北京等地的北部。
早在唐朝中期，这一地区的人口在与中原农耕人口频繁的交融后，已经掌握了农耕技术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农耕文化的认同。
燕云十六州
因而，辽朝面临一个关键问题：若在此地强行推行草原制度，势必破坏农耕经济基础；若全盘汉化，辽国统治者又担忧丧失骑射之本，失去军事优势。
此时，一个汉人谋士韩延辉提出了一个解决之法。
韩延辉原是后梁幽州参军，出使契丹时因不屈服于耶律阿保机而被扣留。阿保机怒其不拜，将其扣押在辽国牧马。
韩延辉提出“筑城郭，分市里，以处汉人”，确立了定居与游牧并行的方略。
同时，他还为辽国制定了初步的法律和赋税制度，使契丹政权从一个由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进行统治的游牧集团，开始建立成熟的政治制度。
期间，韩延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因俗而治”的二元管理体制，即南北面官制。
南北面官制
该制度的核心是设计两套并行的行政班子，分别管理少数民族与汉人的事务。北面官系统主要负责契丹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事务，其官员“冠服居处，一如契丹之俗”，保留了契丹的部族组织形式。北面官系统掌握着辽国的核心军事力量，如宿卫军和皮室军。
南面官则负责治理汉人、渤海人聚居的燕云十六州和辽东地区。南面官系统的全盘移植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并沿用唐律进行司法管辖。官员多着汉服、行汉礼。
通过南、北面官系统，辽国初步解决了两地治理的矛盾。但是，久而久之，一个国家中的两套体系必然会相互影响和渗透。
随着燕云十六州在辽国的经济重要性日渐突出，汉人的政治地位也不断上升。为了换取汉人的政治认同，辽国还模仿了科举制度，为汉人精英提供了上升通道。
到中后期，契丹贵族对汉文化的推崇日盛。辽道宗耶律洪基曾用白银铸造了一尊佛像，并在背后亲笔刻下六个大字：“愿后世生中国”。这里的中国，在当时的观念里是指中原地区。
辽道宗耶律洪基
与此同时，不少原本属于南面官体系的汉人官员，还不断被北面官系统吸收，使得辽国政权进一步汉化。
另外，通过宋辽边境的“榷场”贸易，宋朝输出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生活用品也在逐渐改变契丹贵族阶层的生活习惯。
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许多契丹贵族阶层逐步实现了文化转型，其身份认同与生活习惯逐渐向汉族靠拢，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
辽国采用两套管理系统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北方的民族情况极其复杂，辽国在北部边境长期面临来自女真族政权金国的军事压力。
辽国希望通过分开管理，一方面使得契丹的军事贵族保持战斗力，另一方面将汉人排除在核心军事系统之外。
但是，这种尝试最后被证明是失败的。辽国始终无法有效动员北方的人口，为其找到合适的武力输出模式，反而还要分兵防守，使其最终被金国所灭。
不过，金灭辽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金国汉化
公元1125年，金灭辽，成为北方的主要政权。
金宋联合灭辽行军图
金朝当时实施的是“猛安谋克”制度：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属于兵民合一的部落制度。
入主中原之后，大量女真人被整建制地迁入河南、山东等地。金没收了汉人的良田，分给这些女真军户，实行“插花式”混居——即在汉人村落中间安插女真村落，意图“以此治汉地”。
这一军事移民政策的初衷是控制汉人，但结果却是女真人的迅速汉化与贫富分化。
女真人不善农耕，往往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自己沦为寄生阶层。但是，大量女真人缺乏经营观念，常常将家财挥霍一空，再将土地卖给当地的汉人，最终贫困潦倒。
这一地理上的大转移还切断了女真贵族与白山黑水老家的联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迅速汉化。
为了方便交往、做生意以及对汉文化的仰慕，许多女真贵族开始在非正式场合给自己起汉名。
1135年，金熙宗推行汉化改革，完全采用唐宋官制，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分为尚书、中书、门下。
三省六部制
为了笼络汉人或表彰功臣，朝廷会进行“赐姓”，汉人可以被赐女真姓，女真功臣也会被赐予类似汉姓的荣誉称号。
1153年，完颜亮进一步废除了大量女真旧制，官方规定行汉礼，改汉姓，并力排众议将国都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至中都（今北京），后又迁往开封。
金朝的统治中心完全进入中原腹地。这导致“因俗而治”的空间被极大压缩，定居中原的女真人走向全面汉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完颜亮统治时期，女真皇族由完颜改为“王”姓，其他贵族姓氏也按音译或意译的方式改为单姓汉字。
到了金朝中后期，女真社会的文化面貌已发生根本性转变。金世宗完颜雍曾感慨：“女真渐忘旧风……后世均汉人矣”。
因不满女真的汉化倾向，金世宗发起了一场去汉化的改革。
金世宗完颜雍
他下令皇族子弟必须学习女真语和女真文字，并将《五经》翻译成女真文，规定亲王、百官必须练习骑射，禁止擅自改汉姓等。
他还下令在河南、山东等地的女真人集中居住，试图通过聚居来保持民族特性。
针对女真人贫困化、出卖土地给汉人的问题，金世宗多次动用国库赎回土地再分配给女真人。但是，这种赎买的方式治标不治本。一段时间后，许多女真人往往再次将土地卖出，重新返贫。
整体来看，金世宗的政策未能扭转女真人汉化的趋势。
而且，宋金之间经济联系密切，南宋的铜钱大量流入金国。在民间，百姓更认宋朝的铜钱。金朝一度下令禁止宋钱流通，但收效甚微。
金章宗时期，女真汉化进程达到高峰。金朝的主要法典《泰和律》几乎全盘沿袭《唐律疏议》。女真旧俗中的部分传统被严禁，儒家伦理流行开来。
定居中原的女真人改王、李等汉姓已成风尚，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汉人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除了户籍上还标注是“女真”外，在名字、语言、服饰等各方面已与汉人无异。
当蒙古大军南下灭金时，这些改了姓的女真人被直接划入了“汉人”。
整体来看，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仍然面临政治和军事制度无法协调统一的难题，在政治上进行汉化改革时，军事上依然在依靠旧的贵族武装，没有在新的统治地区找到合适的武力输出模式。
最终，金朝的结局与辽非常相似，被北方新崛起的蒙古族政权灭亡。
特殊的元朝
公元1279年，元灭宋，从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公元1279年元灭宋完成统一
元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非典型王朝。从完成统一算起，元朝的国祚仅有89年，在主要朝代中属于非常短的一类。
这与元朝始终缺少成熟的政治制度，同时汉化程度又比较低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课本上，我们知道元朝实施了“四等人制”：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是色目人，主要是被蒙古贵族视为助手和管家的西域人；第三等级是汉人，主要指辽、金时期经过民族融合后的北方人；第四等级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
元朝在科举考试中也按照种族采取不同措施
但实际上，由于治理能力有限，元朝的很多政治制度根本无法贯彻到基层，以致于社会上出现了“汉主蒙奴”的现象。
在元朝定居中原的过程中，大量普通蒙古牧民失去了草场又缺乏农耕技能，迅速陷入贫困。
为了生存，许多贫苦蒙古人会将子女卖给汉人富户为奴，或投身汉人富户做佃户。
元朝模仿宋制，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在地方设立了行中书省作为直接由中央朝廷管辖的一级行政区，并且规定汉官充任地方长官，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达鲁花赤”进行监临。
但是，在实际的地方治理中，这些人往往不懂汉语，不通农事，只关心税收上缴，具体的行政事务仍是由汉官或胥吏来处理。
元朝废除科举长达数十年，直到1313年才恢复，且录取名额极少。地方上的汉族知识精英无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意味着切断了中央与基层社会的连接纽带。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实质上形成了“悬浮朝廷”，无力对地方进行有效治理。反过来，地方上的世族豪强也过着“天高皇帝远”的生活。
直到今天，不少现代人称赞元朝是“最自由”的朝代，例如不搞文字狱，言论自由；不抑制土地兼并，尊重市场经济等等。但这些实际上是元朝的治理能力低下造成的，并非统治者的主观意愿。
而且，这里的“自由”显然是世家豪强的自由，那些卖身为奴的人是享受不到的。
治理能力的缺失还导致元朝无力应对农业社会的最大挑战之一：天灾。
1344年黄河大决口，元朝不仅反应迟钝而且国库空虚。朝廷只能一边简单粗暴地强征民夫修河，一边大量印制“至正宝钞”，来解决税收不足的问题。
至正宝钞
结果，救灾变成了害民，滥发的纸币导致物价飞涨，修河工地的恶劣环境还直接引爆了红巾军起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成为引动元朝覆灭的信号。
对比如今的美国，“自由”的政府不管救灾，看来是古往今来的通病。
整体上看，元朝统治期间，由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在社会中的占比很低，客观上导致了“汉人”的概念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扩容。
在元朝之前，几乎所有定居中原的人都被归入了汉人，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另外，尽管政治上存在严格的等级框架，但经济力量往往能在微观层面击穿身份的壁垒。对于底层老百姓而言，无论哪个民族面对天灾人祸都承受着相似的生活压力，因而产生了共同的情感。
同时，元朝的粗放治理意外地释放了市井文化的活力，催生出了元曲这一文化产物，使得底层百姓在共同的生存困境中产生了跨民族的认知。
元曲
而且，受限于治理水平，元朝在统治过程中始终高度依赖原有的游牧贵族军事集团，他们随着生活的安逸在不断地腐化堕落。
相反，元末起义军在不断的军事对抗中，再次找到了合适的武力输出模式。
红巾军起义
历史上，古代中国的统一进程多由北向南推进，南方政权鲜有成功北伐的先例。明军却从南方起兵，最终推翻元朝统治，打破了“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惯性。这个经过了多重融合的古老民族，终于重新焕发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