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文｜彭国梁

芙蓉中路从北往南，过营盘路大约一百余米，往右上建湘路有一小坡，坡口往右一条小巷，走几十步，即见左上方有一门牌：望麓园六号。以此为起点，从东往西，先过一拱门，那拱门便是望麓园的标志。再走二三十步，过一名曰戥子桥的横街，便进入了局关祠。局关祠长约三五百米，左边是十四中。再往前，过蔡锷路，进教育街。教育街西南角系原省文化厅，右前方则为省农业农村厅。再往前拐一小弯，即六堆子。六堆子的右边曰赐闲湖，左边往南沿青少年宫的围墙便到了中山路。快到中山路的拐弯处，即原省民政厅。中山路南原有又一村饭店，现已不存。现老照壁的对面，中山亭的东北角，便是青少年宫。青少年宫的南大门，面向中山路。原团市委就在这青少年宫的后栋。望麓园六号和青少年宫后栋，都曾是《新创作》杂志租借的办公场所。前面这一段介绍，颇似绕口令。你若走一走，估计不到一公里。但就是这么一条叫着不同名字的小街小巷，却有着历史的厚重，教育的传承，市井的鲜活，文学的繁荣。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我曾有七八年的时间，就在这一条交织着文化和烟火的历史步道以及它的周围四处行走，度过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望麓园六号

望麓园原为宁乡县试馆，清陕西巡抚、宁乡籍人士刘典于同治四年（1865年）倡建。试馆即各地学子来到省城参加科举考试时居住和学习的场所。刘典先生有《录试馆图记》曰：“试馆凡三进，第一进为头门，题曰沩宁试馆，左右有房阍者，居之中为正厅，最上为内厅，左右均有房。正厅之左为会客厅，昭忠祠右偏为达道斋。凡四斋，斋房各十四间。试馆之左为行火斋，凡四斋，斋房各六间。其规制略仿岳麓、城南两书院。落成之时，适为大比之年，多士云集，雍雍如也。”

“其规制略仿岳麓、城南两书院”，可见当年气势之恢宏，规模之庞大。那些前来求学应试的莘莘学子，在此晨昏苦读，又或在其街巷穿行，可想其时，书声琅琅，书香四溢，他们怀报国之心，展凌云之志，好一派勃勃生机。

二十世纪初，科举废除，宁乡县试馆改为宁乡县驻省中学。辛亥革命元老周震鳞曾主持该校。徐特立、刘少奇曾就读于此，还有毛润之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在此写作。“望麓园”三字门额原由周道恒题，一九五九年又由郭沫若重题。

望麓园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我与望麓园也有着特别的缘分，特别是望麓园六号。杨里昂先生在他的新著《浮生杂记》中，有一篇回忆《新创作》创刊的文章，他说一九八一年，全国各省会文联都办起了自己的文艺刊物，长沙市文联自然也不甘人后。只是当时条件太差，起步艰难，就连办刊物的房子也没有，只好向位于望麓园的革命纪念馆借了一间房子，摆上几张桌子就开张了，房子便是望麓园六号。

当时条件简陋，房屋狭窄，但人都年轻，百废待兴之际，有的是希望和激情。杨里昂先生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岳麓山下据称有“九大才子”，望麓园六号筑巢引凤，一次就招来了三大才子，即张新奇、贺梦凡、田舒强。之后，又陆续调进了周健行、萧楚奇、倪鹰、罗丹、李渔村、骆矩等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来当编辑。开始，杂志的美编是著名书籍装帧艺术家贺旭，现声名显赫的画家李自健也曾借调到杂志当过一年的美编。

《新创作》出了两期试刊号，其办刊的宗旨是“以扶植文坛新秀为己任，努力做当代青年的知音”，这两句话印在了每期刊物扉页的显要位置。据杨里昂先生回忆，创刊伊始“在京的湘籍老作家萧三、沈从文、丁玲、廖沫沙、朱仲丽等，都对这个家乡的新刊物给予支持，寄予厚望。沈从文先生用他那清秀的瘦金体为我刊题写了刊名。老诗人萧三热情洋溢地寄来了一首贺诗。关爱这个新生儿的不止湘人，以长篇小说《李自成》名噪当时的姚雪垠先生也兴致勃勃地为我刊题词，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为我们寄来了众多稿件。在湘的著名作家康濯、彭燕郊、未央、谢璞、孙健忠、王以平、叶蔚林、古华、谭谈、张扬、莫应丰等都应邀前来为我们举办的青年文学讲习班上课，或为青年作者评点习作，或为刊物撰写介绍创作经验的文章。”

“以扶持文坛新秀为己任”，现在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女作家残雪，她的处女作《污水上的肥皂泡》便是发表在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的《新创作》上，后来她多次提到此事，提到望麓园六号。

我与望麓园六号有缘，无疑也是这风水宝地的最大获益者。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其时我刚从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毕业，分配到冷水滩耐火材料厂子弟学校任教。这两年的暑假，承杨里昂先生的信任和厚爱，我荣幸地在《新创作》杂志协助看稿，与全国各地的读者回信。我记得那两个暑假，我都睡在编辑部，一张好大的竹板床，白天放在门角，晚上搭在两张长凳上。傍晚下班前，有一个讲普通话，长得非常帅气的寇丹先生，向我反复地左叮咛右交代，生怕丢了稿件，或者有所闪失。那两个夏天，我如同一只青蛙，在文学的池塘里跳来跳去，或看荷花盛开，或在夏夜仰望星空。记得我以编辑部实习生的身份参加过两次笔会，一次在望城县的黄金乡。那次笔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何立伟刚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小城无故事》不久，在一条乡村的小路上，在几位美女的陪同下，他摇头晃脑地背诵着：“护城河绕那棋盘似的古城一周，静静蜿蜒，即或有几滴浪响……”他说要讲究音韵和节奏。另一次笔会，则是和李渔村先生等一道，登上了湘江边的昭山，山顶上有一座庙，站在庙前看湘江北去，别有一番景象。

杨老师在回忆《新创作》创刊的文章中还写道：“还有新乡土诗人彭国梁，当时正在读大学，他的处女诗作也是在《新创作》上发表的。有意思的是，十几年后从这里走出去的他，又回来当上了这家刊物的主编。”感谢杨老师的厚爱，但这里有两处有误：其一，《新创作》创刊时我大学已毕业；其二，我的处女作发表在南京的《青春》杂志。阴差阳错，世事难料，一九九六年，感谢杨老师和少白主席的信任，他们将我从长沙市广电的《空中之友》报调到了望麓园六号，让我当上了《新创作》杂志的主编。我有些受宠若惊，也有游子归家的感觉。望麓园六号和十多年前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化，除了编辑部以外，长沙市文联的其他部门都在里面办公，一个紧凑而儒雅的三层小楼。太亲切了，那张我曾经摸来摸去、写满了我文学梦想的木门，那条我走来走去、依然温暖舒适的小路……

我接手《新创作》之后，其装帧设计和栏目的设置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杨老师他们当年写在扉页上的宗旨“以扶持文坛新秀为己任，努力做当代青年的知音”却没有变。与杂志相关的种种，因篇幅原因，在此从略。

 然而，就在望麓园六号的隔壁，有一个小小的盲人按摩院，让我想忘也忘不了。按摩师姓杨，是后天性盲人，我没见过他用棍子敲打地面，我躺在床上，他的手指与我的五脏六腑交谈。他把我的身体当作琴，仿佛能弹出世界名曲来；他又像把我的身体当作电脑，他要从电脑中调出满意的图案，或敲打出得意的篇章。我把摩托车停在门外，他从摩托熄火的声音里就能判断出我的到来。我不说话，只轻轻地咳嗽一声，他就会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名字。在那个特殊的世界里，他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场。我臣服，我被感染，我把心里的话掏给他，我对他的每一根手指都肃然起敬。后来长沙县府迁往星沙，他是最早一批在星沙买房的。我专程去拜访过，依旧是个按摩院，只是规模变大了，一个四层小楼，大约有四五个按摩师，我和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按摩可称之为“望麓园分号”。

局关祠

从望麓园六号往西几十米，过戥子桥，便是局关祠。局关祠系一条小巷，全长约三百余米。原局关祠又名关帝庙，在北门外吊桥处。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关羽屯营于此，后人即以其地建祠以祀。这之后，毁而建，建而毁，饱经岁月沧桑。清末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有联题关帝庙：

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俱丧胆；

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

至民国，祠庙不存，旧址曾作北区警察署和平民学校。四周均为民居，现仅有这一条小巷，名局关祠，但很少有人会因此而想起关公。

局关祠以南，现为长沙市十四中，也就是田家炳实验中学。其前身为曾国藩祠和浩园。我在《长沙沙水水无沙》一书中有《浩园》一篇，对此曾述其详：“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去世，谥文正。第二年，朝廷指示可在长沙建一曾国藩专祠。于是，湖南当局便赶忙张罗，其址选在今蔡锷路以东、中山路以北、局关祠以南的一大片，约六十多亩地。”

据曾国藩的后裔曾宝荪说，长沙曾文正公祠，是受清朝皇室所赐的祭银三千两，门生亲友祭银四五千两，以及盐商的捐助建起来的。她在回忆中写道：“祠堂外面有一大坪，为轿马停歇之处。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两边钟鼓楼，正殿上有文正公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是翰林汪诒书所补写。其余匾额对联，都因为数次兵燹，荡然无存。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秀才们可以读书，也有山长讲学。后来由郭钧老（嵩焘）与先惠敏公（曾纪泽，即曾国藩长子，曾宝荪的爷爷）商量，供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于思贤讲舍。当时清廷不许王船山配享孔庙，因为王船山种族革命思想甚深，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视为禁品。船山的遗书乃由文正公在江南传忠书局所印，也只有文正公因有挽救清室的功劳才敢印。因此惠敏公和郭钧老才敢把王船山配享曾文正。”

曾宝荪，字平芳，号浩如，民国初年留学英国，攻读生物学等。一九一七年回国，一九一八年与其弟曾约农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一九一九年将艺芳女校迁入曾国藩祠。其时，祠后有园，名浩园。曾宝荪是这样描绘的：“文正祠正殿后面，有一花园名浩园。由正殿后门出来，便看见一带青山，山后有一个大池塘，大约广袤十余亩，成曲尺形。长边狭仄，抵思贤书局，短边宽大，尽头有一八角亭，久经摧残，匾额已不可考。曲尺转弯处有一玲珑石山并小石桥。石山上有一茅亭，题曰’存朴亭’。由存朴亭下来，沿着石砖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原来作为生员宿舍，迤东便到了’听雨轩’。此处楼台高耸，为园中最高处，可以看见城中风景。再东为回廊及石山小径，直达思贤书局。路上也可经过一大石桥，至正殿后厅，沿途花木竹树，极为美观。每年五月五日，照旧老例开放浩园一次。”

一九九六年初，我有幸进入望麓园六号，主持《新创作》杂志。机缘巧合，我之胞弟国柱与弟媳早芝也在距编辑部一箭之地的局关祠开了一家小小的蒸菜馆。家乡的味道，童年的回忆，异常亲切。那两年长沙时兴吃蒸菜，火车站背后有蒸菜一条街。局关祠这个小蒸菜馆可谓应运而生，又异军突起。蒸腊鱼腊肉，蒸牛肉排骨，蒸腊肠油渣，蒸茄子豆角，能蒸者，照单全蒸。还有木甑蒸饭，米汤萝卜菜等一应俱全。小店名又一庄，有广告词曰：蒸菜又一庄，蒸出满城香。

其时，我与前妻分手不久，三餐无着，加之又一庄就在编辑部的旁边，自然又一庄便成了《新创作》的食堂。有远方来客，有作者造访，无不带他们前往，辣他们一个满头大汗，爽他们一个荡气回肠。记得武汉的红桃K集团与《新创作》有深度合作，驻湘办事处的负责人余楚杰和“帽子李丹”便隔三岔五地带着一班人马在又一庄进进出出。

又一庄门面小，客多拥挤，只好把桌子摆到店外的街上，还要不断地翻台，好不热闹。奇怪的是，那时好像没有城管前来巡视，幸哉幸哉。

又一庄在局关祠居中的位置，开始几年，靠西，因太小，后来往东挪了一下，换了一个两层小楼。那小楼不起眼，我有一个公安朋友，他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当便衣警察，在那楼上住过几年，谁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弟弟后来兴趣转向，迷上了篆刻、写字、画画，都是源于局关祠那小楼之上。

偶有雅兴，我和老弟还学着下围棋。开始时，我俩水平不相上下。所谓围棋，知道一个白一个就黑，一个先一个就后，知道围棋就是你围我来我围你。一个贪小失大，一个不顾金角银边去占“肚皮”，一个漏洞百出，一个视而不见，一个歪招接歪招，一个洋相再洋相，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这就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胸中有怨气，下一盘棋气就消了；不平的路上碰了石头，下一盘棋，脚就不痛了；日子太长，下一盘棋，日子就短了。

又一庄的对面就是十四中，也就是曾经的曾国藩祠，曾经的浩园，曾经的艺芳女校。我有一个中学老师，后来从江背中学几经辗转，调到了十四中任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老师，他叫曹泽杨。他与我和我弟都超越了师生关系，而成了忘年交。曹老师是一个老长沙，对长沙的老街道老字号如数家珍。他曾为一家报纸写过一系列与老街道有关的文章。在与曹老师的交往中，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是，他是一位闲适的大家。我曾调侃曹老师：喝得一口好酒，抽得一口好烟，也聊得一口好天，且动手能力特强，炒得一手好菜，打得一手好球，下得一手好棋，弹得一手好弦乐，写得一手好文章。可以说曹老师既有几手，又有几口，是一个让我辈后生羡慕不已的既可动口又可动手的谦谦君子与七尺男儿，他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

从一九九六年开始，有事没事，一有空闲，我就会与曹老师相约又一庄。几个蒸菜，两瓶啤酒，偶尔也喝白酒，我们东拉西扯，说古道今，无数美好的过往，消散在烟酒蒸菜的趣谈之中。最为难得的是曹老师在他的晚年，忽然静下心来，将他毕生浸淫长沙的经历，和他对长沙民风民俗的深入了解，写出了四本全是与长沙民俗文化相关的书：《长沙忆旧》《湘人百态》《湘城掌故》《泽杨散文选》。老出版家李冰封先生读后评曰：“所有这些，都是长沙实实在在的历史，都是深入了解长沙人特色的很好的文学资料。这样的书，它的出版和流传，和那些假大空的唱高调的文学作品相比，孰优孰劣，自是泾渭分明。”遗憾的是，二○○九年的某一天上午，曹老师从外面办事归来，忽然就倒在了他教了几十年书的校门口，一倒下就没有再醒来。那是曾国藩祠的墙外，浩园的墙外，艺芳女校的墙外。长沙市十四中，也即田家炳实验中学，永远失去了一个好老师。一年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曹老师的书，长沙民俗的大辞典》，以示怀念。

（节选）